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組數據是「新中國」的同齡人都熟悉而且親歷的：
1950年到1955年，「土地改革」殺地主、「三五反」鎮壓「反革命」500萬人；
1957年1958年，反右，「坑儒」375萬(有的統計是550萬)人，其中有200多萬人消失不知去向；
1959到1961年，大躍進、大煉鋼鐵、大辦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高指標導致三年大饑荒，餓、病死至少4000萬人（有的統計是5300萬人）；
1965年到1976年十年瘋狂的文化大革命，全國一半人被捲入，近一億人被批鬥關押牽連，死亡至少2000萬人；
1989年，坦克血腥鎮壓要求民主政治的靜坐學生，死亡人數尚未解密；
1999年至今十七年，鎮壓崇尚道德良善的法輪功學員，至少數百萬人被抓捕，數十萬人被判刑，酷刑導致大批致死，而且還在繼續。
這裡還沒包括近年來全國範圍內的強拆、抓捕異議人士、冤假錯案等導致死亡的無數個案—–
計8000萬左右。近些年來屢次有人公布這個數字。什麼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法西斯滅族式的屠殺猶太人，國際掌握的數據是1700萬人。被全球公認為是人類公敵，犯有滅族罪、反人類罪等。和平時期的中國，在共產黨治下，無辜百姓被殺，人數竟超過兩次世界大戰的總和！令人髮指！縱橫天下，亘古無有，該如何評價！？
其實，這種殺戮與共產黨的發展是同步的，不是建國才開始的。
早在1930年，中共紅軍內部肅反，開殺戒毫不手軟，在短短兩三年內，有十多萬紅軍人員不是死於戰場，而是被共產黨鎮壓，死於自己人手中。徐向前在其回憶錄中說：「僅1931年9到11月兩個月間，紅軍官兵被殺掉十分之一，實在殺不過來了，就用機槍掃射。1932年春殺人達到高潮，紅二十五軍原有一萬二千人，經過四十三天肅反，僅餘六千人。其中一次就逮捕三千九百多人，即時就殺了二千五百人——其殘忍程度令人忍受不了。」所以肅反中發生過富田起義，結果是更殘忍的鎮壓。起義人員副排級以上幹部全部被殺。事後證實，所謂的紅軍內AB團完全屬子虛烏有，肅反完全是主管臆定。十萬冤魂皆是滿腔熱血救國救民的志士！事後黨中央無人承擔責任。因為他們的口號是「寧錯殺一百，不放過一個」（主要領導人張國燾親自參與審訊、刑訊、逼供）。
1942到1945年毛澤東領導大規模的延安整風運動，人人自危，關押批鬥，死亡至少有上千人（被處置的多數是知識份子）。1937年投奔延安的知識份子王實昧為共產黨的理論宣傳工作立下汗馬功勞，搞過馬列主義編譯、辦過《解放日報》、辦過《穀雨》雜誌等，因在整風中揭露延安新生活的問題以及等級制度、官僚化問題被扣上了「反革命托派奸細」「國民黨特務」「反黨五人集團」等罪行，被用大砍刀砍了一百多刀，扔到了枯井裡。誰也不敢為其叫冤。
1948年解放軍攻占長春，被稱為「兵不血刃」。採取圍城戰略，確實沒有開戰，可半年圍城的結果是眼瞅著活活餓死12萬到15萬和平居民！因為圍城，城內糧絕，餓殍滿街。因為不放行逃荒，城外圍困的哨卡前屍體成堆。有的戰士因不忍開槍打死逃生的平民百姓而開槍自殺。當時輿論認為這種圍城構成剝奪生存權的人道主義罪行。
是不是可稱為變相殺戮？
貫通歷史的殺戮。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特性。
就像虎狼會吃人一樣，一路血腥，無疑體現了虎狼（這個黨）的魔性本質、本性。
