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ning Wang：「貴族教育」和「貴族精神」真的適合21世紀的國際社會嗎？希望國內家長在給孩子做教育規劃時，能夠更周詳地考量。
如今出國留學已經不是非富即貴階層的專享，在一眾留學目的地中，英國被認為擁有最「正統」的教育，也因此成為了許多中國家長的首選。在對英國中學教育偏執片面的推崇中，仍有許多人執著於「貴族精神」的讀本，認為公學與私校培養出的例如不以物質享樂為人生目的、保持高貴的道德情操與文化修養、嚴於律己又擁有社會擔當以及獨立意志等特質的「貴族精神」，是那些「暴發戶」擲千金也買不來的真正的教育。這些無緣了解英國教育真相的家長們，非常容易被二手網絡信息洗腦從而被販賣焦慮，從小給孩子安排上一切與所謂的「貴族」掛鈎的課餘活動——騎馬課、禮儀班、下午茶……仿佛在孩子的成長中，若不按照英國「貴族學校「和美國藤校精英標準去培養，子女就失去了競爭力。然而，我們在培養自己國家優秀的下一代時，為什麼要偏執地以英國文化為標杆？為什麼要盲目地給孩子上騎馬課，甚至學習一個連歐洲本地富裕階層都不慣用的下午茶禮儀，而不去拾起和延續中國的傳統文化與技藝？人們所迷信的「正統」英式教育當然有其弊端是一方面考量，在此之上更重要的問題是：「貴族教育」和「貴族精神」，真的適合21世紀的國際社會嗎？我覺得不見得！
不論是受網絡文化影響所形成的觀念，還是親歷「貴族」公學教育後得出的結論，我們所能達成的共識是貴族不等於有錢，貴族精神所指的是：文化教養、社會擔當和獨立的靈魂。如果了解過英國大部分的公學與私校教育，必須要承認的是，他們有豐厚的教育資源可在德智體美勞全方面培養優秀的學生，賦予他們開發興趣愛好和強化個人專長的機會。他們會讓學生在校期間積極參與社群服務和慈善機構，來培育社會擔當，在大學的選擇上，大部分公學學生也並非把學術成績放在奮鬥目標之首，而是「單純」地希望能夠在大學收穫有價值的時光(quality time)和美好的經歷(good experience)。比如在伊頓公學，家庭背景並不會成為學生在校的立足之本，伊頓男孩之間的激烈競爭亦不僅體現在學習成績之上，有一技之長反而更加分。這種對獨立人格與個性的培養是許多家長直接花錢買不到、置身於對的環境才能獲益的教育。然而這般優異的英國「貴族」教育，我認為還存在著國內家長看不到的弊端。
其中之一是，英國的教育體系就是為了保持社會階層的分裂而存在的——公學與私校教育變成了提升一個人社會階層的基本「入場券」，英國社會的領導層亦由擁有公學背景的白人男性所構成，即使多年來，政府不斷提倡教育改革，也在社會包容性上做出了努力，可卻沒有有效地改進從教育階段就開始的「階級分裂」事實。英國的公學與私校文化，是以強烈的英國中產及中上產白人文化為主導的，本身具有「排他性」，對多元也並不兼容。所以在傳統的英國公學與私校，外來學生未必好融入，許多沒有在英國上GCSE（相當於中國的初中）或是之前在Prep School了解了部分英國文化的學生與英國本土學生難以成為朋友，致使他們到了中學、大學時代仍然只能與同國籍學生或其它國家的國際生「抱團」。畢竟，英國上流社會和中上階級人士的文化與國人是很不一樣的——他們的富裕階層在鄉下有房產，從小在鄉下長大，熱愛的是鄉村生活，騎馬、打獵是他們固有的傳統，但這些並非是從小在都市長大的國內富家小孩們習以為常之事。
每間英國公學與私校的傳統不一樣，有的更國際化，有的則以強烈的保守黨白人文化為主導。家長們如果沒有做好學校文化預習功課，小孩很可能在入學後受到強烈的文化衝擊，在過分壟斷的英國文化背景下，感覺自己是「異類」，難以自信地表現和發揮自己的特長。
在這個視中學教育為「人設」核心的英國社會，即使讀對了學校或許會帶來不可比擬的重要社會關係網和畢業後在英國社會中「進階」發展的入場資本，但若這間學校存在強烈的英國文化，而缺少文化包容性，那麼對許多「空降」的國際學生來說，留學就成為了簡歷上的一層鍍金，獲得的僅僅是表層體驗。
記得在布里斯托大學讀政治學時，我時常感到自己是「尷尬的異類」。政治學是公學與私校學生非常偏好就讀的學科，我當年的老師曾表示在自己教學的20年中，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學生的數量她用手指就能數得出來，而那一年我是班上唯一的中國學生。在強烈的英國中上產白人文化的籠罩下，身為「少數人群」的邊緣感顯得分外強烈。因文化背景與社交消遣習慣的不同，身為國際學生的我與英國本地學生之間有著強烈的隔閡，英國公學和私校畢業的學生也只喜歡和同樣私校畢業的同學們一起社交，不屑於為文化包容（不論是他國的還是本國不同階層的）做出任何努力。這個經歷根植於我的記憶中，直到前兩年有一次在瑞士Gstaad旅行，我遇到了世界最貴的寄宿學校蘿實學院（Institut Le Rosey）的在校生和陪讀家長，與他們的交流突然讓我思考，英國的公學與私校與蘿實學院這種國際學校相比缺失的是什麼——國際化的環境下培養出的文化包容。國際化和多元化的環境，才會給學生最大發揮自身文化特色與個人特長的良性平台，而不會致使他們在某種單一主流文化壓力下，在試圖融入的艱難過程中，感受到那種難以言喻的異族感（當然，你可以反駁在這種環境下更能激發人的潛力，你也可以反駁留學的過程中，沒有必要去融入本地文化）。
