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右派家庭的命運＊阿波羅新聞網

張沛霖死亡檔案圖影

二OO二年三月，我發現一本北京市警局一九六三年七月造冊，收有北京九十四名死亡右派的官方檔案—《右派分子死亡情況調查表》（以下簡稱「調查表」）。挖掘、記錄、整理這一「現代墓葬群」，對深入研究反右運動，具有特殊價值。也是真誠面對歷史，起冤死者於九泉之下，恢復其本來面目而吹響的「集結號」。為此，我走進一個又一個死亡右派家庭，記錄下他們的悲歡離合與坎坷命運。

張沛霖的死亡檔案

二OO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右派張沛霖七十二歲的二女兒張無量來尋找其父死亡檔案。張沛霖名列「調查表」中，檔案內容記錄如下：

姓名：張沛霖；性別：男；年齡：五十；民族：漢；家庭出身：地主；藉貫：江蘇、如皋；收容前有何疾病：／；本人成分：舊職員家庭；住址：北京西總布胡同甲五號；收容前職業：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七級）；是否保留公職：開除公職；收容日期：一九五八年三月；原政治面目：民主促進會（五三年參加）；案情性質：歷史反革命兼右派；教養期限：／；家庭人口及經濟狀況：／

簡歷：一九二七年前讀書，一九二七年充（當）國民黨如皋縣黨部幹事。一九二八—（一九）四二年任小學教員，開明書店編輯。一九四三—（一九）年充（當）汪偽軍三十四師中校機要秘書。一九四六—（一九）五三年開明書店編輯。（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加入民主建國會，一九五三年改入民主促進會，任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至收容教養。

教養理由：

一.該人系歷史反革命、漢奸，在充（當）汪偽軍中校秘書時，日偽軍對我啟東抗日根據地掃蕩時，其充當翻譯、有關軍隊調動、給養、軍事電報等工作，寫過「安民告示」，參加刑訊兩個新四軍嫌疑分子。肅反中寬大處理，給其行政降職處分。

二.整風時大肆向党進攻，攻擊肅反運動，叫囂肅反時受了冤屈，企圖翻案。並寫大字報，提出要改組整風領導機構，主張由右派分子彭子岡及團、工會、民進、無黨派人士組成整風領導核心，企圖篡奪整風領導權。攻擊匯報制度，說「黨團員、積極分子不怕犧牲別人，來取得組織的信任」，主張民主黨派應有獨立性，責問民進「為什麼要做黨的尾巴」「民主黨派與黨應平起平坐」等反動言論。

教養期間表現：該分子教養期間有些牴觸情緒，認為教養非累死不行，害怕勞動。經過教育有轉變，但不靠攏政府，從未反映過情況。勞動上平時尚能堅持勞動，但完不成任務。一九六O年四月間因偷竊教養分子王維權茶缸，給予記過處分。

原勞動教養場所：／；死亡日期：一九六O年八月十三日八時五十三分；死亡診斷：老衰、老年性心臟病、循環不良性浮腫、心力衰竭。通知家屬情況：六O年八月十三日通知其家屬徐士貞（世珍）財物處理情況：張無恙取走墳墓標誌：五八四西公墓，墓誌十排五號；是否辦過領外手續：／；撫恤或補助：／；家屬反映：／；是否摘帽子：／；備考：／

張沛霖跟我是老鄉，他的老家如皋與我的老家如東，解放前曾同屬一縣，如今都歸江蘇南通市管轄。張沛霖一九O六年出生，如果活著，已是百歲老人。俗謂「百年一夢」，張沛霖做的是一場惡夢。

消失的張家花園

據如皋地方文獻權威周思璋所著《如皋話舊》記述，張沛霖祖上原為如皋西南鄉耕讀世家。清雍正年間，其祖張學舉曾任福建負責收取鹽稅的官員，家道由此興旺。乾隆初年，張家買下名士冒辟疆在冒家巷的得全堂故居，遷至如皋城。張沛霖的爺爺張如傑是個秀才，曾任如皋城東廂董事（鎮長）。張如傑有三子，張沛霖的父親張藩（字樹屏）為長子。張藩生於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十八歲考取秀才，二十七歲曾被舉薦為「拔貢」，保送入京。

一九O二年（光緒二十八年），兩江總督張之洞委派已退休的原福建布政使周蓮及沙元炳在如皋興辦學堂。周蓮以年老體弱請辭，沙元柄獨挑重擔。沙元炳是我家一個遠親，與南通著名實業家張謇為同榜進士，曾任翰林院四品編修，民國時任江蘇省議會議長。沙元炳與帝師翁同龢交往甚密，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失敗，他心灰意冷，辭官還鄉。為創辦學堂，沙元柄除與張謇多次相商，還找來兩名得力助手，一位是舉人馬文忠，另一位就是張藩。