所謂的新中國建國六十八年來，共產黨發動的政治運動不斷，每次運動對於十幾億中國人來說都是一次煎熬和劫難。從這些數據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些運動的目的和結果，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共產黨第二個可怕的特性：按類別殺戮的群殺形式——滅族、屠族性。
共產黨的天下姓黨，不姓「人民」。對於共產黨來說，這個原則是任何情況下都不可動搖的。其治世不是遵從人類的普世原則，其法律不是以維護人民群眾利益為準則，衡量好壞優劣也不是以人性善惡為取向，而是一切都以共產黨政權需要為軸轉動，以黨的利益劃線，靠其特殊的政治嗅覺於不同時期在人民中劃出不同的「敵人」群體，然後利用龐大的專政機構鎮壓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個性質決定它永遠有敵人，永遠與人民為敵，也決定了所謂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就是專門「專」人民和民主的「政」。因此，歷次運動都是為政權需要而發動、展開，都是以改造與消滅某部分人（民）為目標。而且都是發動黨內黨外全民參與，以此部分人整治彼部分人，把目的隱於「群眾運動」之中，形成人人整人、人人挨整的局面，人人自危、人人擔負罪過。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毛澤東說：「八億人，不鬥行嗎？」「鬥」是根本，以戰爭時期農民「痞子運動」的形式為模板治理國家和百姓。殺人都能形成「運動」，「運動」的目的就是消滅自己國家某部分人，不論好壞優劣，既不是個人有什麼罪過，也不是這個族群有什麼罪過，只是因為它被共產黨劃成對立的「階級」，劃為「敵人」。這種現象是社會主義國家特色。
建國初期，土地是私有化的，地主和普通農民都是生產力、勞動主力，他們靠自己的勤勞和積累以及各自命運走向，各擁有不同的財產和地位，關係是互補的、動態的、變化的，這應該是社會的正常狀態。要改變這個經濟結構需要合理的經濟和社會運作。靠武力由一方消滅另一方，並占有其財產，無疑是強權專制和土匪行徑，是對社會公平、公德及規律的破壞，是殘忍的不人道的，不符合人類社會之「道」，也不符合「天道」。但共產黨卻就是這樣乾的。
1950年，在農村掀起「土地改革」運動，把人（農民）按土地、財產的多少劃分為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僱農幾個階層，把地主富農和貧下中農對立起來，發動貧僱農鬥爭地富農，無代價地剝奪、瓜分地主和部分富農的土地、財產甚至生存權。當時的局面是「戶戶鬥爭，村村流血」，到處都是「聲討大會」，地主這個人類群體已經不被當人看待，沒有了人的發言權，也沒有了人的尊嚴，被捆綁，被毆打、被批鬥然後被處決。沒有也不用專門的審批機構，鄉里甚至村里就有處決權。隨意的程度就像殺一頭牛一隻雞。大批曾在鄉里村里修橋修路、建廟建學堂，為抗日買槍買炮、捐布捐糧，在當地頗有影響、有貢獻的地主紳士也都被殺掉了，地富家庭個個心驚膽戰，朝不保夕。比如四川的大地主劉文彩當時是作為地主惡霸的典型被處決，改革開放後，當地人把他的功績整理出來紀念他，恢復他建立的窮人孩子可以免費讀書的學校，稱他為崇德尚文的大善人。
開國就開殺，兩年間被殺掉的地主紳士就達260到280萬人！共產黨把地主富農當做原統治階級的一部分來消滅，用這些人的生命為新中國鋪出了一條血路。歷史上朝代更迭是正常的，但如此有目標的殺戮從沒有涉及到百姓，這種冠名式族殺的「開門紅」震懾了全中國的人！對立、鬥爭、暴力、殺戮是共產黨給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種下的仇恨的種子。中華從此沒有和諧，人際關係由此開始緊張。
