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即貨幣，在我們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和價值，無論東西方是盡人皆知的事。儘管錢被有些人認為是骯髒的，但是還沒有發生過政府全面徹底地取消使用貨幣的「革命」行動。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雖然激烈和暴力，也沒有達到停止使用鈔票的程度。現代歷史上，像赤柬這樣不用貨幣的政府和社會形態，是獨一無二的。一個有八百萬人口的國家，三年零八個月不使用鈔票。廢除鈔票，這是赤柬最激進的國家行為。
然而，張春橋卻對波爾布特政權廢除貨幣的行為，讚揚的為柬埔寨做到了而「中國沒有做到的」事情——這並不是客氣話，不是出於禮貌脫口而出的誇獎。在赤柬占領首都金邊之前的1975年4月1日，張春橋在《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上發表長篇文章，題為《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在這篇文章里，張春橋聲言要對「貨幣交換」以及「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張春橋的稱讚更不是空頭應酬，在他稱讚波布的同時，從中國送去的武器和食品以及各種設備，正源源不斷地運往柬埔寨。耶魯大學教授Ben Kiernan的書《波爾布特政權》，列出了中國提供給赤柬的援助。僅1975年，中國給了20億美元無息貸款和4000萬美元「禮物」。這些支援維持了赤柬的血腥統治。
在《遺失的影片》中，張春橋訪問柬埔寨的鏡頭雖然不長，電影主要表現的是柬埔寨人民在赤柬統治下的悲慘生活，以及倖存者的自白。但是他們沒有漏掉張春橋，加厚了柬埔寨悲劇的意識形態背景。
作為中國文革歷史寫作者，在我看來，這段張春橋紀錄片透過中國文革和赤柬革命的直接關聯，讓我們對文革有更深厚的認識。張春橋對赤柬的熱情指導，顯現了他計劃在中國要做的社會改造，雖然那些荒唐而殘暴的「純化」措施中國還「做不到」。但是假如四人幫完全掌權，張春橋出任總理，文革繼續十年，還有中國今天的「繁榮昌盛」嗎？
4、《獄中家書》讚美張春橋理論比今天好
和柬埔寨電影相比，張春橋在中文世界裡受到的待遇不同。
2015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張春橋獄中家書》。書分兩冊，文字內容是一樣的。一冊用印刷字體排印，另一冊是張春橋的手書。兩冊書都是紫紅色布面精裝帶燙金書名的豪華版。在中文書籍中，對一本書的裝幀如此推崇，實在是非常罕見。出版手跡者，通常是有書法價值的作品。或者是毛澤東、魯迅這樣被神格化的人物，但也只見於他們的詩詞作品，幾乎沒有見過整本著作的手跡版。
由此可見《張春橋獄中家書》的出版者，對張春橋其人，是懷有多麼非凡的崇敬之情。我們不必去追索出版內幕，畢竟香港是一個有出版自由的地方，有人出錢投資，出版任何色彩的書，是沒有人干涉的。可資參考的是，在出版社關於此書的長篇介紹中，引用了三個人的評論。第一人是瑞典的中國研究教授Michael Schoenhals，中文名字叫沈麥克。他說，張春橋的書可以和1920年代義大利共產黨書記葛蘭西寫的《獄中扎記》「媲美」。
張春橋的書已經出版一年多了。沈麥克教授對這樣的評論，沒有進一步的論證、說明或者更正。葛蘭西的那本書是否「美好」，本文不去討論。但是，張春橋的新書，是「美好」的嗎？我們完全可以討論。
應該指出，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雖然當過義大利共產黨的領袖，雖然他的書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過，雖然他被稱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但他並沒有掌握過政權，沒有多少機會實行他紙上談兵的理論。但是這方面，張春橋和葛蘭西大不相同。他在文革開始就擔任權勢傾國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他是發起和指導文革的「516通知」和「十六條」兩個綱領性文件的起草者之一。不獨於此，從文革最早的到最後的重要指導性文件，張春橋都參與撰寫、審定。
1976年初張春橋去柬埔寨的時候，其他幾個文革的重要「筆桿子」王力、關鋒、戚本禹、陳伯達都已經被送進了監獄（這是文革的特點之一：不斷有文革紅人，很快淪為階下囚。這些人舞文弄墨，害人無數，卻沒有「安身立命」之地。在文革中，受害者被害，作惡者也不安全），但是張春橋卻從頭至尾，一直是文革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重要人物。他甚至在赤柬的革命中充當了重要角色——在《遺失的影片》電影中可以見到。
原來只活了46歲的葛蘭西不過是一位思想家而已。張春橋理論在八億人口的中國文革中實行過，而且還指導柬埔寨相當徹底地實行了。其後果是千千萬萬人被迫害致死，人民處於貧困之中。這是很多中國人不會忘懷的記憶。可是未必有多少人了解今天還在說張春橋「美好」的人，依據何在？
張春橋是為毛澤東始終倚重的文革主要理論家之一，而且是一名死忠的毛臣。他在法庭上一副蔑然閉嘴的神態，給人留下印象。這本《獄中家書》對他過去的作為也無任何悔過的表示，按照中共法律，死緩而不知悔改，那是「死有餘辜」的。然而，他不但死於不治，而且留下這本被讚揚「美好」的遺著——這只能認為，在相當程度上，是在說文革的理論和實踐「美好」。
《張春橋獄中家書》中，除了張在監獄裡寫的信，還有張的女兒張維維（1966年文革開始前已是成年人）和「愷蒂」的長篇採訪對談。「愷蒂」自我介紹是張維維在復旦大學附中的同學，現住倫敦，她的父親花了幾年時間在寫一部《張春橋大傳》。愷蒂明顯是相當了解而且經歷了文革的中國人，對文革沒有文化隔閡。請看該書302頁：