一九O二年九月，我國第一所公立師範學校——如皋公立簡易師範學堂（即後來的如皋師範學校）在如皋城開辦，沙元炳任總理（校長），馬文忠、張藩任副辦（副校長）。文革期間，我的弟弟姚止平就在該校中專畢業。一九O四年（光緒三十年）九月，張藩赴日本考察教育，歸國後撰寫出版考察日記《甲辰東遊記略》。根據赴日觀感，他力倡興辦貧民教育和實業學校，並針對在日本帝室博物館看到日人在甲午戰爭中繳獲的中國槍炮和庚子事變中掠奪的京師物品，在如師首創國恥教育。他還力主編纂統一教材，推廣國語。一九O六年，清廷宣布預備立憲，張藩以為能有所作為，籌措銀元進京捐了個「內閣中書」職務，負責管理繕寫朝廷機密文書。一九O九年（宣統元年）正月，張藩在京突患疾病，請假回家治療，五月二十日辭世，年僅三十九歲。

張藩去世後，由於捐官和治病，家境大不如前。一九一六年，張家將冒家巷住宅轉賣冒辟疆後人冒廣生，全家移居至人稱「張家花園」的學宮後巷別墅。當時占地五千多平方米的張家花園與冒、沙、徐三家花園並稱如皋四大私家花園。園內草木茂盛，有流水、假山、迴廊及亭台樓閣，極富江南味道。據張無量介紹，張沛霖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後，張家花園沒收充公，張氏家族成員被轟出重新安置。

二OO八年十月，張無量獨自返鄉尋找故園，此處已歸屬如皋電信局，樓房林立，昔日景色蕩然無存。當地房管局稱：他們從不知道如皋城有個張家花園。幸好張無量找到了過去張家花園附近的老鄰居和一份一九五一年編制的張家花園及附近住家的戶口冊——《迎春鎮·迎春治安區第十五組戶口冊》，冊內明確記錄：張家花園住屋系張氏祠產，門牌號為學宮後巷八號，住張氏家族四代二十餘人，包括張藩的三弟張藻（字叔陶）和張藩長子張恩湛（字智牖）。

《牡丹亭》裡的杜麗娘面對世事滄桑，曾感嘆「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賞心樂事誰家院」。如今的張家，不但昔日繁華已成鏡花水月，連那院落也已渺茫難尋。

從教師到編輯

張無量介紹，張藩有二子六女，張沛霖一九O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生，名恩溥，字沛霖，系張藩次子。張沛霖曾就讀揚州美漢中學，一九二七年畢業於南通紡織大學，後到如皋商業學校教英語。他精通英文，教學嚴謹，深受學生歡迎。

二十年代末，張沛霖在教學中發現開明書店出版、林語堂主編的《開明英文讀本》中有幾處錯誤，便寫信給林語堂。林語堂對張沛霖的指正非但沒有惱怒，反而誠邀張沛霖到上海開明書店任英文助理編輯。新文學史研究專家唐弢曾撰文記述此事，引為編者與讀者間一段佳話。抗戰前，張沛霖一邊在開明書店編輯《開明英文叢刊》，一邊從事翻譯工作。他不但在《人世間》、《宇宙風》、《文學》等雜誌上發表多篇清新流暢的英美散文譯作，還漢譯林語堂的英文文法專著《開明英文文法》和《英文表現法》，並著有《英語發音》、《英語教學》《口頭英語活用百表》、《伊索寓言選》等書，成為一九三O年代上海出版界卓有成就的英文編輯。

盧溝橋事變後，日軍將戰火燒到上海，受家室所累，張沛霖未隨開明書店人員西遷重慶，而是輾轉返回如皋到南淮中學任教。抗戰時期控制如皋的部隊主要為汪偽第三十四師，師長田鐵夫，副師長范傑。范傑原名范寶璋，上海大廈大學肄業，曾是張沛霖的學生。范傑執意要張沛霖做他的機要秘書，為其處理文件。張沛霖不從，范傑就利用權力革去張沛霖教師職務，禁止各校聘用。為養家餬口，張沛霖只好就範，於是有了《調查表》中「充（當）汪偽軍中校秘書」的記錄，並指其曾「參加刑訊兩個新四軍嫌疑分子」。對這件事，張無量解釋說，「當時拷打慘不忍睹，父親看不下去，不願記錄口供，就離開了。」由於張沛霖在三十四師任職期間沒有惡行，抗戰後被便遣散回家，在肅反運動中也僅作為一般歷史問題處理。然而在反右後期，這段歷史卻成為定其為「歷史反革命」的依據。

