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蘇曉康的說法，跟中共的博弈本來要贏的，最後卻輸掉了，似乎是抗議者沒做對。首先當時真有可能贏嗎？我不這樣看。當然歷史不排除有極偶然的可能性，如果最高當權者做出轉變決定，在博弈中認輸或讓步。但在當時中國具備這樣的當權者嗎？博弈的另一方是鄧小平和他背後的中共專制集團，是決不可能讓步的。也許當時的歷史大背景下，他們在文革劫後餘生的心態，加上在世界環境中希望得到的，以及共產黨自我標榜的代表人民等教條，讓他們一時斬不斷理還亂，導致猶豫，沒有立刻痛下殺手，並不說明他們有可能放棄共產黨專制，實行民主。這一點從事後總結的六四教訓——"剷除萌芽"，表達得再清楚不過。
也許蘇是期待趙紫陽的改革派用逼宮方式讓老人退位和認輸。趙紫陽與戈巴契夫會談時拋出鄧小平，當時感覺這種意圖非常明顯，就是把鄧小平推出來，讓他受到民眾壓力。儘管趙後來一再否認，但我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看趙那種眼神、表情，假如對人心有了解，應該很清楚。趙此舉激怒鄧小平是肯定的，鄧能立刻廢掉趙，說明了趙根本不是對手。何況還有鄧背後的專制集團。說抗議者一方不斷升級，更主要的是鎮壓和反制不斷升級導致的。這不是抗議者一方自我控制就能萬事大吉。不斷升級本身就說明了不可能得到這樣的結果。權力在當權者手中，軍隊警察都由他們掌握，即使真能理想地和平解決，也一定會有秋後算帳，把形式上的允諾再度剝奪，就像鄧小平當年支持利用完西單民主牆後，就封掉民主牆，把代表人物逐一解決一樣。
假定學生採取明智措施，是否能得到好一點的結局？這一點我同意，共產黨也會願意，因為就沒必要製造震驚世界的殺人場面。即使後面秋後算帳仍會發生，還是比開槍和屠城要好——只是在這個意義上的好。不過怎麼可能要求抗議者一方能在適當時刻做出恰到好處的決定，又能有策略地掌握互動節奏和方向呢？不可能要求群眾做到這一點，因為群眾不是有組織的，處於競爭的比賽，就像香港勇武派不斷往前沖，只要不割席，其他人也會被帶著走。即使某些勇武派的先鋒認為夠了，更勇武的又會衝到更前。因為每人都想在聚光燈下把自己放進歷史篇章中，而不是跟在別人後面被陰影掩蓋。
當時的天安門，哪個廣場領導者提出理性建議，基本就被喝倒彩，更激進的人就會搶走話語權，成為新的領導者。北京學生當時如果撤，外地學生一定頂上來，因為他們一直被北京學生壓在邊緣，自己成為主角的機會就是不能跟著北京學生撤。而北京學生不想讓出主角，就得繼續堅守。
所以蘇曉康所說的可能贏不存在，更不是被抗議一方搞砸了。對這樣的結果的確應該反思，只是不是反思具體的做法，最該做的反思是民主運動應該用怎樣的方式，進行怎樣的組織？能不能把非理性的廣場效應——即民眾、精英和媒體相互促進賽跑極端變成有節制、有理性、有整體戰略部署，能形成統一行動又不是單中心自上而下的模式，其實這才應該是根本的反思所在，而不是要求各自為政的烏合之眾能形成一致的理性判斷和協調行動，能做得到"見好就收"。這本來就是不可能做到的，就不該指望。
不該要求民眾和學生做這種反思。反思是知識分子的職責，如何能讓群眾運動變成民主運動，這個根本性的問題其實一直沒有解決，也沒有反思清楚。群眾運動不等於民主運動。共產黨一直在發動各種各樣的群眾運動，文革也是毛澤東發動的群眾運動，跟民主沒關係。民主運動除了有"民"，一定還有"主"。這個主如何形成才是關鍵。它不能是一個背後之主的操縱；不能是少數人控制；不能被媒體和意見領袖煽動誘導；"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應該參與"主"，而不是只作為疊加的數字，又不能是各執己見互不服氣的雜燴。那都不是真正的民主。不是民主運動的群眾運動，除了達不到民主的目標，更可能走向反面，或者被權力利用和操縱，或者最終淪為暴民。
歷史上無組織的群眾往往用暴民方式反抗暴政，不乏正義訴求，卻得不到正義結果，與暴政循環，成為破壞性力量。現代資訊技術有了操縱和利用群眾的手段，領袖與民粹的聯手頻頻出現，本質是暴政與暴民合為一體。那種前景將更令人恐怖。要防範那樣的未來，更需要為群眾運動找到合適的民主方式。在我看，這才是我們最該反思之處，且應該是知識分子的職責。
在這方面，中國知識分子顯然做的非常不夠。本來上世紀八十年代知識分子的引導作用很大，可基本只是照搬西方觀念和教條，對如何用於中國的實際思考很少。六四後如果說學生沒反思，不值得責怪，連老師都沒有好好反思，又能要求學生什麼？六四之前沒做好還可以歸咎文革封閉，開放後湧入的新思想只能食洋不化。那麼六四後呢？至今多年過去又思考出了什麼？今天蘇曉康發出一個初級質疑，還會有突破效果，豈非最說明沒做什麼嗎？目前狀況，再來一次八九是否能做得更好？會不會有不一樣的結果？三十年後的香港軌跡和八九軌跡之相似，是不是也在證明反思的缺乏和思想的失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