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游擊軍到了北方以後，力量薄弱，八路軍專找他們撿便宜，消滅他們。後來游擊軍被共產黨給打散了，八千多人的抗日游擊軍被八路軍消滅一半多。日軍也追他們，掃蕩他們。我叔父他們在河北站不住腳，只好往河南撤。他們三百多人從河北撤回來，走到黃河北岸。當時國民政府有命令，中國軍隊不許撤過黃河。國民黨軍隊在黃河南岸機槍大炮支著，不許過河，必須抗日。我叔父他們退到黃河北岸，三面受夾擊。黃河南岸是國民黨不讓撤，過河就炮打；正北是日軍追他們，頭上還有日本飛機掃蕩；西邊離山西與河南的交界地中條山很近，鑽山林吧，八路軍就在山林里等著，專撿他們的便宜。
我叔父他們三百多人實在沒辦法，有幾天甚至連飯都吃不上。國民黨在黃河南岸看到北岸的國民黨軍隊也是真沒辦法了，就從南岸派了一個人來看他們。那人頭頂著衣服，游過黃河，因為頭上有日本飛機來回掃蕩，不能坐船。那人看到我叔父他們被八路軍消滅成這樣，確實也沒辦法，就告訴我叔父他們，沿黃河下游，走十幾里路，那裡河面比較寬，水比較淺，讓他們三百多人夜間撤回南岸去。
後來零零星星還撤回去很多人，許多都是軍官。為什麼跑回去呢，因為國民黨的這支抗日游擊軍基本上都被共產黨打沒了。被共產黨逮住，整編軍隊時，都是要士兵和槍，把軍官一律槍斃，所以零星跑回去的都是那些有文化、有頭腦的軍官。
以前張蔭梧訓練河北民軍，他有一套理論叫「三桿主義」，就是要有筆桿、槍桿和鋤杆。筆桿，就是讓老百姓學文化；槍桿，就是要武裝民眾，學會打仗，跟日本做鬥爭；鋤杆，就是讓老百姓又是兵，又是老百姓，既有文化，又會種地，還會打仗。可是共產黨不允許他推廣這個，不管是河北民軍，還是後來的敵後抗日游擊軍統統消滅。雖然同樣都是組織民眾，但張蔭吾訓練河北民軍，是和和平平訓練老百姓，他沒有恐怖手段；而共產黨訓練民兵，最重要是用恐怖手段控制，暗地裡發展的黨組織可以說是特務組織，是黑社會性質的，這是本質的不同。
鎮反就是殺人運動
共產黨統治中國，說是「解放」。1949年北京解放後，1950年3月25日，共產黨在北京第一批殺人，我在北京親眼目睹。開會遊街，開著大卡車，把這些人剃了光頭，一共五十三人，都是糧店老闆，一輛卡車裝六個，一面站三個，頭朝外。軍人一手拿著大片刀，一手摁著這些人的脖子。北京人哪見過這個？共產黨說他們的罪名是「囤積居奇」，「操縱糧價」，當時叫「打老虎」。這一天殺了五十三人，這是我親身經歷的。
51年開始鎮反，全名叫鎮壓反革命運動，其實鎮壓就是殺人，鎮反就是殺人運動。在原來國民黨占領的地方，你說鎮壓反革命，這還好說。跟國民黨沾邊的人，這好殺。可是在共產黨占領的老區，日本和國民黨根本沒有去過的地方，怎麼殺反革命啊？那就殺以一貫道為主的道會門，包括信佛的老和尚也殺。可老區里真正的山區，連道會門都沒有。山里十戶、八戶是一個村，二十戶、三十戶也是一個村，好多村里連一個識字的人都沒有。農村醫生很缺，有個頭疼腦熱的，給灶王爺燒個香、磕個頭，這也算反革命，也要殺。因為你們那裡殺反革命，殺那麼多人，我們這裡殺得少，這不落後嗎！殺人也要攀比。這樣一來，燒香的老太太也倒了霉了。
當年河北易縣抓出一個三十多人的反革命集團，說他們是一貫道，但是沒有殺他們。每逢廟會，共產黨就讓他們穿上皇帝的衣服，穿上娘娘的衣服，或者大臣、太監的衣服，讓他們自己說自己的反動思想——「我要當皇帝」，「我要當娘娘」，讓他們充當反動活教材。後來胡耀邦掌權時，給他們落實了，說他們不是一貫道。其實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一貫道，都是警局給他們編的，一套一套怎麼說。那些衣裳也是警局給的，讓他們去這樣做。
