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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瑜:國家能力越強越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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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經常聽到一個說法,叫做"蘇聯被美國給拖垮了"。這個說法顯然不夠有說服力,最簡單的反問是:兩國競爭,為什麼被拖垮的是蘇聯、而不是美國?如果蘇聯真的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代表了未來,那麼被拖垮的理應是美國對不對?

還有一個常見的解釋,是"蘇聯被戈巴契夫給搞垮了"。這個說法同樣站不住腳。就算戈巴契夫是個壞人,想搞垮蘇聯,問題是:"人民群眾"怎麼就答應了呢?如果民眾"不答應",他一個人無論如何也搞不垮一個國家對不對?在蘇聯崩潰的過程中,無論是政權的倒台、還是各個共和國的獨立,都沒有遭遇民意的大規模抵抗。哪怕沙皇政權當年倒台的時候,都還有幾十萬人加入白軍,為舊政權而戰,但是蘇聯政權崩潰的時候,絕大多數民眾的態度基本上就是"慢走、不送"。所以,把責任推到戈巴契夫一個人身上,也是說不通的。

蘇聯的瓦解,真正的原因,恰恰是其國家能力過於強大。

因為過於強大的國家能力,這個國家失去了剎車機制,無法調整自己的方向,導致它一條道開到了懸崖。因為過於強大的國家能力,它消滅了社會,從而失去了改革所需要的反饋機制和壓力機制,最後只能靠"當機"來實現"重啟"。因為過於強大的國家能力,它走向了過度擴張,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政治上的過度擴張,最後耗盡了資源、也耗盡了民心。總之,無節制的國家能力導致過於龐大、沉重的政府,最後這個國家被自身的重量所壓垮。

為什麼這麼說?為什麼說蘇聯的崩潰恰恰是因為"國家能力過於強大"?這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首先,我們來看蘇聯的秩序。的確,在蘇聯,暴力是高度壟斷的,不存在當代墨西哥式的分散暴力,更看不到任何力可敵國的武裝叛軍。但是,當社會的自組織能力完全被抹殺,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實力對比完全不對稱,結果是什麼?結果是社會失去了談判能力,成為任人宰割的魚肉。

蘇聯1932年左右的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因為強制性的過度糧食徵收,加上對人口流動的限制,烏克蘭發生了慘烈的饑荒,導致3-7百萬人死亡。政治迫害更是舉世聞名。據保守的估計,從史達林接管黨權的1928年到他去世的1953年,約有2500萬人受到政權的迫害,占人口大約八分之一。僅在1937和1938年,至少有68萬人因為"危害國家罪"被槍決。甚至黨內高幹也不能倖免。1934年蘇共17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中,102人遭槍決。這就是蘇聯式"秩序"的代價。我們可以想像,在這些冷冰冰的數字後面,有多少淚水、掙扎、恐懼與絕望。所以,回到我們剛才提的那個問題,當蘇聯走向解體的時候,為什麼人民群眾就"答應了"呢?答案恐怕就在這些掙扎和恐懼中。

暴力的過度擴張不僅僅是在蘇聯國內,也向國外蔓延。大家可能都聽說過"布拉格之春",1968年,面對其衛星國捷克的民眾抗議,蘇聯一口氣把兩千個坦克給開了過去,撲滅了捷克革命的火苗。"布拉克之春"只是類似霸權的一個例子,無論是東德1953年的風波,還是匈牙利1956年風波,它們難以掀起風浪,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蘇聯的軍事威脅。但是,蘇聯最嚴重的一次過度擴張,則是1980年入侵阿富汗。某種意義上,阿富汗對於蘇聯,就像是越南對於美國,一個超級大國踏進一個弱小國家,以為自己可以輕鬆搞定,結果是自己給自己挖了一個坑,怎麼也跳不出來了。關於這一點,後面講到阿富汗的時候,我們會再涉及。

(布拉格之春)

再來看蘇聯經濟。超強的國家能力有沒有帶來蘇聯的經濟發展?有。至少在一個階段內如此。史達林上台不久,就提出要用10年的時間去實現西方國家100年的工業化成果。於是,政府利用其強大的動員能力發動了經濟引擎。1928-1940年,蘇聯的經濟增長率是年均5.8%,1950-60年是5.7%,所以赫魯雪夫在台上的時候,才會宣布蘇聯1970年人均GDP將要趕超美國。不但他這麼自信,當年西方不少政治家和學者也認為蘇聯趕超美國指日可待。但是,從6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經濟發展開始減速。1960年代經濟增速跌至百分之4點幾,1970年代跌至百分之2點幾,到80年代,只剩下了百分之1點幾,而它的全要素生產率已經跌到了負數。

