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認美國與北京的關係已經惡化的，並不只季辛吉一人。另一位中美交往政策的長期信徒夏偉（Orville Schell），也在最近承認這種取徑已經失敗：「因為真正有意義的交往，可能導致國內要求更多改革與改變，恐將導致中共政權最終走向覆滅，因此中共對此一政策也深感矛盾。」與此同時，批判中美交往政策的保守派也迫不及待在其墳上跳舞，敦促在經濟上「隔離」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幅縮減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的空間。川普政府內比較仇視中國者開始走路有風，特別是國務卿龐佩奧（Mike Pompeo）、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與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
過去三年半，他們一直主張川普總統任內最重要的政績，就是改變了美國對華政策方針。這種從交往轉向競爭的政策舉體闡明在《二○一七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二○二○年的種種事件似乎也證明了此一轉變。
COVID-19（編按：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大流行不僅讓新冷戰的情勢升溫，還向過去持懷疑態度的人揭露新冷戰確實存在。中國共產黨是這場大災難的罪魁禍首—其首先掩蓋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的危險性，然後推遲可能阻止病毒傳播到全世界的措施。然而，現在中國卻想為拯救世界免受自己所釀成的危機邀功。中國政府大量出口廉價且不大可靠的呼吸器、篩檢試劑與口罩，試圖從自己招致的失敗中反敗為勝。 中共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譯按：耿爽）甚至宣傳起冠狀病毒源於美國的陰謀論，並在推特上轉推一篇文章，該文聲稱一支美國團隊在去年十月到武漢參加世界軍人運動會（World Military Games）時將病毒帶到了中國。
同樣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中國聲稱香港民主派的抗議潮一再發生，是因為背後有美國在操縱。當前針對前英國殖民地地位的衝突毫無疑問是「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的產物。誠如龐佩奧所說，北京強加於香港的新版《國安法》實際上「破壞了」香港的半自治地位；北京還撕毀一九八四年的《中英聯合聲明》，該聲明保證香港將在一九九七年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繼續維持自己的法律體系五十年。
在這個脈絡底下，美國大眾自二○一七年起對中國的情緒明顯變得更加強硬（尤其是較年長的選民），就不大叫人意外。如今，中國是民主黨與共和黨兩黨少數有共識的主題之一。對這一事實最好的寫照，就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Joe Biden）的競選團隊也多次嘗試將拜登描繪成比川普更反中的鷹派（前國家安全顧問波頓〔John Bolton〕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剛好對他們有利）。在香港議題上，民主黨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就和龐佩奧一樣怒不可遏。
不僅如此，川普政府比近年任何一屆美國政府更公開支持 中華民國政府。不只川普，我們同樣有理由預期拜登政府將繼續執行這項政策。若拜登贏得總統大位，很可能出任國防部長的蜜雪兒．佛洛諾伊（Michelle Flournoy）便曾在今年三月的訪談中表示：美國「必須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以不對稱的方式思考我們該如何加強嚇阻。要麼用『抵制性嚇阻』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放棄侵略，要麼就得提高中國武力犯台的成本，讓他們得冒失去所珍視東西（例如海軍艦隊）的風險。他們才會懂得三思而後行，說聲：『好吧，也許我們不想今天入侵台灣』」。中國國營媒體如今正公開討論這種入侵的可能性。如果有什麼事能將第二次冷戰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征服台灣並消滅其民主的野心。