共產黨殺人起家，其實那個時候老百姓有幾個真信共產黨的，都是村里幾個流氓當了幹部，亂整人。共產黨一來就殺人，尤其是土改的時候，每個村打死幾個人，互相鬥，真是不把人命當回事啊！
「殺錯人了」
我其實沒有給共產黨提過意見，一次發言也沒有，一張大字報也沒有，也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從1958年4月到1979年10月，勞改21年半，這裡的故事太多了。
跟我一塊勞改的有一個叫李健，是共產黨里的縣級法院審判員。那時審判員沒學過法律，也不懂法律。縣級幹部大部份都沒有文化。他是個中學生，當了審判員。在鎮反高潮時，河北農村的集，五天一個大集，三天一個小集。那時共產黨規定，大集殺五個，小集殺三個。縣有大縣，也有小縣。小縣也不甘落後啊，人家殺得多，你殺得少，殺人也比賽。
鎮反的時候，李健審了一個人，犯人姓王，判他死刑。一般殺人的布告上最後一句話都是：「驗明證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其實根本就沒有驗明證身。監獄裡一提名，有兩個犯人姓王。一叫名，其中一個也沒聽清楚，就答應了，站起來往外走，也不知道要幹什麼。把他脖子、嘴拿繩子勒上，怕喊冤啊，綁到了刑場上。
李健走到集上看見了。他是審判員，一看，人錯了，不是他審的那個人。這怎麼辦啊？趕緊告訴法院院長。院長一聽，就罵他，怎麼搞的！李健問現在怎麼辦？布告都已經貼出去了。院長說:「殺錯了就殺錯了，下個集再殺那個人不就得了嘛！」
這件事如果李健知道，院長知道，也就完了。可是李健老跟別人說，「哎呀，殺錯人了！殺錯人了！」這一來，院長發怒了，把責任都推到李健身上，給他一個處分。李健內部做了檢查，檔案里也給他裝上了。李健心裡覺得冤枉，明明不是我的錯，審人是我審的，往外叫人可不是我叫的，而且我發現了錯誤，也及時告訴你了。這處分，我不服。就這樣，越不服，越處分；越處分，越不服。就為他這個不服，最後被送進勞改隊了。勞改隊裡要認罪，他就說：「我怎麼認罪啊，是院長記了我這個仇了！」
「我保證不殺人」
文化大革命時期，和我一起勞改的還有一個叫李省悟，河北河間人，原來是國民黨憲兵營長。
國共內戰時期，共產黨對外宣傳，凡是投降的，官升一級。李省悟見大勢不好，就和另外兩個營長脅迫團長，想起義投降共產黨。最後團長和另兩個營長放棄了起義，覺得這樣做，有辱人格，忘恩負義。李省悟沒辦法，只好自己帶著兩把手槍投降了共產黨。
他的岳父是國民黨的縣長，告誡過他：「你不能投降！共產黨對待投降俘虜，當場不殺，以後殺；在前方不殺，在後方殺；現在不殺，將來殺。」李省悟不聽，他認為投降共產黨的人多了，怎麼可能呢？
共產黨一開始還優待他，讓他寫信叫憲兵團投降，憲兵團沒有投降，這樣李省悟立功沒立上，共產黨也沒有給他升官。李省悟見沒給自己升官，就去問，主動要升官，他覺得自己怎麼也得當個師級。共產黨就說，你這個起義是假起義，真的李省悟逃跑的時候，已經被憲兵團長槍斃了，你根本就是冒名的，還想當師長？
李省悟找來各種材料證明自己是真的，但沒人理他，軍隊也不留他了，給他轉業了。他後悔了，後悔沒聽岳父的話，看來共產黨明不殺，暗裡殺；今天不殺，明天殺，是真的啊。他老是跟人這樣說，他老婆一看這個人完了，可不能把自己和孩子搭上，就和他離了婚。這一來，他更不服氣了，起義了官沒升上，連家也沒了。他不服氣，越鬧越鬧，最後也被送進了勞改隊裡。
