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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獎8元:大學教師自嘲"青椒"

處於教學科研開拓階段的教師群體自嘲為‌‌‌‌「青椒‌‌‌‌」,似兼有一股苦澀與青澀之意。2019年,《國家治理》周刊對高校青年教師群體做了一份調查,在3000餘受訪者中,超半數(57.16%)青年教師認為自己工作狀態基本達到‌‌‌‌「996‌‌‌‌」,12.22%的人表示工作狀態已不止‌‌‌‌「996‌‌‌‌」。傳統模式里一路讀博、獲得教職、職稱逐步上升這條路,似乎不一定再能順暢走到頭。

博士畢業難、‌‌‌‌「青椒‌‌‌‌」晉升難,科研任務大,求職市場不待見,相當一部分‌‌‌‌「青椒‌‌‌‌」陷入了‌‌‌‌「去亦難,留亦難‌‌‌‌」的兩難境地之中。一些年輕教師更表示,學校新的績效制度‌‌‌‌「重行政輕科研‌‌‌‌」‌‌‌‌「考試時間與考研時間重疊‌‌‌‌」等弊端,導致老師薪酬比行政崗位員工低許多。

中國政法大學的青年講師李承搭計程車回學校,司機見他模樣年輕,便隨口問他是學生還是老師。李承只得坦言,自己是老師,司機一聽激動了:‌‌‌‌「大學老師,很能賺錢吧?‌‌‌‌」

李承苦笑:‌‌‌‌「賺得不多,一個月不到一萬。‌‌‌‌」

司機不信,‌‌‌‌「我一個司機,難道比你這大學教授還賺得多兩三倍?‌‌‌‌」

李承哭笑不得,最後主動給對方看自己的工資記錄,上面顯示稅後7000多元的月工資。

李承目前是學校里的‌‌‌‌「師資博士後‌‌‌‌」,也可理解為講師,講師共分為十級,6級以上就可升為副教授,李承‌‌‌‌「入行‌‌‌‌」一年半,目前處在第9級。

在多數人看到的表象與想像里,大學老師無疑是頂著光環的職業,身處‌‌‌‌「象牙塔‌‌‌‌」的社會精英,擁有自由靈活的時間,追求崇高的學術理想,被‌‌‌‌「德高望重‌‌‌‌」‌‌‌‌「精英階層‌‌‌‌」‌‌‌‌「名利雙收‌‌‌‌」等美譽環繞。

但初入校門的青年教師群體或是當中異數。

自1999年起高校開始了持續7年的大擴招,教師隊伍規模也迅速膨脹。據教育部數據,從1998年到2003年,全國普通高校專任教師由40.7萬人增加到72.5萬人。

近年來,隨著大學教師聘期制逐漸代替終身制等制度改革,一所學校的科研指標、課題任務,更多落在了青年教師身上,加劇了這一群體的生存壓力。

目前,據教育部公開數據,我國985高校共有39所,211高校115所,高校教師數量則達到了100萬以上,其中40歲以下的青年教師占據主體。

處於教學科研開拓階段的教師群體自嘲為‌‌‌‌「青椒‌‌‌‌」,似兼有一股苦澀與青澀之意。2019年,《國家治理》周刊對高校青年教師群體做了一份調查,在3000餘受訪者中,超半數(57.16%)青年教師認為自己工作狀態基本達到‌‌‌‌「996‌‌‌‌」,12.22%的人表示工作狀態已不止‌‌‌‌「996‌‌‌‌」。

傳統模式里一路讀博、獲得教職、職稱逐步上升這條路,似乎不一定再能順暢走到頭。

1月22日,河海大學研究生院發布公告稱,學校專題會議研究決定對125名博士研究生予以退學處理,但因這125名學生難於聯繫,退學決定書無法直接送達,只能予以公告送達。

1月22日,河海大學研究生院發布公告稱,根據《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河海大學研究生學籍管理辦法》等規定,1月14日,經學校專題會議研究決定,對125名博士研究生予以退學處理。

博士畢業難、‌‌‌‌「青椒‌‌‌‌」晉升難,科研任務大,求職市場不待見,相當一部分‌‌‌‌「青椒‌‌‌‌」陷入了‌‌‌‌「去亦難,留亦難‌‌‌‌」的兩難境地之中。

記者採訪的幾位‌‌‌‌「青椒‌‌‌‌」幾乎都在一個感受上達成了某種共識:哪怕拿到了大學教職,或成為象徵教職通行證的‌‌‌‌「師資博士後‌‌‌‌」,與其說意味著所謂‌‌‌‌「上岸‌‌‌‌」,毋寧說是剛剛摸到岸邊,在幾近耗盡氣數的掙扎中一點點往上爬,稍不留神就可能落下水,大多數人還不會游泳。