緊接著的「鎮反」，是建國初期要消滅、剷除的另一部分人——原統治階級的「殘餘勢力」。原國民政府的各類余員、雇員，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從上到下為數不少。這部分資源是可以保護、續用、利用的。共產黨的天下不是人民選出來的而是打出來的，當時人們還存在著正統意識，對國民黨的統治還有保留，對此觀念的轉變需要的是時間、仁政、寬容、安撫、等待，但共產黨的鬥爭哲學，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自然也要用槍桿子來掃蕩對政權的「隱患」，共產黨把這些人統統歸為敵對勢力來消滅。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國剿匪紀實叢書》記載，僅剿匪就殲滅258.4萬人。
1951年3月毛澤東批評說：「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殺反革命，這種情況必須立即改變」就這樣，鎮反在全國展開，「公審大會」此起彼伏，然後成串地押赴刑場或就地處死。時評家謝天奇著文說各地甚至按比例殺人，「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應超過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一，在城市要小於千分之一」。這就是說，不論這些人是否有罪，是好是歹，只管劃入「比例」去殺，比例不夠還不行。中共官方1952年底公布，消滅的「反革命分子」是240餘萬人。實則殺掉的國民黨縣長以下及地方甲長、公教人員等要遠遠高於這個數。高潮時，據當時中央廣播電台報導，皖浙蘇魯四省一個月內處決了117.6萬人；華中華南兩個地區一個月內處決了150萬人！
實際上，自此後「反革命」成了共產黨「革命」路上一切有歧義、異議人士的代名詞，不停「革命」，就得不斷「鎮壓」，鎮壓「反革命」在中國就再也沒有停止。
1957年反右運動，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下，號召知識份子給黨提意見、建議，幫黨整風，其言琢琢，其意誠誠。結果所有提意見的人都受了騙，所有意見都成了把柄，成了「攻擊」黨的依據。其中百分之八十多是中國本來就少有的知識人群，很多是卓有見識的中國精英和專業人才。知識階層因為有思想、有見解，壓根就是共產黨仇視的階層，列寧曾說過：「對革命而言，保證成功的可靠手段是消滅統治階層和文化階層。」40年代延安整風整的就是知識階層，此時延安整風在全國重演。
抓右派也是有名額有比例的，名額不夠的不管右不右隨意抓人補上。任何一個人都可能瞬間被抓成右派變成「敵人」被關進監獄。頗有些「唐吉歌德」，令人啼笑皆非。比如有人在集體照片上寫了「友誼天長地久」的字樣，結果被人舉報說成是右派「反革命集團」的誓約，照片上的人全被抓進監獄判了刑。有人因指出報紙上的幾個錯字，就被打成右派。沒有法律依據也沒有道理可講，誰也不敢給誰提意見，恐懼得風聲鶴唳。據不完全統計，錯劃右派有317萬多，到70年代末落實政策摘右派帽子時只有55萬。有200萬左右知識份子在這次運動中消失。「反右」是中共極「左」的利劍，是知識份子的雷池。扣一個「右」的帽子就可致人於死地或勞改或監禁，一旦成了右派，就像身上打了烙印，成了社會的最底層，人們都避而遠之，什麼專業專長糞土不如。自此人們尊崇知識的觀念被粉碎，言論再也不敢自由。政論家陳破空在一文章中說「此後全國可以說是鴉雀無聲，人人噤聲，這種恐懼感一直到今天還深植在中國老百姓的骨髓之中。」