在勞改隊裡批判他反革命思想，懷念國民黨，想復仇，就鬥他。其實勞改隊不讓搞文化大革命，因為已經都是被打倒的人了，就不搞了。可是勞改幹部里有少部份人專門以整人為樂，好人也不敢管他們。
有一個王隊長，名叫王震川，老是整李省悟，叫犯人們「幫助」他，一「幫助」就是打。我看見李省悟的脊背被打得肉都離開骨頭了。打他的時候，他骨頭真硬，就是不喊叫，也不出聲。
有一次晚上鬥他，罰他站。王隊長叫人架住他的兩隻胳膊，下面點著原油。原油點著後，煙特別大，污染也特別大，就用煙燻他。兩邊的人都得輪班換人，誰都受不了那個煙燻火燎。那晚我值班。晚上風很大，風一吹，火一撩，撩到李省悟臉上，頭髮、眉毛一下子就燒著了，臉都是黑的了。李省悟就是不出聲。
我一看，不好，這要出人命，趕緊報告王隊長。王隊長就罵我：「你這個小子真混蛋！你看他的骨頭多硬啊！」後來接著燒，李省悟臉上的肉皮慢慢燒熟了，他掙扎著，一下子掙脫開手，往自己的臉上一抹，變成了一個大花臉，黑的黑、紅的紅，這時他才喊出來：「蒼天啊——蒼天啊——蒼天啊——」連喊了三聲。王隊長一擺手，說：「散會！」於是會就這樣散了。從那以後王隊長就不再鬥他了。
然後就到了中國新年，我們勞改農場的場長說，要讓大家過個好年，保證吃好，不鬥爭了。過年時要交心，談怎麼把年過好，大家都交心。李省悟交心時說：「過年這四天，我保證不殺人。」
李省悟的監管人叫蔣少先，外號大土匪。李省悟上茅房、打飯，他都跟著，監管他。蔣少先聽到李省悟「保證不殺人」這話，起來就拳打腳踢對他又打又罵，「你什麼玩意兒啊，還想殺人！」蔣少先瞧不起他。本來場長都說了，不讓打人，他又打開了。李省悟冷笑，對蔣少先說：「嘿嘿，我不跟你動手，我跟你動手，三個五個你也不行。」因為李省悟以前是憲兵，會一套武術。
後來李省悟去打飯，蔣少先後面跟著。打飯回來，李省悟先進門，門自動關上，把後面邁腳進來的蔣少先的菜打翻了。蔣少先不幹了，說怎麼辦？李省悟說，又不是我給你弄掉的。我那天值班，就把這事報告給隊長了。隊長說，多賣給他兩份菜。於是這件事當時就平息了。
結果晚上李省悟就下手了，先殺別人，再自殺。李省悟偷了一把剃頭刀，連割了三個犯人的脖子。被割的第一人叫徐占鰲，挨著李省悟睡。他的脖子上挨了兩刀，切斷了動脈，血打到天花板上，濺得到處都是。李省悟接著又去割其他人的脖子，但都沒割到動脈。當時屋裡十二人，誰都沒敢出聲，全都嚇傻了，眼睜睜地看著，也動不了了。其中有一個久經戰場的國民黨營長，負傷三十多次，到這個場合也說不出話來。
蔣少先手腳並用逃出去，爬到了院子裡，喊了一聲，「殺人啦！」聲音很小，都變了聲了。我值班聽見了，一腳揣進門，我一看也嚇傻了。我看見徐占鰲的血還在往上打，李省悟正坐那兒用刀片割自己脖子，他的手已經軟了，割不到動脈，沒一會兒他也出溜倒了。地上一層血，冬天很冷，我的球鞋抬起來都覺得粘粘的。我強站著沒摔倒，趕緊去找隊長。「李省悟殺人了！」我拍門。隊長沒出聲。我就砸他的門，喊：「李省悟殺人了！」隊長不敢出門，在屋裡說：「知道了。」
李省悟和他後來殺的幾個犯人被救活了。因偷竊進勞改隊的徐占鰲死了，死的那年二十四歲，那一天是他結婚第十天。至於李省悟最後的結局，我就不知道了。
屎殼郎救了我
