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托馬斯·尼科爾斯
選自：《專家之死：反智主義的盛行及其影響》（中信出版集團·見識城邦，2019）
托馬斯·尼科爾斯(Thomas Nichols)
美國海戰學院的國家安全事務教授，哈佛繼續教育學院兼職教授，美國參議院的前助理，紐約卡耐基委員會高級倫理和國際事務顧問，波士頓大學國際史學委員會委員，華盛頓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成員。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外交政策和國際安全事務，作品還有《崇高的事業》、《無用：核武器與美國國家安全》、《毀滅的前夜：防禦戰時代的來臨》和《俄羅斯總統》等。
美國沉湎於對無知的狂熱崇拜中，且由來已久。反智主義的壓力就像堅韌的針線一般，纏繞在我們的政治與文化生活中，支撐它的是一種錯誤的觀念，即民主便意味著「我的無知與你的博學一樣優秀」。
—艾薩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
整個醫學界的權威人士幾乎都認同，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愛滋病病毒）就是獲得性免疫缺陷症候群（即愛滋病）的成因，但在20世紀90年代初，一個名叫「愛滋病否認派」的小團體卻提出質疑，而加州大學教授彼得·迪斯貝格（Peter Duesberg）也是成員之一。科學就是樂見這種反常理的挑戰，不過迪斯貝格的觀點並沒有證據，所以結果也只是無稽之談。一旦研究人員發現了愛滋病病毒，醫生和公共衛生部門的官員採取措施防止病毒傳播，就能挽救無數的生命。
迪斯貝格這件事可能已經翻篇了，又一個離奇的理論被研究打敗。在科學的歷史上，走進死胡同的情況屢見不鮮。不過，在這次事件中，一個不足取信的觀點卻成功抓住一個國家領導人的眼球，招致了慘痛的結果。時任南非總統塔博·姆貝基（Thabo Mbeki）正好利用了這個觀點，即愛滋病不是由某種病毒引起，而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比如營養不良和健康不佳，從而拒絕提供藥物和其他形式的支持，幫助南非人民抗擊愛滋病病毒感染。到21世紀初，他的政府態度軟化，但在此之前，由於姆貝基痴迷愛滋病重估運動，已經付出了慘痛代價。據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醫生估計，有30多萬人因此死亡，還有大約3.5萬名愛滋病病毒陽性兒童出生，這些孩子的感染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時至今日，姆貝基還認為自己在做有意義的事情。
很多美國人可能會對這種無知的行為嗤之以鼻，但他們切勿過於自信。2014年，《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對美國人展開一項民調，問題是：2014年俄羅斯、烏克蘭衝突，對此，美國是否應該軍事介入。美俄（蘇聯）在冷戰時期互為敵人，各自持有數百枚遠程核武器。在歐洲中部掀起一場軍事衝突，而且就在俄羅斯（蘇聯）家門口，有可能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後果不堪設想。可是，只有1/6的美國人——不到1/4的大學畢業生——能在地圖上指出烏克蘭的位置。烏克蘭是全部國土都在歐洲的最大國家，但是受訪者的平均認知卻偏離了烏克蘭2880公里左右。
地圖測試很容易讓人失望。更令人憂心的是，認知不足並不妨礙民調對象表達偏激的觀點。事實上，這麼說還算是含蓄了，美國民眾不僅強烈表達了意見，他們對軍事介入烏克蘭的熱情與他們的認知不足還是成正比的，換句話說，越是認為烏克蘭在拉丁美洲或大洋洲的人，越是希望美國發動軍事干預。