張無量說，范傑和田鐵夫後來一起逃往香港，情況不明。我在查閱一九九五年版的《如皋縣誌》時，意外發現了范傑的行蹤。范傑在書里以「范止安」名字出現，在他所撰《棲遲海外心系桑梓》一文「後注」中，有一段專門介紹范傑的文字：「一九三七年投筆從戎，官至國民政府軍委會少將參議、國民政府主席武漢行轅高級參謀等職務，是中國國民黨九千將領之一。一九四七年辭職退役，一九五O年攜眷遷居香港。」完全迴避了范傑抗戰時期那段歷史。本書贊助者、出版顧問均為范傑。書仲介紹，身為香港新亞洲文化基金會主席的范傑現受聘「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榮譽理事」等職務。書里還附有范傑還鄉贊助教育事業的照片，笑容可掬，一副慈祥長者模樣。

抗戰勝利後開明書店由重慶遷回上海，張沛霖應開明之約重返上海任該店《英文月刊》主編。張無量說，「林語堂離別大陸時，曾力邀父親一起走。儘管他們之間多年配合默契，林的許多英文著作都由父親翻譯，但父親卻因家室所累而拒絕了。父親一九四五年六月參加民主建國會，一九四六年加入民主促進會，表明了他對國民黨政權的看法和態度。」

反右運動犧牲者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開明書店與青年出版社合併為中國青年出版社，張沛霖隨之攜家北上，任中國青年出版社《語文學習》雜誌主編，每月工資一百八十五元，一家人住在北京小油坊胡同四號後院三間寬敞明亮的大瓦房裡。一九五六年，北京召開亞洲和太平洋和平會議，張沛霖任會議中英互譯同步翻譯。他與柳亞子、葉聖陶、老舍、趙樹理等文化人多有交往，柳亞子的孩子叫柳無垢、柳無忌，張沛霖也給自己的兒女起名叫張無垢、張無忌。

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張沛霖抗戰時期問題被翻出重新過堂。經審查屬一般歷史問題，職務從原六級編輯降為七級編輯。一九五六年整風鳴放開始，張沛霖貼出大字報，以「有這麼一位領導」為題寫了首打油詩，說有這麼一位領導，戰爭年代不怕流血犧牲，可在和平年代卻充滿主觀主義，主觀到他說荸薺結在樹上，你就不能說長在泥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批評的是社領導朱語今。張無量堅持認為，父親就是因為這首詩激怒了朱，才被打成的右派。

反右運動後期，張沛霖被老帳新帳一起算，定為歷史反革命兼右派，開除公職。一九五八年三月收容入監，送清河農場勞動教養。我詢問過一些當年清河農場的勞教右派，他們都不認識張沛霖。針對「死亡診斷」中所列「老衰、老年性心臟病、循環不良性浮腫、心力衰竭」，當年清河農場勞教右派趙文滔指出，農場既無醫院，也無醫生，以張沛霖的年齡和身體條件，幾乎沒有活下來的可能。所謂「循環不良性浮腫」恰與困難時期因長期飢餓導致的全身浮腫表現一致。趙文滔說，浮腫進一步發展，就是死亡。調查表記錄張沛霖埋葬地點為「五八四西公墓，墓誌十排五號」。「五八四」指清河農場五八四分場，而「西公墓」不過是一片亂墳崗子，至於「十排五號」，則純屬瞎編。

據張無量回憶，張沛霖被送去勞教時，出版社領導對他說，你到了農場還可以搞翻譯，他由此帶去許多外語工具書。張沛霖去世後，家裡卻僅領回一塊他生前用過的手錶。其實，在那裡不可能做翻譯工作，等待他的只有超強度體力勞動。張無量記得父親給家來信，說他們和刑事犯關在一起，這些人特別厲害，常欺負他，搶他的東西。在最後一封信里，父親說他腹瀉，無藥治療，讓家裡趕快寄長效磺胺，否則就來不及了。等家裡把藥寄去，人已經不行了。張無量說，在這封信里，父親特意落款「家庭的罪人」，「父親一定想到他被打成右派後，會給家庭造成極大災難，所以才這樣寫」。