問題是反右在共產黨的理念中是隨時的，有左就有右，有右就要打，所以很多人是父輩是右派，子輩還是右派；北京維權人士胡佳說：「我父親是清華大學的學生，被打成右派；我母親是南開大學的學生，也被打成右派；50年後我也成了右派。」國民黨元老陳布雷的女兒陳蓮早年加入共產黨，是重慶地下黨員，曾出生入死為重慶解放做出重大貢獻。她文革遭批鬥跳樓死後，她的兒子說：「我的父親袁永熙（1953年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兄弟三人，參加革命都出生入死，結果卻是一個被錯殺，兩個成右派，我媽又慘死，簡直無一倖免。那麼，這又是為什麼呀？！」誰又能說清共產黨的邏輯是什麼！
不僅右派，共產黨講「血統論」，「龍生龍，鳯生鳯，老鼠生兒打地洞」，全國的「黑五類」全家幾代人都生活在社會的陰影里，一有「運動」就心驚膽戰。
鎮壓法輪功學員是最典型的屠族式殺戮。1999年「720」之前，到處都是法輪功的修煉場，全國有近一億人修煉法輪功，社會道德、健康狀況明顯提升，受到社會的普遍讚揚和認可。人大委員長喬石和國家體委有關人員曾組織調查，結論是：「法輪功對社會有百益而無一害」。可是這並沒能改變江澤民剷除法輪功的決定。想明白了，這也是必然的。法輪功是佛家大法，講「真、善、忍」，太正了，與共產黨的「假、惡、鬥」格格不入，一弘揚出來，就糾正著社會上的不正之風。江澤民是惡類的代表，利慾之心骯髒無比，自然容不下能清除邪惡的正念。他在政治局常委中排除眾議一意孤行，首先在政法委之外又層層設立了龐大的專門整治法輪功的邪惡部門納粹組織「610」辦公室，歸他直接領導，使用造謠栽贓的卑鄙手段導演了「天安門自焚」偽案（當場害命），陷害法輪功及法輪功創始人，欺騙視聽。（「天安門自焚」案早在2001年就被聯合國教育發展組織的專家證明為中國政府造假。2011年聯合國人權大會通過「譴責中國政府搞國家恐怖主義決議案」。對中國的「天安門自焚案」錄影進行技術分析，並製成揭露真相的記錄片《偽火》，公布於世界。記錄片《偽火》獲第五屆哥倫比亞獎電影節特別榮譽獎。中國政府的陷害罪醜行傳播於世界。）而後江澤民又惡毒制定了整治法輪功學員的政策：「從名譽上搞臭」（給法輪功造謠）、「從經濟上截斷」（不給法輪功學員開工資）、「從肉體上消滅」（可直致死亡），揚言「三個月內消滅法輪功」並說：「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殺，直接火化，不記錄屍源，不問責」，赤裸裸的完全背離憲法、背離法律，脫離了「人類」底線。共產黨再一次暴露了它無法無天目中無人殺氣騰騰的本性。也就是說在共產黨的治下，法輪功學員不再有人權，不再有生存權，可以隨便處置。於是抓捕、酷刑（古今中外酷刑大集）、強制洗腦、以致活摘器官（王立軍事件曝出江澤民下令活摘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出售的獸行，2014年經「國際追查組織」調查：中國軍隊的主管部門證實是江澤民親自批示「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做移植」，並有薄熙來的錄音佐證。中國已成為了世界著名的活體器官供體庫。因此，以色列、加拿大、西班牙等很多注重人性的國家都立法禁止到中國進行移植手術），殘害法輪功學員種種罪惡不一而足。看守所、勞教所、訓練班、洗腦班、監獄、精神病院人滿為患甚至還有部隊的集中營（如蘇家屯）。不完全統計參與活摘手術的醫院達891家，醫生達9519名。國家投入迫害法輪功學員的費用是軍費的二倍。同時開動了國家所有輿論機器大肆中傷法輪功，為了掩蓋真相而嚴禁法輪功學員散發真相傳單，見了就抓，抓了就打，打死概不負責。