‌‌‌‌「聽大學老師講課,45分鐘5毛錢‌‌‌‌

2020年8月,中國科研界出現了一個史上聞所未聞的場面: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90名科研人員集體辭職。紛紜的爭論、抗議中,對待遇、薪酬的不滿占據主導。

歷史不斷重演。2021年年初,數十位西南民族大學老師在校門口集體抗議年終獎過低、績效不公,一位教授表示,自己最後到手的年終獎僅8元。

一些年輕教師更表示,學校新的績效制度‌‌‌‌「重行政輕科研‌‌‌‌」‌‌‌‌「考試時間與考研時間重疊‌‌‌‌」等弊端,導致老師薪酬比行政崗位員工低許多。

2016年,麥可思研究曾對大學教師的薪酬進行調查,大學教師平均月工資為5478元,年薪不足7萬。而2018年的又一項調查顯示,超三成教師三年0加薪,八成以上教師對月收入不滿意。

在不少人的想像中,大學老師的課時收入不菲,但實際上,在大部分學校里,青年教師上課都沒有單獨的課時費,且由於年紀輕、資歷淺,他們在整個學術領域地位不會太高,除了授課工資外並無太多交流訪談、舉辦學術論壇等活動的機會,只能老老實實拿微薄的課時工資。

除了學習和備課,青年教授的重要工作還包括各類學校瑣事,比如管理系裡所有研究生、擔任學術導師,參加學校會議、本科生的課程活動、行政任務,擠占了學術所用時間。‌‌‌‌「但作為一個青年教師,你必須得參加。‌‌‌‌」西安某985高校信息管理系30歲的青年教師大鵬這麼說。

大鵬的日常工資主要由崗位底薪、津貼與績效獎勵三大部分構成,課時費算在‌‌‌‌「績效獎勵‌‌‌‌」當中。他換算了一下,一節45分鐘的課,他可以拿到35塊錢,一個班平均60~70人,相當於每個人只需要5毛錢,就可以聽45分鐘課。

‌‌‌‌「平時在街頭看人賣藝可能都會掏5塊錢,聽(我這麼)一個博士後在課上講45分鐘,才5毛錢。‌‌‌‌」大鵬苦笑。

浙江某二本專業高校教師穆傑的月收入在9000元左右,6年前,他在本市買了房,月供4000元。近年來還結婚生了孩子,育兒物品、早期教育班與一家人生活費加在一起,每個月‌‌‌‌「稍不注意就入不敷出‌‌‌‌」。

從1991年開始上學,一路走到博士後,算下來,穆傑32年人生里共讀了18年書。‌‌‌‌「人生有幾個18年?相對於其他工作,這裡面有多少的時間成本?如果我大學畢業就去賺錢,這裡面又有多少機會成本?‌‌‌‌」

他糾結過,迷茫過,但最後發現‌‌‌‌「很多時候,不能算得太清楚‌‌‌‌」。讀書、教書、工作等選項,本來就不能直接拿來比較,當讀書變成唯一的路,求知是否僅僅意味著求知?哪怕拿到了光鮮亮麗的大學教職,未來又意味著什麼?

非升即走,走投無路?

2003年,北京大學進行教師職務聘任和晉升制度改革,正式引進源自美國高校的教員分級淘汰機制,即今天普遍流傳在‌‌‌‌「青椒‌‌‌‌」群體間的‌‌‌‌「非升即走‌‌‌‌」制度:新入職的教師不再擁有編制,而是與校方簽訂3或6年的預聘合同,到期時由校學術委員會投票定去留,留下的晉升副教授,淘汰掉的則只能離開。

截至目前,全國39所985高校中,至少已有34所施行了‌‌‌‌「非升即走‌‌‌‌」制度。事實上,這項制度誕生與發展的背景,是我國博士生過剩的基本情況,其目的是優中選優,拔高學校的辦學指標。

嚴苛的聘用制度背後,涌動著極少數人能忍受的壓力與競爭。

當編制不再能為大學教師提供體面的絕對保障,考核期至,勝則勝矣,如被淘汰,面臨的則是年齡、收入等多個方面的損失。

起初,新制度在各個高校的具體實踐其實略有不同。比如中科大的‌‌‌‌「3+3+3+3‌‌‌‌」制度:博士後三年、特任副研究員三年,再到特任研究員‌‌‌‌「3+3‌‌‌‌」。但即便如此,最後在這條路上留下來的青年學者依然少之又少。