忠誠的代價

張沛霖被打成右派後，張家頓時陷入困境。張沛霖的夫人徐世珍沒有工作，七個兒女除大女兒張無垢在江蘇省歌舞團工作外，基本都正在上學。徐世珍當年也是大家閨秀，徐家為教育世家，如皋著名的冒、沙、張、徐四大私家花園中的徐氏霽峰園，就是徐世珍家的。徐世珍畢業於如皋師範學校，曾在如皋小學教音樂，一九二九年與張沛霖結婚，後辭去工作在家相夫教子。從一九三O年開始，張沛霖夫婦先後生有七個子女：長女張無垢（一九三O年）、次女張無量（一九三六年）、三女張無恙（一九三九年）、長子張無忌（一九四二年）、四女張無雙（一九四四年）、次子張無咎（一九四七年）、三子張無害（一九五一年）。孩子們的名字，飽含了父母的感情與期盼。

張無量說，從父親被送去勞教，家裡就沒了任何收入，親戚間也不往來。但七張嘴要等著吃飯，「我只好給在江蘇歌舞團工作的姐姐無垢去信要錢。當時我是預備黨員，為表示對黨忠誠老實，我把給大姐的信事先拿給我所在的北京機器製造學校黨支部審查。黨支部當時沒說什麼，等我黨員轉正時，卻以『為反動家庭的生活操心，立場不對』為由，取消了我的預備黨員資格。父親在世時，常教育我們要在政治上要追求進步，要對黨忠誠，說實話。當父親被打成右派時，我們這些身為預備黨員、共青團員、少先隊員的子女們儘管心存疑慮，卻相信共產黨是正確的，堅決與『反革命右派』父親劃清界限。我們直呼其名，要他好好改造思想。一九五六年拍攝『全家福』照片中的父親，也被我們摳掉了。父親去世時，我們甚至不讓母親哭，我們自己也不哭，生怕外人看見，說我們劃不清界限。」

張無量回憶，父親被打成右派後，張家被迫移居至西總部胡同甲五十號前院的兩間房中。一九六O年八月父親去世，全家七口又被趕到後院一間十多平方米的半地下室，這裡原是出版社庫房，終年不見陽光。父親的慘死，使母親身心遭受沉重打擊。一九六O年冬，母親患的類風濕病發展為全身癱瘓，協和醫院醫生說她活不了多久，母親萬念俱灰，決定以自殺解脫。細心的母親想到自己「走」前必須先「解決」掉弱智的小兒子無害，免得自己走後拖累其他子女。一九五一年無害出生時，母親嫌孩子多，不想再要，服用打胎藥，影響了無害的智力。一九六一年的一天，母親給無害一連吃下二十多片安眠藥。也許他命不該絕，一天下來，居然無事，只是引起嘔吐反應和長時間昏睡。母親見此，打消了自殺念頭，積極配合治療，身體漸漸有所恢復，一直活到一九八五年。去世前，母親囑咐家人不留骨灰。她說，「你爸爸的骨灰也沒有，留下我的也沒用。」無害一九六七年三月因病去世，年僅十六歲。

姐弟倆的遭遇

張沛霖的子女們與父親劃清界限，並未換來組織信任，反而全被烙上「賤民」火印，在升學、就業、入黨、工資、住房、職稱、婚姻等各方面受到歧視，留下終生缺憾和無法撫平的創傷。

六十六歲的張無忌是張沛霖的長子，張沛霖出事時，他正上高中，因為父親問題，歡迎外賓的活動也沒資格參加。他回憶說：「儘管我熱心班上公益活動，主動打掃教室，但老師和班幹部卻認為我是假積極，高一操行評定僅僅是『中』。我特別傷心，回家哭了一場，甚至想到自殺，原本外向活潑的性格也變得內向謹慎。為維持生活和學習，我們家孩子每年都要申請助學金，寒暑假還要外出打工。我在工地搬過磚頭，挖過土坑，給樹木打過農藥。父親在給家裡來信中曾告誡我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要牢記他的教訓。我一個字也沒給父親寫過，因為他是人民的敵人。我一九六O年高中畢業，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但當時執行階級路線，高考成績再好，出身不好，也不錄取。學校為提升高考成績，動員我參加高考，結果不但北大數學系沒有錄取，連最低志願的師專也沒考上，讓人感覺是成績不行才被刷下來的，對我自尊心打擊很大。另外婚姻問題也受到影響。當時我就不想結婚，一輩子單身，因為我受不了人家鄙夷的眼光，更不希望將來我的後代，受到跟我一樣的傷害。直到父親問題平反，我都三十八歲了，才考慮結婚。」