王震川隊長讓我去整別人，我不願意，他就認為我對毛澤東不忠，對文化大革命有看法，他罰我站，在勞改隊的院子裡立了一個毛澤東紙像，大概一米寬，一米三、四高，天天讓我衝著毛澤東像罰站，吃飯也得衝著毛澤東像站著。別的隊長去了讓我下來，他回去了還讓我接著站。我就這麼一直站了三、四天。
有一天晚上，院子裡又點著了原油，以前點火烤李省悟，現在不烤人了，但天天晚上還要點火，造那個氣焰，在院子裡放火放煙，唱歌，喊口號，又開會又喊，一百度的大燈泡有好幾個。
很奇怪的是，那天晚上不知怎麼，鋪天蓋地的屎殼郎衝著這個光亮飛過來。正好把院子裡那個毛澤東像碰了個稀爛，但沒有碰倒，把紙給碰爛了。屎殼郎碰到牆上掉下來，有死的，有半死的。我們掃了掃，一共裝了九大麻袋屎殼郎。
所以說，屎殼郎救了我，也不罰我站了。後來沒過幾天，這個王隊長遭了報應，得了癌症，很快就病死了。
我們村的「訴苦」會
文革時期，我們村開訴苦會。那時解放軍支農，是個營教導員主持全村開的這個訴苦會。一般訴苦會要說舊社會怎麼苦，新社會怎麼甜。我們村的支書叫老三，他弟弟叫老四，可是他爸爸叫老六，大家都叫他六兒爺。全村都讓老三他爹先訴苦。六兒爺就上去訴苦。他一上去就說：「別看俺從小窮，俺窮得有志氣，沒偷過沒摸過，沒坑過沒騙過。俺上蒙古地里去，俺帶一包針，換他一群羊回來！別看俺兒女多，俺都養大了！」
「這不對啊！」那個教導員說，「要你訴苦，你這是說的什麼呀？要不你就說現在吧，別說過去了。」六兒爺嘆了口氣說：「唉，你別提了，我這輩子村里一個仇人都沒有，現在老三當了個幹部，把全村的人都給得罪了！」「不對，不對！」教導員又說，「下來，別說了！換別人！」這樣又換老毛來訴苦。
老毛是外縣人。他給地主趕大車，做長工。地主去世後，他把地主第四個姨太太給拐跑了。當時他趕著三套大騾子車，拉著現大洋，拐著這個四姨太太，跑到我們村來了。讓他訴苦當然好啊，他是無產階級長工，給地主做活，跟地主做鬥爭，就讓他訴苦。可是老毛一上去，老是講趕大車怎麼美，「三套大騾子車，我這鞭子『啪啪啪』一打，全村老百姓都拍巴掌叫好！」他喜滋滋的說，也訴不出苦來。
教導員趕緊提醒：「你說生活上怎麼樣，吃飯怎麼樣，不要說趕車了。」老毛又得意地說，「俺們做活的吃完了，他家娘們才能吃飯呢！」教導員只好說：「別說過去了，你說現在。」老毛不滿地哼了一聲，「哼，現在全村里就欺負俺是外鄉人。村幹部專欺負俺，打穀場都歸自己有，就把俺的打穀場給沒收了，就欺負俺是外鄉人唄！」最後還是說不出好來。
教導員急了，「換人換人，不讓他說了！」後來海樂被換了上來。海樂是小學教員。他家是真窮，他媽以前領著他討飯，那是真苦。我都記得他小時候，流著鼻涕，跟著他媽討飯。海樂一上台，就哭，訴苦嘛，他就哭，講從小怎麼討飯，怎麼難，有的家不但不給，還說不好聽的，說他沒出息。他哭著說，他是真訴苦，而且他又有文化，很會說。
他正哭訴村里人對他如何不好，這時六兒爺突然站起來，問他：「你娘怎麼死的？你娘怎麼死的？」教導員傻眼了，這是怎麼回事，一問村支書老三才知道。原來這個海樂不孝順他媽，他當了教員掙了錢，可他媽是凍餓而死。他媽凍死了，他不知道。村里人看他媽好幾天沒出門，進門一看，她娘早凍死在炕席上了，連炕席帶他媽拉到街里來，找群眾們來看，村里人都說他媽這麼苦，把他拉扯大，他當了教員，不孝順，把他媽給凍死了。所以訴苦會上村里人都質問他，「你娘怎麼死的？」
教導員一看這個訴苦會是沒法開了，「算了！不開了！散會！」我們村的訴苦會就這樣結束了，訴苦會訴出了這些，真讓人啼笑皆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