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上海當局槍斃了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27日）和北京大學1957年的「右派學生」林昭（29日）。這是由上海自行決定的死刑，因為最高法院當時停止審批死刑。這也是在全國最早開始槍斃沒有任何刑事罪責的「文化人」。林昭被槍斃後，當局派人到她母親那裡索取五分錢子彈費。這些殘忍做法後來在別的地方也仿行。官方統計，上海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11,510人，揪鬥17萬名分屬九個類別的「階級敵人」。在職工人數中的比例都不低。
有文革辯護士說文革大規模的死亡傷殘是「失控」造成或是「必要的代價」。且不說這些辯護的荒謬，我們還應該細看這些「代價」換來了什麼？通過張春橋對波爾布特所說的「純化」和「清洗」，他們要構建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政治上，文革提出實行「一元化」領導，實際上是空前的個別權力者的為所欲為和濫施刑罰。五年裡，毛澤東自己樹立的兩個「接班人」，劉少奇和林彪，先後都成了「階級敵人」。一個死於秘密囚禁，一個死於神秘墜機。史達林對他的政敵布哈林等還舉行了裝樣子的審判，而毛澤東對劉少奇和林彪卻從未進行過任何意義上的法律審判。全中國所有的大中小學校校長，無一例外受到了紅衛兵學生的暴力折磨和侮辱。除了極少數例外，所有的作家都受到「批判」和「鬥爭」。幾乎所有的科長級以上的幹部，都「靠邊站」，經過審查，檢討才被「解放」。（這種「幹部解放」的說法是文革最荒誕的說法之一。施害者暫停迫害是為「解放」。）「砸爛公檢法」全國實行軍隊接管，猶如戒嚴般的體制，代替人為的無政府狀態……。
經濟上，城市居民，連在路邊賣兩分錢一杯的開水也不許可。工人的獎金被取消，多年不加工資，物質極度匱乏。和柬埔寨一樣，中國農村大躍進時也有過公共大食堂，在大批人餓死後才勉強解散。在文革中，對農民的讓步政策又成為「走資派」的罪行……。
和赤柬關閉學校一樣，文革中大中小學都長期停課。大學五年不曾招生。後來招生以初中畢業填補生源。1969年8月的備戰「一號通令」下，大批大學被迫在短期內遷出城市。如後來赤柬撤空金邊的預演。北京的大學中，只有北大清華准許留下。文革前北京有55所大學，文革結束時只有18所。一些大學的教室樓，變成軍屬住房。掌管北京大學八年的竟是一名莫名其妙的「王副政委」……
文革的「新生事物」，包括赤腳醫生，樣板戲，革命委員會，工農兵大學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其中對社會影響最大的是「知青下鄉」運動。統計數字說，共有一千六百萬知識青年約占城市人口六分之一的人被送去農村。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1969年的初中畢業生全部下鄉發配到遙遠的省份。這個運動一箭三雕，削弱了學校，削弱了城市，削弱了家庭。完全是不負責任的破壞起碼的社會生態的粗莽決策，後患無窮。竟然有文革辯護士說「上山下鄉」是迫不得已，為了解決就業問題。
6、毛死中斷了張春橋實行殘酷烏托邦改造的機會
以上這些被文革的捍衛者、吹鼓手不斷肯定、美化的「新事物」，也迷惑了不了解真相的外國人。直至今天還扭曲為今天改革開放的「前人鋪路」的試驗。我們要再剖析一下前面提到的張春橋1975年4月鴻文《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內涵的深意。這是張春橋寫過的最重要的文革理論文章，也是文革最後一篇重頭文章。在為毛澤東當時的新指示而寫的這篇文章里，張春橋論述「商品生產，貨幣交換，按勞分配」為何屬於「資產階級法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他寫道：
『在短時間內，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所有制並存的局面不會有根本改變。而只要有這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貨幣交換，按勞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於「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城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新資產階級分子的出現，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就會更快地發展起來。
