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三十年前的今天，我從公眾視野消失，潛入地下，不久也告別了中國，所以五月廿日是我永遠銘記的日子。第二年夏天我在普林斯頓寫了此文，可謂我對八九最初的審視，不是為了反省，而是學到許多新的理念，回眸那場風暴，實在是茅塞頓開，不寫不快。這陣子，我仿佛在臉書上擺弄了一個系列，它也到此結束。】
一、兩頭受氣
我大概是八九民運的第一懦夫，北京話所謂「慫包」——五月廿日凌晨，在翠微路上從從別人手中的袖珍收音機里聽到李鵬的戒嚴令，竟沒敢等到第二天從電視裡瞅一眼他那副歷史性的丑容，我就逃出了北京城。所以逃到海外以後，我沒有資格像別人那樣炫耀「廣場經歷」。
起初我聽著別人慷慨陳述，頗覺驚異，怎麼？在這世紀末的共產主義大崩潰中，中國是唯一的輸家，哪裡會逃出這許多英雄？但聽得多了，漸漸讓我暗生出一股羞慚，覺得很對不起頭上那頂「菁英」的桂冠。別人的「英雄事跡」，常常會使我因為實在想不出自己究竟怎樣「策劃」、「煽動」了這場「暴亂」而感到無地自容。學生領袖們倒是血氣猶存，每每談起廣場，頗為鄙視知識分子，偶爾弄出口角來，他們便會噓道：『哼，除了劉曉波，你們這幫菁英沒一個讓我佩服的。』
據說嚴家祺因此曾深覺人格受辱，而流亡詩人徐剛則只是淡淡一笑道：「英雄都歸你們去當，我來當這個狗熊，還不行嗎？」（其實「六四」那晚他還在廣場，而後來他選擇回國。）
這是一種尷尬。「八九」民運使中國知識分子陷入史無前例的尷尬。中共說他們是「黑手J，而中國老百姓則說他們是「慫包」。在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中，知識分子成了「風箱裡的老鼠——兩頭受氣」。如果要我來描述一下知識分子在「八九」鬥民運中的表現，我想說三句話，即：心理恐懼、角色尷尬、理念超前。
二、身後空空蕩蕩
先說恐懼。
我現在還能清晰地回憶起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四日聽到胡耀邦去世時的心情，那晚正好是前美國駐華大使羅德夫婦舉行告別派對，北京知識界大部分熟悉的面孔都可以在那座大使官邸碰到。喝酒、聊天、唱歌之際，突然一個消息在悄悄傳送：知道嗎？胡耀邦死了！我心裡格登一下：完了。中國要亂了。回家的路上，車子經過天安門，燈火黯淡，細雨霏霏，我對一位年輕的朋友說，恐怕是到了咱們該撒的時候了。
我不諱言，一九八八年以來，我內心深處一直有種莫名的恐懼。遠志明多次邀我到外地去講《河殤》；我都推辭了。北大、清華、師大的學生會來請我去演講，我也婉辭了。我不敢同大學生接觸，生怕一去，第二天就會被「內參」捅上去。此前，方勵之夫婦赴長城飯店參加布希總統晚宴被阻一事，仿佛是一個信號。方勵之說那晚他在便衣警察的圍追堵截中，真的感到了恐怖：你會覺得在茫茫黑夜裹四處都是狼群，而你手中連根燒火棍都沒有。我是能夠體會到這種恐怖感的——誰能說在八八年、八九年方勵之隻身向鄧小平挑戰不勇敢？可他還是感到巨大的孤獨。他身後並沒有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他獨自往前沖的時候，很像我們在美國迪士尼卡通片裹看到的那個唐老鴨――自己撞得鼻青臉腫，身後卻空空蕩蕩。
