作者 / Spark，猹猹，Hsing，鄒不忌，音痴君，維德
編輯 / Marble，PZH，狗々，CC，熠遠
如果一個國家的孩子說大人話辦大人事，這個國家的大人准說孩子話辦孩子事。 —— 鄭淵潔
見信好。
我們和同學們在朋友圈看到你那篇《一位高中生給「方方阿姨」的信》時，都不由得悚然。倒不是因為你的觀點多麼出奇、思想多麼高深，而更多是因為你圓滑油膩的議論策略，即：
「「我」，一位高中生，才疏學淺，年方十六。方方，一位身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作家，因為《武漢日記》聞名遐邇，也六十五歲，似乎德高望重。「我」知道一些道理；這些道理我是從百度、家長、老師處學來的。可是連我都知道的道理，方方阿姨卻都不知道，65 歲了仍然要「與眾不同」，實在是令人遺憾呢。 」
我們無法忽略你議論策略中的詭異之處。其一，你的議論無時無刻不將方方置於某種高位（「作家」）、將「我」置於某種低位（「高中生」），通過這一反差營造出「方方不知她理應知道之事」感。你將自己的觀點偽裝成中立的「道理」，讓讀者混淆「方方實踐的道理錯了，因此因此值得批評」和「方方無知，因此可笑」兩種不同內容，進而混淆實事求是的批判和情緒化的嘲諷。其二，你反覆表達自己不知這個、不知那個，但 1. 你訴諸的一些論據本就是自己的杜撰；2. 你既然已經基於這些論據建立了自己的論證，又何必假裝「不知」這些依據的真假呢？
不過，如果硬要說你的信有什么正面效果，那就是它的確引發了一群和你同齡的高中生的思考。因此我們，作為高中生，在此也給你也寫一封回信。
在反覆閱讀你的文章之後，我們提煉出你原文中的觀點如下：
1. 「作家就是有使命感，用優秀作品鼓舞人、激勵人的人」，並且「作家是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的」；方方沒有使命感、不激勵人，不弘揚主旋律、不傳播正能量。所以，方方是失職的作家。
2. 不同時代的作家職責不同。過去的時代是黑暗的，所以那時的作家應該批判時代的黑暗；如今的時代是光明的，所以現在的作家應該歌頌時代的光明。方方在光明的時代卻只專注於批判黑暗，是錯誤的；方方應該更多地頌揚光明。
3. 國家的苦難屬於「家醜」；外揚家醜是「不懂事」的行為。方方寫作《武漢日記》是外揚家醜；方方是不懂事的；方方寫作《武漢日記》是錯誤的。
4. 身為一國公民是「端別人碗」；「端別人碗要服別人管」，否則是不感恩；方方「端國家飯碗」所以要「服國家管」、要感恩。《武漢日記》卻不感恩。
我們將在下文中反駁你的觀點，揭示你觀點背後預設的前提並對它們加以批判；但同時，我們無法忽略這樣兩件事：
如果你真的是和我們一樣的高中生，我們需要反思：什麼時候起，高中生失去了論述觀點的能力或勇氣，以至於要動輒自己的無知、將完整論述的責任甩給自己質疑的對象？九年義務教育在邏輯思維的教育上，以及在道德素養的培育上，究竟出了怎樣的紕漏？
如果你是冒名高中生的成年人，我們則需要反思：為什麼高中生形象會和一個使用低幼化語言、不敢表達觀點、擺出「畢恭畢敬」的姿態暗下譏諷的人重合。「兒童」和「未成年人」的形象多是被成年人塑造的；「兒童」的愛好和行為多是被成年人所制定的；此以「高中生」形象炮製的謊言背後，折射出作為社會印象的「高中生」與真實的高中生存在的極大程度的脫節。
因此，在這裡，我們也向全國各地的高中生發起呼籲：
我們要做敢光明正大發表觀點的青年。有異見，應當正面展開論述。對作品的駁斥，可以通過揭露寫作手法中詭計、援引內容並批駁其觀點、反思其效果，而不是以「我聽別人說」為論據，「我不知道，您說呢」為駁斥。反對任何人，包括方方的武漢日記都是可行的，但這種反駁需要遵守基本的邏輯和規範。
總而言之，希望今後的高中生即使無甚深刻的洞見，至少能堂堂正正說話，光明磊落做人。
那麼，我們開始吧。
1
什麼是「作家」？方方是真正的作家嗎？
信件中，你首先給出了對「作家」的定義——這確實是合乎高中教育的論證方法，但你具體下定義的方式卻令人愕然：
我特地查了百度百科，結果很失望。一個說作家就是有使命感，用優秀作品鼓舞人的人，另一個說作家就是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的。也不知他們說的對不對，您說作家是什麼呢？