這是個危險的時代。人們有最便捷的渠道獲取大量知識，卻有那麼多人抗拒學習任何知識，這是前所未有的。在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連知識分子也在詆毀智識的成就，拒絕專家的建議。基礎知識匱乏的普通民眾越來越多，不僅如此，他們還不接受基本的證據規則，拒絕學習如何進行邏輯論證。如此行事，自然是要擔風險的：他們不僅會一手丟棄積累了幾個世紀的知識，還會毀掉我們得以開發新知識的那些實踐和習慣。
這不只是對專家的簡單懷疑，恐怕我們正在目睹的是專業知識理想國的消亡，專業人士和外行、學生和老師、知者與疑者之間的那道界線在谷歌、維基百科和博客盤踞的世界裡日漸崩塌，換句話說，一邊是在某個領域有所成的人，另一邊是一事無成的人，他們之間的界線在模糊。
前有對專業知識的攻擊，後有公眾信息匱乏的一連串事件，輪番上演，間或讓人發笑，有時甚至是滑稽。這種場景已經被晚間脫口秀主持人發展成小型產業了：通過詢問民眾一些問題，暴露出他們其實對自己堅信的觀點一無所知，不過是盲目跟風，還不願意承認自己與時事的脫節。比如，人們振振有詞地說他們在避開谷蛋白，隨後卻不得不承認自己根本不知道谷蛋白為何物，這樣的事多半無傷大雅。說實在的，拋出一個荒唐的情境設定，比如「就朝鮮決定發射核武器而言，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缺席科切拉（Coachella）音樂節是有益的」，然後看民眾信心十足地即興發表看法，永不過時。
不過一旦牽扯到生死，就沒那麼好笑了。不可否認，像演員金·凱瑞和珍妮·麥卡錫這種搞笑的反疫苗接種鬥士如果做出什麼滑稽舉動，那對電視來說就是個大噱頭，或者讀讀相關的推文，也能樂上一下午了。但是，市面上總有一些宣揚疫苗危險的訛傳和虛假信息，如果被這一陣營的其他名人和公眾人物利用，那遭殃的將是數百萬人，一些原本可以預防的疾病，比如麻疹和百日咳，會再次讓人們陷入危險境地。
固執的無知在這個資訊時代野蠻生長，如果簡單說是因為人們徹頭徹尾的無知，恐怕不足以解釋清楚。很多抵制專業知識的人，把自己的日常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條。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比無知更糟糕：這是沒來由的傲慢，是從日漸自戀的文化中迸發的憤怒，一丁點兒不公平的跡象就讓他們渾身難受。
我所說的「專家之死」，並不是指實實在在專業能力的消亡，各行各業里能將業內人士與外行區分開的知識死不了。世界永遠需要醫生、外交官、律師、工程師和許許多多其他行業的專才。日常生活中，沒有他們世界就不轉了。我們骨折了要找醫生，被捕了要找律師。我們出行的時候，自然而然地認為飛行員知道飛機如何操作。要是我們在海外遇到麻煩，我們會找領事工作人員，我們覺得他們一定知道該怎麼辦。
不過，這種對專家的依賴，是把專家當作技術人員。這不是專家與更廣大群眾之間的對話，而是把專業知識當作一種現成的便利工具使用，需要的時候用一下，而且不要越界。縫合我腿上的傷口，但不要對我的飲食說教。（全美超過2/3的人有超重問題。）幫我解決稅務問題，但不要提醒我應該寫一份遺囑。（大約一半有孩子的美國人都沒有費心立下遺囑。）保衛祖國的安全，但不必告訴我維護國家安全的成本以及相應的計算，這會把我搞糊塗的。（大多數美國公民對美國在軍隊上的開支毫無概念。）
所有這些選擇，從營養飲食到國防，都需要民眾與專家之間的對話。但民眾似乎越來越不想進行這樣的對話。對民眾來說，他們寧願相信自己已掌握到足夠的信息能自主做出這些決定，當然前提是他們在意做這些決定。
而另一方面，很多專家，尤其是學術界的，已經放棄與公眾互動的職責了。他們退守到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更願意和業內人士打交道。同時，位於中間地帶的那些人，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公共知識分子」——我傾向於認為自己也是一名公知——也與社會上的其他人一樣感到遭受挫敗，並且兩極分化。