第三次世界大戰會是一場災難。但我曾在別處主張，一場「純粹的」冷戰不只無法避免，同時還有可取之處。因為這能讓美國不敢再自得意滿，轉而更認真努力不讓中國在人工智慧、量子電腦與其他重要戰略科技上超越美國。但我這項「我們應該學會停止煩惱並愛上新冷戰」的觀點，卻遭到大力抵制。Google前董事長艾瑞克．史密特（Eric Schmidt）主張，應該建立一套「競合」（coopetition）模式，讓中、美兩國導向「競爭性合作關係」（rivalry-partnership）。在這個模式中，美國與中國將以三星與蘋果行之有年的方式，既競爭又合作。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也呼應這樣的想法，他認為肺炎疫情大流行已經使美國「不可能清楚辨別中國到底是敵還是友。競爭性合作關係聽起來可能很複雜，但人生本來就很複雜」。
他們的主張聽起來都很合理。但他們忘了一件事：中國共產黨不是三星。今天支持「競爭性合作關係」的人，就像前一場冷戰抱持鴿派立場的學術圈一樣（特別是一九六八年後），忽略了中國人對「亦敵亦友」（frenemies）的關係可能並不感興趣。中國人很清楚這是一場冷戰，因為這場冷戰是由他們先開始的。當我去年首次在會議上公開談論新冷戰時，我很訝異竟沒有中國代表反駁我。我在九月問他們其中一人（一位掌管重要國際機構的中國人）為何沒人反駁我。「因為我同意你！」他笑著回答。作為北京清華大學的客座教授，我親眼目睹了中國在習近平統治下的意識形態轉變。研究諸如文革等禁忌主題的學者，紛紛受到調查或面臨更糟的災難。而對西方採取好鬥立場的人則步步高升。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主任閻學通最近論稱，新冷戰將會是一場純粹的科技競賽，而沒有上一場冷戰的代理人戰爭與核戰邊緣政策（nuclear brinkmanship）。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在《文化縱橫》的訪談中（四月二十八日出刊）同樣坦率：「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現在其實已經形成了『新型冷戰』的局面，」他說，「有兩個原因。首先是西方政客甩鍋的需要（指誰該對疫情大流行負責）。」「其次，」他補充說，「現在西方想把這個問題變成一個制度問題，他們說中國能（在湖北省）做到這麼嚴厲的防控措施，是因為你是一個非民主的社會，所以有這麼大的權力與能力去做這件事情。」
然而，與「戰狼」外交官頭頭趙立堅經常在推特上發布的嗆辣言論相比，前述說法簡直是小兒科。在回應美國國會對中國強行推動香港《國安法》採取制裁措施時，趙立堅推文說：「美國參議院通過的《香港自治法》（Hong Kong Autonomy Act）只是一張廢紙。」按照他過往的標準，這發言還算客氣了。龐佩奧六月十七日在夏威夷與中國共產黨負責外交的政治局委員楊潔篪會面後，官方發布的中文公報語氣更有著冷戰的經典味道。例如，在對維吾爾人的迫害議題上，中方呼籲「美方尊重中方反恐維穩與去極端化努力，停止在反恐問題上搞雙重標凖，停止利用涉疆問題干涉中國內政」。
這不禁令人想起毛澤東時代的老派尖酸刻薄，而這樣的回擊並不單單針對美國。中國政府嚴厲抨擊任何膽敢批評它的國家，從澳洲（被共產黨控制的《環球時報》編輯形容成「黏在中國鞋底上的口香糖」）到印度到英國，無一倖免。希望恢復交往路線或至少與北京建立亦敵亦友關係的人，都低估了王滬寧的影響力。王滬寧自二○一七年起成為中國權力最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習近平最有影響力的顧問。王滬寧曾在一九八八年八月赴美做了六個月的訪問學者，造訪三十多座城市與近二十所大學。他對那次美國行的記載成了《美國反對美國》（於一九九一年出版），是他針對美國民主、資本主義與文化（種族分歧是第三章的重點）的嚴厲批評。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政治理論家強世功在去年四月發表了一篇具有啟發意義的文章。他在文中闡明了中國野心的帝國本質。他主張世界史就是帝國史，而不是民族國家的歷史，因為民族國家是個相對較新的現象（我本人一直以來也都是這麼認為）。「人類歷史無疑是一部帝國爭霸史，」強世功寫道：「是一部帝國之間不斷競爭、推動帝國形態從區域性帝國逐漸轉向全球性帝國，然後再由全球帝國之間的爭霸進而推動建構『單一世界帝國』的歷史。」
強世功認為，當今時代的全球化是「單一世界帝國的1.0版，是從大英帝國到美利堅帝國所共同塑造的世界帝國模式」。但英美帝國正在從內部「瓦解」，因為「有著無法解決的三大困境：經濟自由化帶來的日益加深的不平等，政治自由化帶來的⋯⋯治理失效，以及文化自由化帶來的墮落、虛無」。此外，西方帝國受到來自「俄羅斯的抵抗與中國的競爭」的外部攻擊。這不是創造一個另類歐亞帝國的企圖，而是「爭奪世界帝國首都中心的鬥爭」。
若你懷疑中國打算接管「帝國1.0」，然後根據中國的專制文明將其轉變為「帝國2.0」，你一定是沒注意到中國一路走來都在施行這項戰略。中國已成功成為世界工廠，就像過去的英國與美國一樣。現在，中國有個名為一帶一路的「世界政策」，這是個龐大的基礎建設計劃，很像霍布森（J. A. Hobson）在一九○二年所描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