愷蒂問：
也有許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們當時成功了，中國現在會是什麼樣子？會不會也同樣有經濟上的發展？你爸爸是不是承認現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張維維答：
我爸爸當然承認現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們當時計劃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會好很多。社會總是要進步的。他們也要發展生產的，抓革命促生產嘛，並不只是鄧小平要發展生產。而且，我爸爸他們計劃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這是更進一層的對張春橋的肯定。不但肯定了他的理論，而且斷言張春橋理論比現在 中共當局的政策好，不會有貧富差別，批評了鄧小平的部分人先富的政策。中國的經濟繁榮引起許多批評，張維維讓人吃驚的是：解決中國現在的問題的辦法，應該是按照張春橋的計劃/道路去做，也就是按照文革的計劃/道路去做。
文革，是美好還是浩劫？是不是應該高舉紅旗繼續革命？這是張春橋的幽靈在文革50年之際提出的問題。
評書的沈麥克與寫書的張維維，有一個共同點：都沒有為他們至少是突兀的論點提出論據。尤其是前者，作為教授，他應該知道立論的方式。是他們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還是他們本來就提不出論據？
好多年來，人們在網上呼籲「文革真相」。文革五十年後還停留在要求了解真相的水平線上，這樣讓人恥笑的國民認知狀態究竟是怎樣造成的呢？兩年前我寫過文章，指出有「否認派」在否認文革的暴力迫害。沒有意識到，有一種更徹底的否認方式這樣快就出現了，那就是直接讚美文革。一個傲慢的學術殿堂鋪開紅地毯，讓四人幫的鬼魂降臨，忽悠眾生，中國文革的真相到底還要遺失到何時？
5，文革有沒有社會改造的積極意義？
調查和記錄文革受難者是我做的工作的重要部分。事實上，大規模的對人的迫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場景。對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殘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惡。我把受難者一個名字一個名字地寫下來，放在網頁上，也印在一本五百多頁的名為《文革受難者》的書里。這是一本關於迫害、監禁和殺戮的調查性敘述。
除了迫害和死亡，我也試圖分析文革實行的社會革命內容。我在《文革受難者》書的前言裡寫道：
『文革是有其「理想」的。簡單地概括，就是要建立一種「一元化」的沒有權力平衡和制約的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建立一種沒有市場沒有商品生產甚至沒有貨幣的經濟，建立只有一種意見和用一種方式表達同樣意見的媒體，把全體人民變成像「螺絲釘」一樣的連「私字一閃念」都不能有的所謂「社會主義新人」，此外，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毆打、關押以至殺死被革命領導人指為是「敵人」的人。
文革迫害和文革社會革命，我以為是文革歷史寫作最需關注的兩個層面。當然，在相當程度上，受難者/迫害問題也是社會革命的一部分。想一想，紅衛兵打死校長老師（僅僅我調查的北京十個女子中學，在1966年的「紅八月」中有三名校長和三名教師被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詳情可見我的文章《霧霾下的文革歷史》，2014），在「尊師重道」的中國社會中有過這樣的事情嗎？國家主席劉少奇被監禁在秘密地點受虐待死去，連史達林式的「表演性審判」，連秦二世時代在監獄裡使李斯認罪的計策，都無需費事使用，這不是對中國社會的司法制度的根本顛覆嗎？不過，我還是主張說明二者的區分與關聯。因為大規模的迫害，才可能造成大規模的、違背常情常理的社會改造。』
張春橋擔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九年。儘管上海在人們的模糊印象里好像比較溫和比較有序，其實上海的殘忍是特別嚴重的。1966年夏天，北京的紅衛兵用拳頭棍棒和銅頭皮帶打死了1,772人，上海同期有11人被打死。但是那時候張春橋在上海還沒有掌握最高權力。後來，在張春橋領導打倒上海原領導人「奪權」以後，上海的迫害殘忍度在全國開始領先。
我在《文革鬥爭會》文中指出「鬥爭會」是一個「中國特色」的迫害方式。文革沒有使用上面提到的史達林的「表演性審判」---也就是假審判，連作假都懶得做。文革大量使用「鬥爭會」的形式。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利用這種優勢，上海獨創了電視「鬥爭會」。1967年，上海開了51次電視「鬥爭會」。各單位組織集體觀看，看過後集體照辦。觀看人次上億。（可見上海報紙上的電視鬥爭會通知照片。）
文革的另一「特色迫害」是「牛棚」，即各個工作單位和學校里的私設監獄，關押本單位的「牛鬼蛇神」。我寫了《文革牛棚》。在「牛棚」里，被關者遭到各種折磨，毆打，侮辱，甚至被殺害。最早在官方文件里使用「牛棚」一詞的，是上海。「牛棚」這一迫害形式得以正式化和社會化，造成全國的示範影響。上海當局還設置可以關押數百人的大「牛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