專家之死，不僅僅是抵制現有的知識體系，從根本上來說，是抵制科學與客觀理性，而這兩者恰恰是現代文明的基礎。這是一個信號，正如藝術評論家羅伯特·休斯（Robert Hughs）曾經描述的那樣，20世紀末的美國是「一個沉迷於療法、充斥著對政治不信任的政體」，習慣性地「懷疑當局」，「深受迷信戕害」。我們等於從近代開始兜了一大圈仍回到原地：在近代，民間智慧填補了人類知識上的空白，隨後，專業化和專業知識催生了一段快速發展的時期；現在，我們到了一個後工業化、資訊化的時代，所有公民都認為自己是一切問題的專家。
同時，如果有專家出來維護專業知識，就會招致某些美國民眾怒氣爆發，他們即刻就會控訴說，這些專家的主張不過是「向當局發出的荒謬懇求」，是面目可憎的「精英主義」抬頭，是明目張胆地利用資歷來扼殺「真正」的民主所需要的對話。美國人現在普遍認為，擁有平等的政治權利也就意味著對任何事物的觀點也應是平等的。雖然這明顯是無稽之談，卻被相當一部分人奉為信條。他們堅定主張的事實上的平等，往往是不合理的，有時甚至是滑稽的，通常還是危險的。那麼，《專家之死》的核心就是專業知識。或者，更準確地說，這本書談的就是民主社會裡專家和平民之間的關係，為什麼這種關係正在瓦解，以及我們所有人，包括平民與專家，該如何應對。
大部分人聽到「專家之死」，第一反應就是歸咎於網際網路。尤其是專業人士，他們在遇到一些自以為是的客戶時，喜歡指責網際網路是罪魁禍首。我們後面會了解到，這種說法並沒有完全錯，但用來解釋這個問題，還是過於簡單了。攻擊專業知識的問題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而網際網路，不過是給這個反覆出現的問題祭上最新的工具，跟過去遭到濫用的電視、電台、紙媒和其他創新產品的角色一樣。
那又何來大驚小怪？真的有「專家之死」這回事嗎？還是這不過是知識分子的一貫抱怨，因為他們自詡為屋子裡最聰明的人，卻沒有人願意聽他們說話？或許，這僅僅是每一次社會或技術變革後都會觸發的專家對大眾的焦慮。又或者，這只是像我一樣接受過度教育的精英主義教授，在虛榮心受挫、怒火中燒後的典型表達。
事實上，「專家之死」也許正是進步的信號。畢竟，受過高等教育的專家不再占有知識的制高點。生命的秘密不再藏在巨大的大理石陵墓下和偉大的圖書館裡，那些圖書館的大廳令人望而生畏，就連有機會光顧的少數人也不例外。在過去那樣的條件下，專家和普通人之間的關係沒那麼緊張，但這也是因為平民沒有能力向專家發起實質性的挑戰。而且，在大眾傳媒時代到來前，民眾缺少公共平台來發起挑戰。
直到20世紀初，人們才開始參與政治、知識和科學生活，而且圈子非常有局限，只有受過教育、愛舞文弄墨的男性圈子裡才會就科學、哲學和公共政策展開辯論。而且，這也不是什麼被歷史塵封的美好往昔，事情沒那麼久遠。在很多美國人的記憶中，大多數人沒念完高中，只有極少數人能上大學，最後一小撮人進入專業領域，那樣的時代仍是鮮活的。
近半個世紀所發生的社會變革最終打破了普通美國人之間種族、階級和性別的藩籬，也消除了未受教育的公民和精英專家之間的屏障。辯論的範圍越廣，知識就越豐富，但同時也意味著社會摩擦更多。普及教育，為婦女和少數群體賦權，中產階級壯大，社會流動性增強，受這些因素影響，占少數的專家和占多數的平民，近兩個世紀沒有交集的兩個群體，一下子要去直面彼此。
但是，美國人並沒有因此更加尊重知識，而是滋生出一種荒謬的想法，他們堅定地相信，所有人都一樣聰明。這與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馳，教育是為了讓人們成為終身學習者，無論這個人多麼聰明，或是多麼成功。然而，在我們所生活的這個社會裡，掌握一丁點兒知識，就成了教育的終點，而非起點。這是很危險的。
《專家之死：反智主義的盛行及其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