「國際追查組織「跟蹤了近20年調查取證，相繼出版《屠殺》（伊森.格爾曼）、《國家掠奪器官》（大衛.麥塔斯）、《血腥的器官摘取》（韋斯莫）等有關書籍揭露真相。學術報告式的影片《鐵證乳如山》已在美國紐約首映。據《見證網》初步估算，截止2014年據不完全統計，迫害致死人數已達三百多萬。2014年已知道的活摘數約65000人。（這可能是其中的一少部分）被國際認為其罪惡相當於法西斯的反人類罪。國際人士評價說：「迫害法輪功是20年來人類最大的恥辱」。
2001年「中國十佳律師」、兩次獲諾貝爾獎提名的中國人權律師高智晟先生，曾三次上書呼籲「停止迫害法輪功學員」。他曾到監獄進行真相調查，他在此後的「退出中國共產黨的書面聲明」中寫道：「十幾天的與法輪功信仰者再次近距離經歷，是十幾天靈魂震撼的經歷——我們是和一些聖賢打交道，他們的不屈精神、高貴人格、對施暴者的寬恕襟懷是我們今天中國的希望所在！十五天來，我看到了無法用語言文字敘述的針對善良人們的罪惡！六年裡數百人次用令人髮指的手段，對王玉環這樣一位和平老人進行反覆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有時累得警察狂嚎不止），全套大刑最多時十七天施用了三次，有一次三天兩宿沒下老虎凳，這就是我們的黨每天站在政治的高度所做的事！十幾天的調查結束了，但我對中國共產黨的絕望開始了！它，中國共產黨，以最野蠻、最不道德的非法手段折磨我們的母親，折磨我們的妻兒、折磨我們的兄弟姐妹，（把這）當成他們黨員的工作任務，提高到它的政治高度，它在一刻不停地逼迫煎熬著我們人民的良心、人格和善良！從即日起我宣布退出這個無仁、無義、無人性的邪黨。這是我人生最自豪的一天！」（後來高智晟被捕入獄並被判刑，其著作《起來，2017》在香港出版。）
現在，法輪功已傳播於世界110多個國家，世界各國對法論大法的褒獎達3000多項，上億人身心受益。而中國，十七年多沒拿出法輪功學員的任何一條「罪行」，迫害卻仍在繼續——
現在說說從這組數字看中國共產黨的第三個特點：無人性——漠視生命
在共產黨的字典上，唯政治和政權，「人民」只是個修飾，需要時是個搖在手中的旗幟，如新華門前的「為人民服務」；不需要時，可以棄之如履、如草芥、如無物。
1959到1961年，由於大躍進、大辦人民公社、大煉鋼鐵，高舉三面紅旗的高指標導致經濟嚴重破壞、農業嚴重低產，全國出現空前的人為糧災。共產黨中央無視農田撂荒、農家無糧、農民吃不上飯的客觀現狀，在1959年上海政治局會議上又將徵購糧率由1958年的29%提高到40%，毛澤東親自催征說：「早下手為強，晚下手遭殃」，對於農民吃不飽的問題，毛說：「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讓另一半吃飽。」鄧小平說：「寧死四川人，不能死北京人。」聽明白了嗎？農民的生命被共產黨及共產黨的領導人放棄掉了。只是不要在世界造成影響，面子比命值錢。
「人是鐵，飯是鋼」，接連三年糧災，糧食沒有了，連草根、樹葉、樹皮都吃光了，營養不良、浮腫、肝炎、食物中毒——普遍發生，全國各地餓死人的現象相繼出現，農村人很多死到絕戶，真正的餓殍遍野，甚至到了吃人肉的地步。大批農民拿起飯碗去逃荒，但國家有令不允許進城，路上有部隊設卡阻止通過，強過就開槍射擊—–農民還有出路嗎？求生無路，死路一條。各地官員繼續開展反「瞞產」運動，有活人的地方就挖地三尺逼搶糧食，很多農民沒餓死倒被打死。被稱為「魚米之鄉」的河南信陽，當地幹部殘害群眾的酷刑達45種之多，慘不堪言，官方統計死亡100多萬；歷史學家謝明華說：淮濱縣一個縣死亡十一萬八千人，占全縣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大英百科全書指出：中國三年的「人造大饑荒」餓死人數在4000萬到5500萬之間，超過人類有史以來，因饑荒、飢餓致死的總人數。