我們從來認為，……繼續搞商品生產、貨幣交換、按勞分配。對它帶來的危害，我們已經採取了並將繼續採取適當辦法加以限制。無產階級專政是群眾的專政。我們相信，廣大群眾在黨的領導下是有力量、有本領同資產階級進行鬥爭，並且最後地戰勝他們的。』
張春橋對未來的計劃很清楚，只要經濟發展的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實行在赤柬實行過的純化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消滅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貨幣交換。從而一勞永逸地消滅資產階級。——這種殘酷的反人性的烏托邦規劃，不僅在毛時代的「一窮二白」下無法實現，即使物質生產豐富了，也會遭到強大的抵制。而更為緊迫的現實是：他們已經沒有迴旋餘地了。毛澤東的疾病，醫生知道活不過兩年，毛的死亡，張春橋的這一套計劃便沒有機會在中國實行。
文革的結束其實說不上是對一個殘忍荒謬的社會改造計劃的抗爭的結果，而基本上是一個全然屬偶然的暴君之死中斷了文革。這當然是好事，吊銷了張春橋進一步實施他的社會改造的計劃，減少了人民可能遭遇的更大痛苦。張春橋在毛的治喪委員會中名列第四。那一年，張春橋61歲。
假使毛澤東（83歲死）像鄧小平（活到93歲）一樣長壽，張春橋會有機會實施他的赤柬式計劃。八級工資制早已停止實行，上海也已經把文革前的工人的獎金（還算一種「按勞分配」殘餘吧）平均攤入了工資，也就是說，「獎金」和其代表的按勞取酬其實已經不存在了。毛澤東說的造成「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的三項（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已經只剩廢除貨幣一項了。
使用暴力迫害手段，消滅私有制和與其相聯繫的文化，實際上只能是在崇高的口號下產生的殘酷現實。這樣的事情在俄國發生了，在中國發生了，在柬埔寨發生了。張春橋不是唯一的有這種主張的人。所以對他的認識和分析是必要的。
7、張春橋被「妖魔化」了嗎？誰害死了周瘦鵑？
那些今天還在為張春橋臉上貼金的人，說張春橋被「妖魔化」了。真是這樣嗎？絕對不是。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經指出，「特別法庭」對林彪「四人幫」的判決詞裡，列出的文革中被害死的人的名字，和北京大學的受難者人數（63人）差不多。如果和上海復旦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的受難者總和（80）相比還少十幾個。長期盤踞上海的張春橋的罪惡，完全沒有被誇張。
2007年，我為一法國刊物的「官方歷史和平行歷史」專號寫文章，該文的中文本遲至2012年發表，標題為《是否寫入受難者：文革歷史寫作中的主要分歧》。文中有一段：
『文革積極分子寫的書也不提受難者。2004年，兩本由徐景賢和聶元梓寫的文革回憶錄在香港出版（徐景賢《十年一夢》和聶元梓的《聶元梓回憶錄》）。徐和聶在文革期間都很有名，並據有很高的權勢職位。徐任上海市革委會三號人物（僅在張春橋、姚文元之下）十年，文革後被判處18年徒刑。聶是北京大學革委會主任。據「內部統計」，上海文革有11,150人被迫害致死，但徐景賢在他四百三十頁的書中竟沒有提到任何一個死者的名字。同樣，聶元梓在書中抱怨她被判17年徒刑，卻沒有對北大的大批文革受難者（多達63人）表示一聲道歉。徐和聶都足夠聰明。他們害怕提到受難者就會被人追問誰是害人者，所以乾脆不提受難者。』
看了張春橋的新書，我才知道，張春橋的書里也沒有提到任何受難者的名字，更不用說向受難者表示歉意。同為文革的作惡者，他們對受難者的態度如此相同。他們是忘記了嗎？還是他們從來都對受難者沒有過惻隱之心。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可是這些文革領導人沒有惻隱之心，沒有憐憫心，沒有同情心，更沒有悔罪心。他們不是一般的人，他們是「妖魔」嗎？
我曾經多次想到，莎士比亞在《馬克白》裡表現馬克白夫婦在刺殺了國王得到王位後的內心恐懼和不安。在2012年的新京劇《赤壁》結尾處，打贏了赤壁大戰的諸葛亮獨自在江邊想到多少百姓和士兵的死亡十分感傷。要是張春橋和徐景賢看這兩個戲，他們的內心會有什麼反應？他們心裡是否會嘲笑馬克白和諸葛亮軟弱？