北京知識界這幾年一直在某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之中。很早就有人危言從聽地預言中國在走投無路時會出現軍管，誰也沒有料到這軍管竟以坦克和屠殺的面目登台。知識分子大都很珍惜這十年改革的局面，儘管這種改革使得他們斯文掃地，賣文為生都難餬口，這總比軍管好。恐懼使得他們害怕少不更事的學生們出來一鬧，反而給那些半截入土的老人黨以軍管的口實。「八九」民運一場長安街血肉橫飛，到頭來果然落了個軍管的結局，你能說當初這些知識分子的擔憂沒道理嗎？（這三十年「高壓維穩」比野蠻的軍管可摩登多了，最後還崛起了。）
記得八八年底，一位懂點星相的朋友告訴我，他夜觀天象，看出近幾年內有血光之災，慘烈超過「文革」，要我儘早謀劃脫身。我似信非信，但內心的恐懼卻加重了。狂飆突起，我的第一個念頭是想趕快離開北京。四月十九日的日記是這樣寫的：
『路經北師大，在車上見校門口黑壓壓無數人，道路斷絕……走到家門口，迎面碰上一批批從北大、清華騎自行車趕路的學生，像是紛紛奔赴戰場。暮色里，我閃在路旁，內心覺得自己像一個怯懦的看客……。』
三、理性的冰塊
尷尬。
我沒走成，便去扮演一個尷尬的角色。四月二十一大早，一個素不相識的北大青年教師砸開我家門，聲淚俱下地罵道：『平時你們鼓動民主，如今學生起來了，你們卻縮在後面看熱烈，太不像話了！』
我很內疚。於是就在包遵信發起的知識界第一封聲援信上簽了名——只是聲援而已，知識界在這場學潮中始終未能擺脫這個立場，在政府和學生之間，莫名其妙地充當一個誰也不買帳的斡旋者，不知道命運為什麼給我們分派了一個如此難堪的角色？最難堪的場面發生在五月十四日夜裡的廣場紀念碑底下。
戴晴領了十二個學者、作家去勸學生徹出廣場。臨去前十二個人爭辯了一通。嚴家其說：政府一點妥協不肯，我們如何勸得動學生？不如不去。溫元凱說，政府可能武力清場，學生要流血，這個關鍵時候，知識分子不能不管。李澤厚說，知識分子要講理性，學生一開始很有理性，現在漸漸情緒化了，知識分子應當幫助他們。最後大家還是去了。
人山人海的廣場像一個正在噴發的火山口。我的感覺是，倒進一點理性的冰塊，大概只能聽到幾聲「滋滋」就不見蹤影了。我們十二個人像「使節」一樣被糾察隊一路吆喝送到紀念碑底下，那情景現在回憶起來有點滑稽。十二個人輪番講演了幾句。除溫元凱尚不怯陣，還能講得抑揚頓挫，余者皆笨嘴拙舌。這一干人大多能妙筆生花、思若懸河，臨到這種萬頭攢動的群眾運動的場合，就沒了雄辯煽動的口才，比起吾爾開希和柴玲來，就缺了一種天分，哪裡駕馭得了？待戴晴講了妥協的條件——由趙紫陽、李鵬此刻來廣場對同學們講一句「你們是愛國的」，大家就撒離，人群中似有掌聲。旋即，忽有人讀起《絕食誓詞》，情緒倏然高潮。我意識到，我們送來的那點理性的冰塊在幾秒鐘之內已經化得沒影了。十二人又被糾察隊吆喝著送出廣場時，我聽得兩旁人潮中還不斷有人叫道：『嘿！別走哇，再說點什麼。』
從那天晚上開始，我便不再想參與。我想起七十年前的一幕。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早晨，蔡元培急匆匆從東四趕到沙灘北京大學，在校門口擋住要去遊行的學生，結果被客客氣氣地請到一邊待著。不知孑民先生當時是否有螳臂擋車之感？
四、無家可歸
「五四」運動七十一周年時，我在華盛頓有幸請教匹茲堡大學的許倬雲教授：從「五四」到「六四」，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總是充當這麼一個尷尬的角色？
許先生說他只能從歷史長程看問題。他認為，古代中國讀書人，原本就是遊歷與朝廷和民間之間的。不過儒家靠他們那套學說有整合社會的能力，一方面可以批評皇帝，另方面可以教化民眾；一旦他與皇權鬧翻，他可以回到家鄉去耕田種地，同時教子弟讀書。有家可歸時古代儒生不怕皇權的退路。