你給出了定義——只有鼓舞人、激勵人、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的才叫作家。竊以為在後文里你也認同了這定義——你批判了方方不鼓勵人、不激勵人、不弘揚主旋律、不傳播正能量。那你為何又「不知他們說的對不對」？在論證中，論證者採取的定義是論據的一部分。你懷疑這定義的真偽，未免有為你的論點掘墳墓之嫌——你到底信不信自己說的話？
再說你的「特地百度」。或許你不知道，一些時候百度並非可靠的信息來源——還記得輕信百度可能意味著就醫事故麼？不是所有網際網路上的材料都能被當作論據。照搬百度內容來為自己撐腰有失媒介素養。
此外，我們用同一搜尋引擎的結果如下：
作家，泛指能以文化創作為業，寫作的人，也特指文學創作上有盛名成就的人。
可見你給出的定義甚至和百度都沒有什麼關係，實則是自己發明的；而你發明這一定義也缺乏普遍性和可靠性，也就不能支撐你其後圍繞「作家」一詞、或身為作家的意義而展開的論述。
哪怕從你給出的定義來談，你的觀點也自相矛盾。試想一名受困於湖北鄉下的普通青年，是從「謝謝領導，湖北沒有困難」的文章中更能得到「鼓舞」「激勵」，還是更從一些記敘生活點滴、柴米油鹽的字句里得到寬慰？所謂的主旋律、正能量，一旦成為脫離人民群眾實際生活的官腔、套話，就失去了其宏大敘事昂揚向上的力量——沒有人會在葬禮上放《好日子》，你也不會在「爸媽晚上動靜太大」的時候高聲朗誦「少生優生」。
此外，即便我們非要同意，「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確實是作家的神聖工作的一部分；我們也必須指出，如果一位作家止步於此，那 ta 就不是作家，而是複讀機罷了。對既有的主旋律的翻唱不具有創造力，也與藝術分道揚鑣，遑論成就那記錄、呈現人民的喜怒哀樂之偉業。從屈原到雨果，從托爾斯泰到魯迅，作家從不因你所謂的「正能量」偉大；「為詩、古文辭，頗著清譽」的、寫「遙想湘江歡父老，漢皇今睹沛中歸」的嚴嵩是個馳名貪官。論歌功頌德，縱詩聖杜甫自當退遠；頌海晏河清，雖胸無點墨又有何難？
至此，一個險惡的預設已經水落石出。試問：揭露社會問題可否能鼓舞、激勵人？作家揭露社會問題，是否與傳播正能量矛盾？——倘若矛盾，「正能量」又是什麼？如果「正能量」的傳播意味著壓制批評乃至忘卻記憶，那如此「正能量」還有「正」之意義麼？
你在寫作時似乎有意無意將揭露醜惡和歌功頌德相提並論，似乎預設：這二者除立場外，無論難度還是方法都無區別。你會做出如此預設，若非無知導致的低幼，就是刻意為之的虛偽。揭露醜惡之聲和歌功頌德之音，何者更危險脆弱、何者更稀缺、何者更需要保護，對這些顯而易見之事，你又在裝什麼外賓呢？
2
你說：
方方阿姨，魯迅誕生在一個黑暗多於光明，被壓迫多於壓迫，被奴役多於奴役的時代，那時候，反抗與鬥爭是那個時代的主流，魯迅扛起的是那個時代的擔當，是一個作家的時代使命感。
我看了您的日記，我在琢磨，今天時代已經不是那個時代，魯迅時代的使命還是今天作家全部使命嗎？在一個光明時代，作家的主要精力是多用在提振民族精氣神上，還是一味地聚焦不足之處，不停地揭露和追問呢？這個問題，我答不上來，您肯定能。您是作家！
也就是說，這個時代是光明的時代，所以作家應當「提振民族精氣神」而非「不停地揭露和追問」，著眼於「黑暗」的文字和信息不當有。可是，既然已經是光明的時代，為何還會有眾多由其講述、卻被制止的黑暗？
這是一個一目了然的邏輯問題：你不能率先通過規定「今天時代已經不是那個（黑暗）時代」來制止別人揭露黑暗，再通過這種揭露之缺乏，反過來論證現在已經是光明的時代了。
而你所謂之光明與黑暗，縱觀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它們總是同時存在、相互角力——卻並不對稱：人們如果不能充分發掘和消滅黑暗，就會墮入更深刻的黑暗乃至滅亡；人們如果不能發現光明，那就更說明這個時代已被黑暗充滿、而人們是時候「敢叫日月換新天」。
工業革命時期，人們有熱火朝天的機械化生產、有完善的「勞資分工合作」，難道不是「光明的」時代？有多少人看得見工人工作環境惡劣、工人長時間工作得不到休息、貧富差距逐漸增大等社會問題呢？倘使馬克思、恩格斯們都不著眼於時代的黑暗，當下你我偉大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