為什麼蘇聯的經濟發展會先加速、後減速?同樣是因為國家能力的過度拉伸。簡單來說,第一,過強的國家能力扭曲了經濟結構;第二,"發展型國家"一旦過度,就成了"掠奪型國家"。因為國家指哪打哪,蘇聯經濟模式被扭曲,重投資、輕消費;重軍工,輕生活;重模仿,輕創新;這一系列扭曲的後果就是經濟發展失去了後勁,陷入"短缺經濟"的陷阱。而且,在全盤的計劃經濟和國有經濟下,整個蛋糕都是國家的,對普通人來說,干多干少、干好干壞都一個樣,他們為什麼要積極生產和創新?在所有的蘇聯笑話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條,是以一個工人的視角說的,他說:We pretend to work, and they pretend to pay。"我們假裝工作,他們假裝發工資。"短短一句話,道盡了蘇聯經濟的全部問題:勞動者根本沒有動力生產,而政府發的錢什麼也買不到。

再來看蘇聯的思想改造。的確,蘇聯一度成功地改造了無數人的頭腦,但是,這種成功同樣是自掘墳墓式的。為什麼?因為這種思想改造的核心,是號召人們為了集體放棄個體、為了國家放棄家庭、為了理想放棄利益、為了理念放棄情感……可以說,它是向人性開戰。人性是什麼?人性是複雜,是多變,是魔鬼和天使混合體。而思想改造是什麼?是消滅複雜,消滅變化,讓人類完全變成天使。這可能成功嗎?不可能。如果要強行把現實按到理想中去,結果就是假大空。這就像吹氣球,你可以把一個普通的氣球吹到西瓜那麼大,但是再吹下去,它隨時就可能爆破。

《耳語者》裡面,有一個情節我非常難忘。裡面講到一個所謂反革命教師,他被槍斃後,他的遺孀和孩子為了生計投奔這個教師的媽媽,也就是孩子的奶奶家。但是,奶奶家明明有兩層樓的房子,卻拒絕收容他們,甚至不願給長途跋涉的一家人一口飯吃,他們只好在村子裡租了一個小房子住。而在他們住在村子裡的15年裡,奶奶家的親戚從來不和他們來往。這個孩子後來回憶說:"最痛苦的是看到他們走過我們的街道——哪怕周圍肯定沒有人監聽——仍然不跟我們說話,甚至連一聲招呼都不打。"人際關係如此的扭曲,連奶奶都不再憐惜孫女,或許能證明思想改造的成功,但是,比國家更強大的是人性。人們渴望親情、渴望友誼、渴望舒適、渴望美……或許人們會因為理想的感召而暫時放下這些渴望,但是,最終,人類通過幾百萬年進化出來的道德本能、情感本能、求生本能,會在政治的潮起潮落後重新浮出水面。所以,回到最開始那個問題:國家能力越強越好嗎?顯然,並非如此。或許,國家能力和治理績效之間存在一個"倒U型"的關係:在一個區間裡,強大的國家能力有助於經濟發展、公共服務和政治秩序,但是過了某個點之後,國家則可能因為失去任何韁繩而變成破壞性力量。經濟學者Acemoglu在《狹窄的通道》這本書里表達過類似的看法,他用的詞叫"被縛的利維坦"。什麼意思呢?他說國家狀態有三種:一種是國家缺失,一種是國家強大,第三種則是"被縛的利維坦"。沒有利維坦就不會有秩序,但是利維坦過於強大又可能反噬社會,只有"戴上鐐銬的利維坦",就像被套上韁繩的馬匹一樣,既能幹活,又不會隨意踩壞莊稼。

其實,蘇聯的故事何止發生在蘇聯。歷史上,有過許多類似的情節:一個強大的國家走向過度擴張、最後因為過度拉伸而脆斷。中國歷史上的秦朝、隋朝,蒙古帝國、日本帝國,德意志第三帝國,紅色高棉時期的柬埔寨……國家建構都可以說登峰造極。但是,當擴張變成過度擴張,河流變成洪流,細雨變成暴雨,國家能力就成為一種詛咒。

不奇怪的是,這些國家都有兩個共同點,一個是強大,另一個是短暫。大一統的秦朝只存在了14年,隋朝只存在了38年,德意志第三帝國只存在了12年,紅色高棉執政只有4年。相比之下,蘇聯還算是長壽的了。當然,在歷史的長河中,71年也不過是過眼雲煙。顯然,這些國家的曇花一現並非偶然,水至清則無魚,國至強則易斷,在強大和短暫之間,或許存在著一種悲劇性的聯繫。當一個國家所向披靡,失去制約,或許沒有人可以戰勝它,但是,它可以成為自己最強大的敵人。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感謝收聽,我們下次再見!

(本文為"看理想"音頻節目《可能性的藝術》的第16講文稿。)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布穀在歌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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