《文革受難者》中有一條是作家和編輯「周瘦鵑」。1968年8月11日，周瘦鵑在照片上的這口井裡「自殺」。我把「自殺」打上引號，因為這根本不是平常意義上人們所說的自殺。而是受難者在被毆打、羞辱和關押後被迫的自我了斷，有的根本是被殺害後偽造的「自殺」現場。文革中發生了中國歷史上也可能是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自殺」。我井邊照相之前，周瘦鵑最小的女兒周全告訴我，1968年3月，張春橋接見蘇州正在互相「武鬥」的造反派兩派「踢派」和「支派」，要他們聯合起來鬥爭「搞盆景復辟資本主義」周瘦鵑。
周全1968年時年紀還很小。她說，她聽說，周瘦鵑任《申報》副刊主編時，拒絕過張春橋投稿的文章。周全是家中第十個孩子，父親由「十全十美」一詞而給她起名。她清秀文雅誠懇，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周瘦鵑在1966年就遭到「鬥爭」，被迫燒了三次書，在院子裡，在大門口和在弄堂里。據我的調查，文革中所有的作家，除了郭沫若和茅盾，都遭到過「鬥爭」和「批判」。但是周瘦鵑在1968年被張春橋特別號召蘇州造反派加以鬥爭，是造成他死亡的特定原因。
我找到了1968年3月15日的《蘇州工農報》。（見照片）頭版頭條的大標題是「蘇州市革命派團結一致共同對敵」「本市兩大派代表在滬達成蘇州市委員會調整充實擴大方案的協議」。張春橋對兩派談話中關於周瘦鵑的部分，由上海社科院金大陸先生提供如下。
張春橋說：「這個城市那一些叛徒、特務、漢奸、還有一批，他們決不甘心無產階級在這個城市能夠站穩腳步，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革，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那敵人決不會甘心的，他們總希望復辟。你看解放以後，你就從好多事情來看，那個復辟資本主義，復辟封建主義的勢力啊!我看要蘇州就不小。你看什麼周瘦鵑一類無聊的傢伙哪，給人家就專門弄個盆景啊，都搞這一套。你看他那就完全是出於愛好？那這不是搞復辟！宣傳那些東西，瓦解人們鬥爭的意志。我到蘇州去幾次，但周瘦鵑家裡，我從來不去。我到那裡去幹什麼，看那一些，你只要去一次，啊呀，他就要吹半天。我就舉這樣一個例子吧，這東西，那個復辟的，守舊的勢力，它竭力想把這個蘇州啊，一直保持著半封建半殖民地那樣的色彩，總想著把這個城市往後拉，決不願意把它變成毛澤東思想的學校，更不會願意它這個紅彤彤的大學校，那個他們決不願意乾的。」（1968年3月14日，《紅蘇州》《新蘇州》聯合版）
做盆景，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復辟封建主義？就是「叛徒特務內奸？」就要置之死地？一位研究中國文學的外國教授看了張春橋的這段話，對我說：這些話像中學生罵架，不像負責任的政治人物說的話。我說：他們從來都不是負責任的政治人物，但是在迫害人方面，他們從不含糊，效率很高。這位教授還說起她的一個學生在研究福爾摩斯小說在中國的翻譯，周瘦鵑是中國最早翻譯福爾摩斯的人之一。
我查了葉永烈編的「張春橋著作年表」，看到張春橋在三十年代在《申報》發表過三篇文章。一個二十歲的投稿者被編輯退稿，是平常的事情。但是張春橋在三十年後的1968年還懷恨在心，用權報復，害死了周瘦鵑。又過了三十年他寫《獄中家書》的時候，他真的忘記了文革中被他害死的人嗎？張春橋抹殺受難者的做法是故意的，是有算計的，是在愚弄人。他不是妖魔，就是個壞人和罪犯罷了。
文革中的迫害和殺戮，是「群體性」的迫害和殺戮。比如，我寫過的全中國的校長都遭到了毆打、侮辱和「鬥爭」。「校長」就是一個群體。有人為施害者辯護，說這些殘忍和野蠻行為是為了「革命」的需要，並不是為了私人利益，因為互不相識。這當然是一種無理的辯護，殘害無辜的「革命」，只是一種犯罪，沒有絲毫合理性可言。
綜觀事實，我的結論是，張春橋不但是文革興起和發展的主要設計師和鼓吹者之一，也是殘酷迫害人民和實行激烈社會改造的實施者和領導者之一，而且是一個在道德上殘忍和冷酷的人。他參與造成了經濟上的貧窮和匱乏，人權方面的殘酷和殘暴，文化方面的荒蕪和貧瘠。他不是一個可以跟誰「媲美」的人。
2016年，是文革發動五十年。這一年很快將要過去了。在下一年裡，文革迫害和殺戮的「否認派」大概還會繼續活動。但是，見證者也會繼續見證歷史。對歷史的準確的描述，是規劃未來的基礎。雖然張春橋幽靈還在飄蕩，關於文革的謊言還在流傳，但是像林肯所說，你可能欺騙所有的人於一時，可能一直欺騙有些人，但是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的人。四十年前我聽到林肯的這段話，終生難忘。
（寫於2016年7月-12月。王友琴：1982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1988年獲中國社科院博士學位，同年赴美。現為芝加哥大學高級講師。有《文革受難者》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