Teresa是我認識的一位住在瑞士Gstaad、孩子在蘿實學院就讀的韓國陪讀媽媽。她一語道出了可能許多中國家長把孩子送到英國留學沒有想過的一點：「英國的貴族公學，確實盛產有社會影響力的人，但是他們還是在為本國培養『領袖』，我選擇瑞士寄宿學校是因為這裡更國際化，培養的是世界的領袖。」她說自己的家族沒有選擇英國寄宿學校最大的原因就是：國際學生在英國主流文化的籠罩下，若想閃光需要做出更多努力。但是瑞士的蘿實學院，本身就是一所國際學校，瑞士本土學生只占20%。他們注重保留學生的文化根基，對語言的培養分外強調——校資之奢也體現在了對學生語言培養的師資上。Teresa說，蘿實學院為了讓在瑞士讀書的學生精通法語和英語的同時，也不丟掉對母語的學習，就配有40多位來自不同國家的老師。蘿實僅有5位來自韓國的學生，就有一位教韓文的老師，而在校的中文老師就有四位。雖然用學生在蘿實學院能得到的教育對比英國的私校和公學教育並不一定公平，畢竟每年10萬美金學費的蘿實學院擁有Rolles小鎮上坐地28公頃的夏季校園，和在歐洲老錢世界最愛的度假小鎮Gstaad的冬季校園，並同時擁有耗資4600萬美金建設的音樂廳和即將在2022年開放的科技中心，但這些畢竟都是「外在」的條件差異，許多英國貴族公學為學生提供的資源也並不遜色，比如說在伊頓公學常有各領域的傑出人物來學校講座，包括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和約翰•梅傑(John Major)，且都是男孩子們通過強大的學校關係網自己組織的。但在更國際化的環境下，孩子們容易被培養出和任何國家背景的人都可以相處融洽的素質，而非許多英國公學的學生所流露出的高傲與「封閉」。
雖不能以偏概全，但用「stiff upper lip」這個英文中形容英國人在情緒上克制、不苟言笑的特質的詞來形容典型的公學學生恰如其分，然而這種素質在國際學生看來並不友好。我不知道時過境遷，如今的英國公學文化是否變得更國際化、更有包容性。然而，據一位近期畢業於位於英國白金漢郡、在英國人眼裡比伊頓公學還posh的頂級男女混校Stowe School的畢業生透露，學校由強烈的英國文化主導，整體政治傾向都支持保守黨，學生的心態也未向國際化放開，男孩子們仍偏好穿著鄉村風格的衣服，玩著shooting clay pigeons，對於異國文化沒有那麼好奇，即使嘗試去接受外來文化，也會在日常細節中流露出一些帶有認為第三世界文化是「他者」的「東方主義」思想。
更令這位畢業生詫異的是，部分真貴族的人生規劃和金錢觀：那些人沒有過大的野心，大學選學的專業為Estate Management，計劃讀完書回家管理家族鄉下的土地和房產。許多國內家長希望培養孩子的「貴族」精神，是希望小孩能樹立正確的金錢觀，而非養成鋪張浪費、追求奢侈浮誇生活的「暴發戶」陋習。但是這些人殊不知鑑於英國社會的階級固化和不流動性，加上貴族老錢確實缺現金，相較於中國和美國富人更敢花錢、更善於用錢生錢的情況，英國「貴族」學校培養的金錢態度不過是節約和存錢，而不是賺錢和花錢的智慧！
一位英國貴族公學的近期畢業生向我透露，有一次他們在上課時談到畢業後的大學去向，令他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校任職多年的老師居然建議學生們大學不要選擇去倫敦，僅因倫敦的生活費用太高，沒有必要。他當時十分詫異，心想同學們的家庭條件其實都很好，而在負擔得起倫敦高消費的情況下，他們若想要獲得在倫敦的生活體驗，為什麼又要以「倫敦生活費太高」為理由而放棄呢？
花錢買得到的教育，不應該培養孩子們不適於21世紀國際化、多文化的苦行僧式、勤儉節約的「貴族」精神，而是應該去教孩子正確對待財富的態度，懂得財富不是節約出來的，而是創造出來的，並在意識到自己優越感的時候懂得去回饋社會。不論是瑞士的蘿實學院還是英國的私校與公學，有一點非常好的傳統是鼓勵學生參與慈善事業和社區建設。在英國，幾乎所有公學和私校的學生都會參與義工活動，瑞士的蘿實學院的學生會坐著學校的私人飛機到非洲參與社會實踐和慈善項目。反而在財富觀的培養上，似乎瑞士的國際學校比英國的公學略勝一籌，可能是在英國文化為主導風氣的學校，和外來人比，英國本地人確實缺現金了。由於英國社會的階級固化，本地人更「安分守己」，沒有其它國家的人那樣力爭上遊。英國教育有它的好，但希望國內的家長能夠在給孩子做教育規劃時更周詳地考量，而非一味讀著網絡上二手的文獻，追捧所謂英國的「貴族」教育和貴族精神，我們在培育下一代上，不需要以英國文化為標準！培養國際觀和文化包容性，同時無限放大並展現本國文化和傳統的精髓，敢於闖蕩和無所畏懼地花錢買經驗和試錯，可能更適合於這個時代。
（本文作者Luning Wang現居倫敦，從事文化藝術項目諮詢、歐洲社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