是沒有辦法挽救嗎？不是。在這期間，1959年中國出口糧食達415.75萬噸；足夠3400萬人吃一年！1960年又出口270萬噸。可是這些從中國農民嘴裡擠出來的糧食及外購的糧食，都被黨拿去做政治交易了——運到阿爾巴尼亞去擴大「社會主義陣營」。阿爾巴尼亞人口很少，據說，根本不缺糧！同時還有從加拿大進口的糧食，輪船走到半路就被改變方向運往阿爾巴尼亞。國際上提出人道主義支援，被中國政府無情拒絕。這可是真無情啊！
4000萬個鮮活的生命啊！相當於一個省的人口！可中南海的領袖們卻相當的冷靜，照樣閒庭信步，照樣參加每周末舞會，菸酒糖果點心樣樣俱全。有人評價說：這是一場共產黨對農民的戰爭。毛澤東在莫斯科的講話更令世界震驚：「中國有六億人，死一半，還有三億。」在他心裡，人的生命珍貴嗎？中國人的生命是生命嗎？看透了共產黨對人生命的漠視，對它一貫的屠殺還奇怪嗎？對它能用坦克碾壓學生的肉體、對它能用大法學員的器官換錢還奇怪嗎？什麼雷洋案、聶樹斌案、念斌案、烏坎案、貴州畢節礦案——還有什麼奇怪嗎？本性使然！和法西斯相比，一個是狼，一個是披著羊皮的狼。
文革毀滅人性更是到了極點。那時，講人性者，非資產階級即封建遺少，無產階級哪有講人性的？講階級性。既無師道尊嚴，也無敬老攜幼，更莫說「博愛」，什麼「地主狗崽子」、「黑五類」徒子徒孫、甚至自家父子相殘。明明白白是共產黨高層內部權鬥，卻冠之以「反修」，說穿了除了毛澤東以外都有「修」之嫌疑。劉少奇倒了、陶鑄倒了、彭德懷倒了、賀龍倒了、鄧小平也倒過——誰倒都沒有人救，一提階級鬥爭，人人作啞，否則就會被革命的「鐵掃帚」「掃地出門」。鄧小平講過一個典型的冤案：雲南省委書記趙建民被康生當面指定為「叛徒」、「國民黨特務「下令公安部長謝富治把趙建民抓起來，投入大牢。僅趙建民一案就牽連了138萬人，其中一萬七千人被打死，六萬多人被打殘。此時，誰講人性？人性完全被破壞了。全國人不是整人的就是被整的，被整的也未必不整人，假話遍地飛，拿出那時堆積成山的檔案看一看，不是背後射暗箭就是胡說八道，令人恥辱。哪裡有虔誠、愛護、真實、容忍、寬厚、善良之神傳人性？哪裡有溫良恭儉讓之古傳美德？
人性沒有了，人就「輕如鴻毛」了。談到文革致死人數，鄧小平曾向外國記者承認：「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數字，永遠都無法估計的數字」；葉劍英在內部會議上說「文革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
一個無道的黨，一個反人類的黨，人類社會還能對它抱有幻想嗎？
這些本來是中國人都知道或都在經歷的事，這些就發生在我們身邊、甚至我們親友中間的事，或許是我們曾經參與的事，如今聽起來，竟然如此令人髮指！這些死難者都是我們中華的血肉，都是我們的骨肉同胞，都死於莫名之「罪」，背負巨大的冤情。老天祭祀冤魂的「六月雪」該能覆蓋地球!可幾十年間，面對這些對生命的漠視和虐害，中國卻一直在歌舞昇平、歌功頌德，想一想，這才該是剜心刻骨地痛！
我們的認識竟是如此漫長。
令人扼腕。
英國政治家威廉.格拉德說：「遲到的正義是非正義。」
讓我們的正義不要再遲到。
參考資料：
大紀元2017.2.7《記憶》104期楊繼繩《道路、理論、制度——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大紀元2017.2.9周曉輝《共產黨五大導師之毛澤東》
大紀元2017.2.10《共產主義不是出路而是絕路》
大紀元2017.3.20謝天奇《中共鎮反按比例內幕》
大紀元2017.4.15《共產黨殺人簡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