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另一種境況：據社科院前副院長李慎之說，胡喬木受貶賦閒期間，住在東城區南池子，非常孤獨落寞，經常夜深人靜時去街道散步，還順手把地上的紙屑撿起來。1989年，喬木填詞一首——《水調歌頭》，托人轉交給社科院原副院長趙復三。這首詞的上闋是：
平生太湖上，短棹幾經過。
而今重到，何事愁與水雲多。
擬把匣中長劍，換取扁舟一葉，歸去老漁蓑。
銀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
這首詞裡，胡喬木昔日詞中的「倚天長劍」，變成「匣中長劍」；「掃此荒唐」句，變為欲「換取扁舟一葉」，「歸去老漁蓑」；還特別聲明：「銀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時過境遷，胡喬木的心境大變：不願為官，想韜晦遁世。這是發自肺腑的心聲，還是一時無奈的嘆息？！
「最大的錯誤是對胡耀邦的態度」
李銳：胡喬木做過一些錯事。我認為，他晚年最大一個錯誤，對黨和國家造成不良後果的，是對待胡耀邦的態度。
在我黨歷屆總書記中，胡耀邦是個思想開放、作風正派、秉公辦事的好領導，耀邦執政時期是建國後我們黨和國家形勢最好、深得民心、並大有希望的時期。胡喬木看不起胡耀邦，曾毫不謙虛地當面對耀邦說：「你的文化水平低，你寫的東西給我看，我可以幫你改。」其實，耀邦的政治思想水平遠遠高於胡喬木之上，而且耀邦的知識和文字水平也是相當不錯的。陸定一就曾對于光遠說：「胡耀邦讀的書真不少，很有見解。他從紅小鬼成了個大知識分子。」
胡喬木對耀邦許多高瞻遠矚、具有建設性的意見常常是反對的。例如，1983年1月胡耀邦關於《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講話，談到要全面改革。這篇講話中強調改革的總方針是：從實際出發，全面而系統地改，堅決而有秩序地改。
「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標誌」，也就是如今人們熟知的「三個有利於」的意思。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寫出這篇改革講話稿後，廣泛徵求意見：先印發給中央的許多人，在京的書記處7位書記都同意；耀邦的文稿也給在雲南養病的胡喬木看過，並「表示讚賞」。在講話的前一天，耀邦還去鄧小平家，小平說：「文件很好，沒有不同意見。」但2月16日，即過年初四，趁胡耀邦出差未回，胡喬木又自作主張地把《人民日報》總編輯秦川和副總編輯王若水召到他的家裡，反覆告誡說：胡耀邦這篇講話有嚴重問題，不符合十二大精神，叫別忙宣傳；最後又叮囑秦、王不要在報社傳達他的話。在這前後，胡喬木還向鄧小平告狀，說胡耀邦是「刮改革風」，說他講話中「沒有提四個堅持」等等。搞這些「小動作」是違反黨的組織紀律的，喬木對此毫不顧忌。人們說，胡喬木像當年蘇聯的蘇斯洛夫，想長期把握著國家的意識形態動向。1986年由胡喬木和鄧力群聯手發動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由於胡耀邦等領導同志的堅決抵制，只進行了28天就中止了。這些事，耀邦跟我最後一次談話中談到了。
胡喬木反對胡耀邦，除了政治思想路線上的分歧之外，還有著個人的因素。1985年胡喬木的兒子因經濟詐騙被判刑，這個案子是經中央書記處討論一致通過，耀邦批准的。當時趁胡喬木夫婦在外面開會，由中紀委副書記韓天石帶隊，在胡喬木兒子的床下搜出一麻袋的人民幣，才落實定案，這是韓天石親口跟我說的。為此，胡喬木常在鄧小平面前絮叨，說耀邦的壞話。胡耀邦的下台，胡喬木在其中起了作用。
「胡喬木現象」是一種社會現象
盛：還聽到過好幾個社會科學院的同志反映：胡喬木主持社科院工作期間，經常意見多變，而且前後矛盾、反覆。例如，蘇紹智曾對我說：1979年2月，他在《人民日報》理論部工作期間，和當時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馮蘭瑞在理論務虛會上有個聯合發言，題目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的社會發展階段問題》，實際上提出了後來中央文件明確肯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問題。