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華爾街日報》消息，美國拜登當局準備好將於數周內公布首個針對印太地區的新經濟框架，在數碼貿易、數字貿易、供應鏈和綠色技術等領域，與區內友好國家開展更緊密的合作。
早前，美國總統拜登曾誓言，不會將國際貿易規則制定權拱手讓給戰略對手，美國「必須」主導新的世界貿易規則的制定。而在前總統川普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美國暫時失去了利用地區多邊架構來實現主導貿易事務的機會。
新總統從國內政治考量，不願意與區域國家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新的貿易協定，並重返「TPP（及其後的CPTPP），因此尋求一項更寬泛但也更具戰略針對性——針對印太地區的首要戰略對手——的所謂超級經濟架構，來實現自己的戰略意圖。
隨著情勢的發展，它已逐漸浮出水面。
負責亞太事務的美國貿易副代表比安奇在不久前的一場貿易會議上披露了拜登當局計劃在「數周內」對外推介新的地區經濟框架。
這份地區經濟新框架是拜登當局在其任職首年完成針對首要戰略對手的外圍戰略布局後啟動「第二波」攻勢的「重頭戲」，標誌著本屆政府對外戰略逐漸轉向其重心：與首要對手開展全面戰略競爭的政策安排階段。
對於拜登當局來說，近期戰略三角關係及在歐洲出現的新的軍事緊張態勢，並不符合其戰略意願，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佯攻態勢及與美國和北約締結安全保障條約的新訴求，超出了其能夠給予莫斯科的安撫條件之底線，從而實質將其引入俄方的戰略布局，儘管拜登本人將首要對手和次要對手最新的外交互動輕描淡寫為「不新鮮」，但事實上仍然難掩意圖在兩者之間製造分裂的拜登當局的某種失望情緒。
拜登輕視了莫斯科的戰略能力。
進入新年後，原本打算將戰略主戰場轉移到印太方向的拜登當局將仍然不得不分身於印太和歐洲兩個方向，同時應對首要和次要戰略對手，當然，最重要的是，它能否滿足莫斯科擴張的胃口，以便使其在中途撤出與美國博弈的主戰場。
這將在某種程度上牽制其在印太工作的力度。對於華盛頓來說，可能煩惱不止於歐洲，印太地區也將是一塊難啃的骨頭。
一個細節顯示出美國在印太所依賴的主要機制之一「四方安全對話」未能令拜登當局完全滿意，這就是美國務卿布林肯選取將「四方安全對話」第四屆外長會議放在澳大利亞舉行上。
華盛頓可能對東京的戰略作用產生了一定的疑慮，以至於將原本應該在日本舉行的「四方安全對話」新一屆外長會議轉移到澳洲舉辦。
按照去年「四方安全對話」的新年度安排，日本是2022年的東道主，包括外長和元首會議本應都在日方牽頭組織下在該國舉行。
看上去是一個為了更便於美國務卿行程的安排，但也可能反映出華盛頓和東京一定程度上的不協調，其中包括日本新政府對美國首要對手的態度變化、岸田文雄訪美安排一再推遲及對「四方安全對話」不甚積極等各方面。
與美國在印太的新經濟架構倡議幾乎同步，日本為重要成員之一的「ACEP」已於年初正式啟動，日本參與主導的CPTPP對於新成員的吸納也將由於某些對立方同時申請而進入微妙時期，都將考驗華盛頓和東京盟友關係的深度和韌度。
拜登當局對於其國內法《競爭法案》的急切態度表明了，華盛頓增強了其與首要對手的戰略競爭的緊迫感，與此同時，對於歐洲方向的戰略穩定及其主要盟友的配合上無疑也將提高要求。
「AUKUS」的成立及「四方安全對話」第四屆外長會議定於澳洲舉行本身說明了，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大國競爭戰略更依賴於盎格魯撒克遜族兄弟聯盟國家而非其他關鍵盟友，歐洲和印太方向可能同時存在相似的問題。
主要盟友尚且如此，那麼地區次要盟友及夥伴就更不用說了。
對於華盛頓來說，印太地區國家間不夠團結，缺乏強有力的地區聯盟，可能有助於其施展在地區的大國競爭戰略，但同時對其自身也形成同樣的反作用力，即地區每個國家，特別是重要國家，都有自己獨特和自私的考量，無法全面按照華盛頓的藍圖前進，其中就包含了拜登當局將倡議的新的地區經濟超級架構。
如同2021年由拜登當局與跨大西洋盟友新關係構建及美俄關係正常化所帶來的複雜結果那樣，拜登當局以印太地區為重心、以首要戰略對手為主要目標的第二波戰略攻勢，也不會是一條坦途，勢將面臨複雜的外交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