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此事太突然了，小胡頭天都在上班，大家都覺得小胡這孩子挺老實可愛的，還是共青團員，又沒有打架，惹事，怎麼第二天就成流氓壞分子了？而五十年代的機關大院宿舍，不象今天政府官員們住的豪華型電梯公寓，隔音性能極佳，防盜鐵門一關風都進不去。那時的房子是所謂「牆有縫，壁有耳」，聲音大一點，左鄰右舍便能聽著一些。所以不久，張書記吃「童子雞」的緋聞便不脛而走。也必然傳進專員李鵬的耳中。李鵬本來就是個直性子「大喉嚨」，平時就看著劉張倆口子不順眼，一聽這事氣不打一處來，便破口罵道「你倆口子不要把共產黨員的德都喪完了。」併到處幫她作「義務宣傳」。
那天李鵬又當著幾個人在那裡不點名的泠嘲熱諷。這事已是公開的秘密，大家心裡都明白，只是不敢去接話茬。在場有位張品仲先生，為人正直，又很有知識，工作認真負責。只因為出身所謂「剝削階級家庭」，一向小心謹慎，更不敢答話，只是笑了一下。誰知李鵬身邊隨時都有張西挺安排的耳目跟蹤，事後便去向張書記匯報李鵬當天的「反動言論」，張西挺問有哪些人在場？「耳目」一一奉告後又加了一句「當時張品仲還在笑」。張西挺便立刻把這位張先生的名字也記了下來。
不過此時由於小胡事件，鬧得滿城風雨，張西挺覺得暫時需要韜光隱晦，而李鵬不僅資格老，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比劉張夫妻清白過硬得多。他經常身穿布衣，頭戴草帽，足蹬草鞋便步行下鄉鎮，到縣裡去了解情況，布置工作，一時深受群眾和一般幹部的好評，稱李為「草鞋專員」。所以劉，張雖對李鵬極為不滿，也拿他無可奈何。
可是到了1957年「反右」運動一來，情況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劉，張抓住李鵬平日在黨內過「組織生活」和其他會議上，對劉結挺和張西挺提出的一些批評意見，再加上截頭去尾，斷章取義後，這些話就變成了「反黨」的言論。因為「反右」的邏輯就是，一個單位黨的領導人就代表共產黨的領導，你給劉、張提意見，你就是對黨不滿，你就是向党進攻，就是反黨。——全中國的「右派分子」，都是按這個公式定下來的，你李專員當然也不能例外。在劉、張「夫妻店」的一手遮天下，宜賓地區「反右」是搞得最左的地區之一。張西挺甚至可以不經任何會議討論和組織的決定，她私人一個便條便把人送去了勞改農場，其駭人聽聞竟至於此！所以李鵬就這樣被劉、張輕而易舉地打入了「右」冊。
李鵬被打成「右派」後，不僅專員被撤職，遭到開除黨藉，更於1959年將李鵬下放到宜賓五糧液酒廠糧倉庫當保管，並交所謂「群眾管制」，監督勞動。緊接著「大躍進」帶來的三年大飢餓也降臨了。這時李鵬已是年過花甲之人，而且多年軍旅生活，一身傷病，身體狀況極差。劉結挺，張西挺趁勢更對李下毒手，部分控制和切斷了李鵬應享有的醫療費用，宜賓哪家醫院敢不聽劉、張的指示？致使李鵬有病得不到醫治，再加年老體衰，當時全中國的老百姓都在挨餓，作為一個被管制的「右派分子」李鵬自然更無法倖免。但他作為一個五糧液酒廠糧食倉庫的保管，應是一個躲避飢餓的有利條件。當時民間的順口溜都說「炊事員，保管員，餓死了都還有三百斤」，意即這種職業不會挨餓。但李鵬生性耿直，雖然文化不高，卻有一定的道德操守，因此寧肯挨餓，守著糧倉也不去干鼠竊狗盜之事。因而終於在政治迫害、疾病、飢餓的多重壓迫下，於1961年4月死於五糧液酒廠。
張西挺在取得對李鵬鬥爭的「偉大勝利」後，得意之餘忽然想起了，當年還曾「笑過一下」的張先生，於是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她不經任何會議討論通過，任何組織決定，一張便條蓋個章於1958年，以「漏網右派」的罪名，便把張先生送去了雷馬屏勞改農場。這個比王熙鳳還手毒心狠的張西挺一旦得勢真可謂睚眥必報，笑一下也饒不了你！
文革中的劉、張夫妻店更是紅得發紫，在中共「九大」上，劉、張二人分別躋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與中央委員。劉結挺、張西挺、王茂聚、郭林川被稱為「毛XX的好幹部」。江青還公開說「四川有個造反女將張西挺，很好！」直到老毛死亡，四人幫垮後，在新一輪的階級鬥爭中，劉、張終於成了階下囚。
這時張先生來請求落實右派改正的有關政策。可是落實政策辦公室（簡稱「落辦」）的人一查，當年根本就沒有定張先生為右派的材料。這一下麻煩大了，張成了冒牌的「假右派」了。好在這是全市的首腦機關，當年知情的人大半都還在職。但「落辦」的人說「事情雖是真實的，但總得有個文字根據呀，不然這個右派豈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於是「落辦」有個很「聰明」的官員便對張先生說「你先來打個申請，我批准，定你為右派，然後馬上再出個文件予以改正，這就落實政策了嘛。」張先生一聽，差一點暈了過去，他說「我當了一回右派，還要申請當二回右派，我是吃多了，還是腦子進了水？」引得辦公室的人哄堂大笑。
最後終於找到了一個好辦法，先由辦公室出個文件定張先生為右派，鮮紅大印的印油還未乾，打字機又立即啟動，改正張同志的右派問題，予以落實政策。前後最多一個小時。所以有人開玩笑說「老張只當了一個小時的右派，沒吃到什麼苦。」實際上人家挨整了二十多年……這堪稱世界頂尖水平的黑色幽默吧！
象李鵬、張先生這樣為人正直，潔身自愛，無論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少有而難得的。但在一個缺乏民主、人權和法制的社會裡，官場中往往又盛行的是逆向淘汰，劉張等人的飛揚跋扈，飛黃騰達，是最典型的事例。而不與之同流合污者反被視力異端，被孤立，被排擠，最後反而劣勝而優汰。「反右」是這樣，「文革」是如此，改革開放以來又好了多少？李昌平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也是大家知道的，他作為一個鄉鎮領導幹部，被農村的窮困所震驚，直接上書朱鎔基說「農民真窮，農村真苦，農業真危險」，這就是「三農」問題的最先由來。這樣一位有良知的優秀幹部，卻為官場所不容，最後自己被迫辭去職務，隻身南下打工。而李鵬那個年代，就更加殘酷，他連打工，自謀生路也不可得，只有在飢餓和疾病折磨下倒斃在糧倉旁邊而成為餓殍。
李鵬的死，再次證明了「反右」運動和階級鬥爭理論的極端荒謬與殘酷。再次證明了，沒有人權，就會挨餓，甚至被餓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