蘇、馮的這個發言在1979年第5期《經濟研究》雜誌發表不久，這年7月，胡喬木布置要批判這篇文章，而且不許作者答辯。兩個月後，胡喬木任中國社科院院長，蘇紹智和馮蘭瑞也調入社科院馬列所工作。在一次會上，胡喬木改口了。他說：我雖不同意蘇紹智同志的觀點（指「階段問題」），但組織批判的做法是不對的，我向蘇紹智同志道歉；言畢，還和蘇紹智握手。可到了1980年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開過不久，胡喬木在中宣部一次會議上又正式提出：「現在的問題是要向自由主義的思想、方針發動進攻」；說完之後，又捎帶說：「我現在要收回對蘇紹智的道歉。那時，我如果不那樣做，不但脫離了群眾，而且脫離了在座各位。」如此前後反覆，直到中央大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胡喬木對蘇紹智《階段》一文的撻伐，才算銷聲匿跡。
有人曾問過胡喬木：為什麼前後矛盾反覆？胡的回答是：「政治需要。」《中共中央第一支筆》一書的扉頁上，刊登胡喬木的一段話：我這個人，說實在的，只會為政治服務，我一輩子就是為政治服務。
胡喬木口口聲聲不離「政治」，其「政治」的核心內容究竟是什麼？依我看，就是您引用耀邦的那句話：喬木不可「一日無君」。這個「君」，是他的「精氣神」和「生命線」；他的「為政治服務」，也可解讀為「今上」服務。所謂「一支筆」，說實在的，不過是一支「御用」之筆而已！
總之，胡喬木是一個複雜多面的人物，人們稱這種現象為「胡喬木現象」。請問：您怎麼看「胡喬木現象」？
李銳：「胡喬木現象」是一種社會現象，在我們國家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根源。「學而優則仕」，「士為知己者用」，這是千百年來中國文人學子的一貫追求；「為帝王師」，「致君堯舜上」，則是他們的最高理想。儘管中國也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古訓，但在封建專制的統治下，要想真正做到是很難的，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中國的知識分子一般具有很大的依附性和軟弱性，這是他們有別於西方知識分子、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個重要特徵。
最近我收到一本書：《200個老人回憶張聞天》，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其中卻沒有我的文章——《重讀張聞天的「廬山發言」》，此文長一萬多字，是1985年出版張老紀念文集時，劉英大姐給我寫了一封信，讓我寫的。胡喬木看到紀念文集中有這篇文章後，大發脾氣，責問出版社編輯，主編告訴他是劉大姐的意見，胡才不吱聲了。喬木建議我寫廬山會議，很稱讚我寫的這本書，對於我寫張聞天在這次會議上的大義凜然，卻又如此反感，真是讓人不可思議。
作為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知識分子，胡喬木儘管沒有做到「為帝王師」和「致君堯舜上」，但「一朝選在君王側」，成為毛澤東欣賞的「一支筆」，這是他的幸運；然而，毛澤東不是「堯舜」，他許多「左」的思想、權術和性格，對喬木不能不發生直接的、或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喬木跟著「主公」犯錯誤，這又是他的不幸。前面提到，毛澤東誇獎胡喬木是「思想改造得最好」的知識分子典型。
胡喬木辭世，至今已逾十周年。喬木同志雖已作古，但「胡喬木現象」在我們社會並沒有消失，因為滋生這種現象的土壤依然存在。現在的一些高層「筆桿子」，多半是文革時期入黨的，其文化和學術水平當然不能同胡喬木相比，他們沒有喬木的那個底子，但當「馴服工具」是一樣的。只有當我們國家進行全面改革，特別是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實行民主憲政，多數知識分子具有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才能比較徹底地改變這種現象。這需要有一個過程，我們大家都應該為縮短這個過程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