張無忌高中畢業後，在北京的中學教了一輩子書，儘管他作為業務骨幹曾任數學教研組組長，多次被評為先進個人和優秀班主任，卻始終未能跨進黨的大門。

比起張無忌，張無量的經歷更加坎坷。她雖高不足一米六，身材單薄瘦削，卻堅韌執著。她反覆向我述說自己經歷過的苦難，仿佛祥林嫂講述阿毛的故事。

反右運動前的張無量，生活中充滿陽光。她曾在張家花園生活過九年，直到一九四五年離開如皋，遷往上海。上學後她一直是每學期兩張獎狀：一張是品學兼優獎，一張是服務熱心獎。因為父親總鼓勵孩子不光要學習好，還要熱心為同學服務。五O年代初，她進入北京女十三中，由於學習好又熱心為同學服務，初三時被選為校學生會主席，並參加北京市第四屆學代會。一九五四年初中畢業時，為響應黨提出的實現國家工業化號召，她主動放棄升高中、上大學機會，考入一機部北京機器製造學校（四年制高級中專），並於一九五六年加入共產黨。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反右運動不但使張沛霖走上不歸路，也徹底改變了張無量的命運。一九五八年從機器製造專業畢業時，她本來要分到北京航天部第十四研究所，然而因為父親問題，不但取消預備黨員資格，還被發配到江西南昌八一工具機廠去當技術員。一九六一年，國家實行幹部精簡，充實農業生產第一線，她又因為父親的問題，從八一工具機廠下放到河北淶水農村，成為地地道道的農民。

淶水是張無量愛人陳國順的老家。陳國順與張無量在機器製造學校是同班同學，兩人相知相戀。陳國順出身貧農，卻也受牽連，兩人一起從南昌返回家鄉。張無量說：「陳國順從小生長在北京，我們倆人都不會幹農活，工分加在一起到年底連糧食錢都掙不出來，要想買鹽還得跟我兄弟姐妹要錢。有一次我把布票寄回家，母親猜到我沒錢買布，就接濟了我十塊錢。我的小女兒一九六三年出生，當時我婆婆死了，女兒沒人帶，生活又困難，最後只好送給別人抱養。」一九六七年，張無量夫婦為了生活帶著七歲的兒子到淶水縣石亭修配廠當了臨時工，畢竟他們懂機械技術，又會車工、電工和鉗工。後來他們來到保定，換了多家單位，最後張無量在保定機械冶金技工學校當老師，陳國順在保定液壓件廠工作，兒子在城管。由於單位破產，如今倆位老人退休工資加起來只有兩千元，醫藥費報銷也極為困難。二OO九年一月一日是他們金婚五十周年紀念。張無量感慨地說：「戀愛時我沒嫌他家是農民，結婚時他沒嫌我父親是右派，我們倆能共同走過五十年，真是太不容易了！」

二OO二年七月，張無量找中國青年出版社落實政策。要求單位幫助尋找父親遺骨，同時解決北京戶口和住房。在上訪過程中，她不知受到過多少白眼和推諉，卻始終堅持不放棄。她說，「要按我過去的脾氣，早吵起來了，現在已經被磨得不急不躁。」偶爾她也會發火，一天她跟接待人員談到中午，那人說，「我給你來點飯吧」，她感覺受到屈辱，大聲嚷道：「我不是來討飯的，我是來討債的！」

經過努力，張無量夫婦的戶口終於從河北遷回北京，出版社租給他們一間單位庫房作為住房，生活漸入正軌。回首往昔歲月，張無量感覺特別對不起父母，已入古稀之年的她深切體會到當年父母對子女的摯愛和呵護。張無量說，一九五九年她結婚時，曾給在勞改農場的父親寄去喜糖，父親回信表示祝賀。這是父親被打成右派後，父女間少有的一次親情交流，每憶及此，就感受到一種溫暖。

願苦難一去不返

在採訪張無量過程中，我多次來到她家。張無量家住在北京交道口，這裡曾是清宮總管李蓮英舊宅，如今已成為百來戶人家聚集的大雜院，狹窄處僅容一人，鬥折蛇行，乍明乍暗。

張無量夫婦住在大院深處一間約十平方米，終年不見陽光的平房裡。儘管生活艱難，冬天連暖氣都不敢老用，疾病纏身只能儘量扛著，但說起家人和子女的事業和成就，張無量就臉上放光。她高興地拿出家庭相冊給我翻看，相片裡她的孫女陽光而快樂，正在北京上大學。看著年輕人純真幸福的笑臉與充滿坎坷艱辛老人的滄桑面容疊印在一起，我的心猛得一顫：願年輕一代永遠不知道什麼叫歧視和恐懼；願張無量姐弟和她父輩所遭受過的苦難一去不返，埋進黃沙百尺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