‌‌‌‌「非升即走‌‌‌‌」制度帶來的另一個嚴重後果,是教研兩難、進退失距。

在制度形成的競崗氛圍下,‌‌‌‌「青椒‌‌‌‌」能否晉升職稱、通過考核,最終留校的關鍵,不再是授課能力,而是科研成果與論文發表數量。

縱便是有著真實為治學、教授為理想藍圖的一流青年教師,也可能面臨著九流待遇,這又進一步加劇了青年教師的生存困境。

為了生存下來,也為了留住及篩選人才,不少高校老師選擇兼職,且學校明面容許甚至鼓勵兼職。

相比起理科,文科博士的就業選擇面會更窄,領域渠道更加單一。在這方面,李承自認為較為幸運,他的專業與市場兼容性高,與法律相關的兼職並不難找,副業好賺。

但其他專業如政治經濟學、歷史學等領域的博士同輩,就沒那麼多選擇了。要麼讀,要麼硬著頭皮讀,直到上岸為止。比如李承的同儕沈凡。

沈凡的專業是政治經濟學,在就業市場裡的兼容度不高,除了學術道路,幾乎沒有直接對口的兼職、副業機會。

二十多年寒窗苦讀,拿著博士及以上的學歷找工作,大多數情況下,在市場上只是減分項而非加分項,企業方嫌棄博士生年齡大、薪資期待高等等,都是繞不開的問題。

在整個社會在所謂‌‌‌‌「35歲職業門檻‌‌‌‌」的烘托變得無比焦慮時,年齡的隱形壓力不僅出現在職場。‌‌‌‌「象牙塔‌‌‌‌」內,不少針對‌‌‌‌「青年教師‌‌‌‌」的學術課題項目甚至直接規定了年齡,比如男38歲、女40歲。

然而,無論是科研還是教學,要想出彩及上一階台階,很多時候都需要時間沉澱,需要深度、廣度甚至是要等待某種機遇的到來。

‌‌‌‌「鯉魚跳龍門,跳了還是門‌‌‌‌

博士畢業後,沈凡進入一所北方大學擔任講師,在這之前,學校還未曾設立政治經濟專業的老師,因此,學校希望沈凡能將這一缺失的領域‌‌‌‌「補起來‌‌‌‌」。

於是,沈凡每天都要看大量原版論文資料,包括英文、日文,每天十幾個小時泡在書里是常態。‌‌‌‌「也不全是為自己而學,更多時候,學校需要我們去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

在沈凡看來,‌‌‌‌「青椒‌‌‌‌」也是工人,工程是學術,工程是學校,‌‌‌‌「內卷‌‌‌‌」的本質,是工廠與工廠之間的競爭,是整個學術教育市場的惡性競爭。

他把從博士後到‌‌‌‌「青椒‌‌‌‌」的過程比喻為‌‌‌‌「鯉魚跳龍門‌‌‌‌」,在躍過龍門之前,博士生就是在洪流中掙扎的魚,對未來的迷茫,來自同輩的壓力,學術求索路上不斷遭遇的自我懷疑、否定⋯⋯

然而,即便突破層層重圍跳過‌‌‌‌「龍門‌‌‌‌」,‌‌‌‌「青年教師也是教師隊伍里最弱的群體‌‌‌‌」。

沈凡慨嘆,‌‌‌‌「‌‌‌‌『科研』兩個字就像懸在頭上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讓人絲毫不得喘息。‌‌‌‌」課題、經費加在一起,合力成為三座壓在‌‌‌‌「青椒‌‌‌‌」們頭上的大山。

有的課題甚至在接受申報時直接註明了可申請教師的職稱級別,將年輕的教師拒之門外。這又進一步造成了學術圈的‌‌‌‌「馬太效應‌‌‌‌」:職稱高的老師可以很容易申請到優質課題,而最需要高質量課題的青年教師卻很難獲取高質量課題的機會。

最近,日本留學的大君準備向國內高校申請教職,但在他投出去的簡歷里,幾乎只有C刊發表質及量可以作為校方評估的參考,其他方面的學術成果、授課經驗,統統被抹去。‌‌‌‌「因為授課能力很難直截了當評估,尤其是文科專業,所謂科研能力大多只能根據論文來判斷。‌‌‌‌」

本科在師範學校就讀的大君從大一開始就常做家教、在培訓機構兼職,在這些過程中,他逐漸發現自己十分享受授課的過程。但如今,一隻腳還沒邁進龍門,就幾乎要倒在與論文死磕的路上。

大君在本科時寫論文‌‌‌‌「挺快的‌‌‌‌」,但讀到博士,他常常一整天也憋不出幾個字,心中有了越來越複雜的標準,顧慮越來越多,踟躕越來越多,壓力無形中也成倍增加。

單純的學術理想,是否能賦予自己在高校獨立生存下來的能力?縱便成功謀得一份國內高校教職,自己是否又能適應一系列逆淘汰規則,享受做教師的純粹快樂?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南風窗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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