「五四」以後，知識分子沒了這條退路。你看有哪一個做大官的或在大學裡教書的讀書人，後來回到他的家鄉去了？沒有。在共產體制下，這種情形就更嚴重。毛澤東老把知識分子往底層趕，他知道你到那裡就沒用了。而知識分子就老想回到上層，回到官場上去。鄧小平上台以後，說了一句要搞改革，大家都紛紛回到體制內去幫助共產黨。他們沒有別的選擇。
這番話使我聯想起陳一咨的經歷。為了一部電視片，我們曾經採訪他，請他談談為什麼要進入體制內去改革。陳一咨在學生時代所受到的迫害，是同齡人中很少見的，他大學時就被打成反革命，文革時又被批鬥過上百次，三次幾乎被打死，受他牽連，外祖母、舅舅、女朋友慘被整死。這樣一個人怎麼會成為趙紫陽的智囊？陳一咨講得很明白：
『我從小就讀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信奉那句「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被趕到農村二十年，親眼看到農民過得豬狗不如的生活，知道在現行條件下要改變它，最聰明的辦法，莫過於進入中央改變最高決策。』
應當說中國知識分子中很少有人像陳一咨做得那樣成功。他的確達到了改變農民生活的目的。然而只要鄧小平一翻臉，連趙紫陽都得下台，陳一咨只有流亡一條路。他無家可歸。
五、急行軍
尷尬和恐懼均來源於知識分子清醒地知道他沒有能力獨立整合這個社會，由此便產生了自戊戌維新以來的那種漸進的改良的政治理念。百多年來，這種改良路線總被疾風暴雨的急行軍式的激進革命所打斷，因而在歷史的幻影中，它只留下失敗的紀錄，從康梁直至蔡元培、胡適，總被後人嘲笑。
這其實是一個錯覺。六君子雖然頭斷菜市口，但改革的漸進過程並未停止。慈禧在一九○五年實行的「改革」，有些方面甚至比「百日維新」還往前走了；「五四」運動前，新文化的大師們都主張為中國奠定教育和學術的基礎，反對激進的革命，後來陳獨秀耐不住性子去組黨搞革命，反而自我淪喪。蔡元培、胡適打下的底子，日後對台灣的現代化起了根本性的作用。
相反，激進革命在中國近代史上從未達成它的初衷，而只造成災難。辛亥推翻皇權，卻未能迎來共和，倒是造下了中國現代強人政治的惡果。蔣介石和毛澤東鬥了三十年，末了把個中國推進共產制度里去。原來已經藏污納垢的傳統文化經毛澤東用馬克思主義一改造，變得愈加不中不西，充滿邪惡，洋洋四千年文明，僅經歷了百年的錯亂期，其民力、自然、道德三大資源幾乎喪失殆盡，中華民族何曾有過這樣的慘禍？
我之厭惡激進主義，常常只是感於現實環境的嚴酷，不作匹夫之勇。人只有當他直面慘烈時，才是冷靜和聰明的，才有依據常識而生的理性。如今海外激進革命的呼聲甚高，乃是人們在西方自由環境下，一沒有刺刀頂在後面的冰涼，二沒有坐牢的威脅，三沒有柴米油鹽的憂慮，於是可以呷著咖啡奢談「暴力」。
六、智慧生鏽
理性源於恐懼，一如「容忍」源於害怕互相迫害。西方人的寬容精神，首先是從提倡宗教上的容忍開始的，沒有容忍便不會有雙方的自由。民主的精義在於妥協，也是由此衍生而來的。
我想大學生們在學潮之初的那種極為理智和策略的做法，包括「四二七」大遊行弄得警察和軍隊都不敢鎮壓，並非「長鬍子」的知識分子在背後出的主意，實在是他們自己太清楚這件事的危險性，許多人是兜里揣著遺書上街的，因此他們很知道分寸在哪裡。恐懼使他們產生政治智慧，「和平、非暴力」這個口號不是基於天真幼稚，而恰恰是基於對實力對比的清醒。然而，一次成功就可能使人喪失清醒，誤以為自己非常強大。「四二七」以後，試想會有一個學生領袖想到這一天政府事實上也作出了讓步嗎？看不到對手做出的妥協在哪裡，正是不再害怕它的一種心理反應。恐懼變得遲鈍了，智慧因此生鏽。
