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就有了很多奇葩的情節：阿根廷在小組循環賽最後一場對陣表現搶眼的秘魯隊，當時的情況是阿根廷與老對手巴西在爭搶出線名額，而在剛剛結束的另一場小組賽中，巴西以3-1拿下波蘭。從理論上說，阿根廷要在秘魯身上取得一場淨勝4球以上，才能力壓老對手巴西晉級。
結果是，阿根廷最終用一場不可思議的6-0挺進了決賽，並最終捧杯。
而且這場比賽打的非常詭異，上半場結束時，秘魯僅以0-2落後，正當大家都相信秘魯人將在他們頭號球星貝拉斯克斯帶領下絕地反擊的時候，他們的王牌卻被換下場了。
數年後，在接受採訪時，貝拉斯克斯坦言：「當時秘魯人被告知，他們必須要輸掉這場比賽」。
另有報導稱，魏地拉政府為了贏下這場比賽，早就跟秘魯人達成了秘密協議：阿根廷將動用國庫資金對秘魯國家和球員進行巨額的物質補償，此外，由於都是軍政府，魏地拉還願意擔任「髒手套」，允許秘魯將一批政治犯帶到阿根廷，讓他們在阿根廷人間蒸發。
所以，足球對阿根廷人來說是什麼？它跟馬島戰爭一樣，是軍政府打給民眾的一針安慰劑。早在馬拉度納迷上毒品，阿根廷人就已經對足球和極端民族主義成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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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體格強健的馬拉度納原本沒必要迷上毒品一樣，阿根廷人原本也沒必要從足球和軍事冒險中追尋慰藉。
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阿根廷原本是一個富有、發達的「准歐洲列強」，由於得天獨厚的畜牧業優勢和冷鏈運輸技術的發展，阿根廷成為了「歐洲肉庫」，歐洲人餐桌上近一半牛肉來自這個國家。從1880年到1913年，阿根廷年均GDP增長超過6%，成為當時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這段時期成了阿根廷歷史上的「美好時代」。
那個時候的阿根廷，沒有對足球如此痴迷，也沒有對民族主義情緒近乎偏執的狂熱。
然而，1929年突如其來的經濟危機，打碎了阿根廷人的夢想。經此打擊之後，阿根廷就宛如失去了舵的帆船，不停的在極左與極右之間來回打轉。
1946年貝隆將軍走上了阿根廷政治舞台的中心，從這一年起直至1974年，貝隆曾三次出任阿根廷總統，成為對這個國家影響最深的人。這位將軍面相和藹、舉止可親，他那位美麗而著名的貝隆夫人更是享受極大的尊榮與愛戴，麥當娜還傾情為其演繹過「阿根廷請別為我哭泣」。
然而，備受讚譽以外，貝隆夫婦對阿根廷的影響卻不敢恭維。阿根廷原本賴以立國的自由貿易在其任內被徹底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徵收高關稅，限制農產品出口，並建立起配套齊全但是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
這樣搞，阿根廷的經濟當然難有起色，於是貝隆選擇大力推動公共福利事業去安撫民意，這其中，當然就有他心愛的足球。
在貝隆當政期間，阿根廷的職業足球進程獲得了極大的發展，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球場上座率一直排名世界第一第一。一個個爆滿的球場變成了貝隆最佳的個人宣傳舞台。
而且貝隆這個人支持足球的方式還特別有趣，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兩家同城德比：博卡青年隊與河床隊之間，貝隆旗幟鮮明的支持博卡青年。究其原因，是因為這兩支球隊來自不同城區：博卡青年隊來自相對貧窮的平民區，而河床隊則駐紮於富人區。
就這麼一點簡單的區別，也讓貝隆看到了操弄民意的空間。
於是，一場場有類東羅馬帝國時代「尼卡暴動」前的體育迷對決，開始頻繁在阿根廷足球場上上演，百姓們將經濟的蕭條、生活的不滿以及對不同階層的偏見與仇恨發泄在了球場上，而貝隆夫婦，則宛如東羅馬皇帝般注視著民眾的歡呼與盲動，在其中操弄、穩固著自己政權。
阿根廷對足球的狂熱，就是在這樣的刻意操弄下發軔的。
然而，再精彩的比賽，終也有結束的時候。馬拉度納的去世，猶如一聲終場哨，標誌著阿根廷這個國家一個時代的結束。
在這個時代中，阿根廷人宛如球場上瘋狂的球迷們，狂熱的追逐著足球、民族主義，左右之爭宛如對陣的兩支球隊般你爭我搶，但所有參賽者和觀戰者卻都忘記了，一個國家最應該的做的，不是參與或圍觀這種左右互搏和極端民族主義的球賽，而是穩定、繁榮與發展。
一場足球賽只有90分鐘，而阿根廷這場「球賽」，從1930年代至今，打了整整90年。而阿根廷付出的門票價格，是這個國家走向進一步繁榮的機遇。
該停下來了，馬拉度納是阿根廷人對往日榮光最後的那一針興奮劑，他的離世，也許會讓狂熱的阿根廷人清醒一點，看清現實。
無論我們，還是阿根廷人，都不需要過度懷念這位球王，他的人生被過度符號化了，而這個符號屬於那個必將逝去、也應該逝去的狂熱時代。
願球王走好，願他所經歷的狂熱與迷亂，不在我們身邊降臨。
ps：有朋友問昨天的稿子能不能重發，不好意思，為了安全起見，以後被刪的文就不發了，大家及時關注及時看及時轉，隨緣吧。
我自認寫的稿子都很中正平和、有理有據，不知道是什麼人，能從這樣的稿子裡也挑出黑點去舉報，真的辛苦他們了。有這個精神頭，去干點什么正經營生不能成事呢？
寫稿真的不易，望大家多愛護，多體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