《河殤》裡面曾經說過，傳統的中國人不是順民就是暴民。這界限就是恐懼。專制的功能就在於維持這種恐懼。毛澤東時代的「全能政治」，包括他個人的魅力，是不需要讓暴力表面化的。恐懼變成下意識藏在個人的心底。鄧小平時代則不然，他太缺乏魅力，連相聲演員都敢奚落他。這一段看似「寬鬆」、「開明」的時期，造成的一個最大錯覺，就是中國人差不多快忘了中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本質。五月下旬，全北京像一座不設防的城市處於大軍包圍之下，城內卻瀰漫著不相信解放軍敢入城的童稚般的情緒。
我在最後逗留之際，通宵站在街頭體驗著老百姓的盲目樂觀情緒，心裡真有說不出的悲哀。一個受了共產黨那麼多禍害的民族，居然只會根據它那虛偽的政治文化來判斷它，不相信它會殺人。
我的許多朋友從一開始就同爭論，也是認為共產黨不敢使用暴力，他們的根據很簡單也很可笑：因為毛澤東說過「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正因為不相信鄧小平敢開槍，傷亡才會如此慘重。有多少人是子彈穿過體內還不相信是真的呵！事後我總想，知識分子不能讓這個民族相信妥協也倒罷了，它甚至不能讓這個民族相信恐懼，它的尷尬應是到了極點！理性的無奈實在是莫過於此。
七、從「現有」出發
自然，知識分子的理性確也發揮過作用。曹思源發動的「要求召開緊急人大」的簽名活動，是這次學潮中唯一訴諸憲法的行為，沒有任何行為比它更合法更理性，曹思源的政治思想，歷來是主張從現有法律出發，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它不能從「無」中創造出「有」來，而是疏導已成事實。林毓生教授曾用洛克論「容忍」的例子闡述這一觀點，令人極受啟發：
『他（洛克）主張各教派彼此應該容忍。其主要的論點是要求各個教派接受既定的事實，西方歷史演變至十七世紀，與洛克論點有關的既定事實主要有兩項：一、政教分離，二、不同教派風起雲湧……洛克的基本論式是順著許多人都承認的既定的事實加以推衍，求其合理的含義。』
曹思源的努力雖然沒有成功，他卻用既成的憲法作了一個莊嚴的判決：中共政權已經失去合法性。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無法否認的一個既定的事實，用坦克也無法推翻，這應當是「八九」民運的一個重要成果。一個踐踏自己制定的憲法的政權，無論它有多麼強大，內心必然恐懼。而恐懼會使它慢慢恢復理智，這是鐵律。
劉曉波他們四人，在天安門廣場即將成為屠場的關頭，將數千學生領回人間，可以說是在全北京的瘋狂中，理性的一次最強有力的閃耀。「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尋找真的生命」――當柴玲他們認定只有犧牲才是「最高原則」的時候，當學生們已經不懼怕死亡的時候，劉曉波他們的理性能夠取勝，真是一個奇蹟。可惜這個奇蹟來得太晚了。
劉曉波以他的行動證明了知識分子的直接參與是多麼重要。知識分子雖然抱持著正確理念，但從學潮一開始就遲疑觀望，怕當「黑手」，結果失去了學生的信任，使理性無法被他們接受，教訓沉痛。時至今日，即使在海外，仍有不少名流在同政治「撇清」，並美其名曰「自由知識分子的超越」，實在只是一種言不由衷的遁辭。當今中國知識分子頗能學來當年胡適的清高，卻永遠不會去學法國「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左拉。
八、巨人變侏儒
恐懼是把雙刃劍。它會讓你產生理性，但也會使你喪失勇氣。中國知識分子在共產體制下的最大悲劇，就是喪失了道德勇氣，所謂「脊梁骨」被毛澤東打斷了。古代儒生的道德勇氣，來源於他是傳統文化的代表，他靠儒家的道德規範和政治理念能夠整合社會，在這個過程可以使他感覺到自己的強大。他一方面使皇帝相信，你的道德資質遠比你的權力更要緊；另一方面他又向民眾宣布，我是你的精神導師，整個社會以倫理道德為軸心，這個軸心又立於儒生的胸中，他自然是頂天立地的。
然而，這樣一種文化崩潰了。五四以來，知識分子轉而去代表西方的文化價值，他一下就從巨人變成侏儒。對於還滯留在前現代的中國，西方觀念不為民眾所接受，也無法解決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內憂外患，只有毛澤東靠著最具摧毀力的傳統農民這支力量，取得令人炫目的事功。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就是治國平天下，自己做不到，毛澤東做到了，於是紛紛臣服於他。這導致了中國知識分子史無前例的整體淪喪，其中悲苦，不必細說。陳寅恪在分析王國維何故自殺時說過這樣的意思，一種偉大的文化傳統崩潰了，必然會給它的文化人帶來災難。他仿佛是預見到了日後的浩劫。
問題在於，知識分子能不能靠儒家的傳統思想來恢復胸中那股「浩然之氣」？「文革」結束後，中國知識分子恢復道德勇氣的第一步，就是擔當社會良知的代表，為民請命，伸張正義。這種角色依然陷入尷尬，因為共產黨政權並不跟你講良知。它會把它「最優秀」也「最忠誠」的黨員，如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開除出黨。這就逼出了一批「持不同政見者」，他們不會再去充當儒生的傳統角色，而要站到共產黨體制外搞民主政治。這一來，他們又同那個傳統社會有距離了。
八九前夕，方勵之想組成知識分子的壓力集團，卻沒有多少有名望的知識分子肯同他為伍，這便種下了學潮中知識分子始終不能形成有效組織的前因，進而也註定了如今海外民運組織缺乏成熟政治領袖。以體制內走向體制外的難艱，從傳統人格轉換為現代獨立人格的難艱，都妨礙了知識分子在現代化過程中發揮作用。他們陷入一個巨大的悖論：不藉助傳統他便無力，而他的目標正是要改變這個傳統社會。
九、靠常識存活
許多往日情同手足的朋友，如今不是陷在獄中，就是下落不明，或者整日生活在監視和恐懼中。近年來一直為我染指政治而擔驚受怕的妻子，如今果真要她獨自留在國內承受對我的批判，我也不知道她如何向九歲的兒子解釋爸爸怎麼老不回家？年邁多病的父親像當年「文革」中我不敢理他一樣不敢理我，媽媽則每次聽到我的電話就泣不成聲，她總怕等不到我回家的那一天。
我生性怯懦，也從未有過跟體制決裂的那種自覺和勇氣；自己四十年的經歷沒遭過罪，就是受職業驅使寫了太多別人的苦難，變成一個異端，《河殤》竟弄到要將我下獄，國內有篇批判我的文章說，「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接班人」的鬥爭，在蘇曉康的身上失敗了，言詞似乎甚惋惜。
其實我們這一代人個個受共產黨洗腦極深，又個個都是被這個黨逼成叛逆，哪裡用得著「資產階級」來爭奪？看待事物的是非善惡的標準、衡量歷史前倒退的原則，甚至包括法制、民主、道德這些最基本概念，最初也不是西方「污染」的，而在這個共產黨社會裡濡染的，何以就不准我拿著它們去檢測這個黨、社會和鄧小平呢？理性原本並不深奧，它是基於常識，人類靠常識存活，則常識就萬年長青，讀書人失去傳統，但現代仍乘傳了古老的常識，所以知識分子不會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