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清華赴美留學生70多人在太平洋中的郵輪上合影
1979年，美國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力作《文憑社會：教育與分層的歷史社會學》（The Credential Society：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問世，隨即在全球風行一時，影響深遠。年輕的柯林斯，亦因之暴得大名，儼然成為該領域的一線學者（2010年也確乎實至名歸地膺選美國社會學協會主席），並贏得了極高的學術及社會聲譽，在國際學術界亦堪稱明星。此後數十年，無論柯林斯如何特立獨行，始終享有著相當高的「熱度」。然而，有意思的是，該書在大洋彼岸的影響力，遲遲未能很好地傳入中土。迨至2018年，此書中譯本終於在大陸印行，隨即在學界、讀書界引起強烈反響。
作為美國學界的傳奇人物，此公個性卓特、閱歷豐富、成果豐瞻，於學術和社會均有獨到見解，故其言論、行止每每頗受關注。其人不虧是此道高手，該書對社會問題的研究和批判令一眾同行難以比肩。柯林斯所論，基本是美國景象（同期的歐洲亦近之）。然而，嚴格說來，所謂「文憑社會」非止是西洋景，吾國亦並不遜色。
一
迷信文憑，以文憑分高下、以學歷定去取，以文憑作為官員及專業人員的遴選標準和社會地位的評價標準，長期以來都是一種世界性的普遍現象。晚近之中國亦然。隨著科舉的廢止，國內外新式大學的學歷已成為一種「新科舉」，繼續扮演著類似的角色，於各行各業無孔不入。許多並無真才實學的人，完全可以憑著一紙文憑（甚至僅僅是留洋鍍金的經歷）而謀取要職、備受倚重、平步青雲。自然，有受益者，必有受損者。與之相伴的，則是許多富有才學的人因為文憑問題而備受壓抑、懷才難遇。
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哥倫比亞大學歸來的胡適，以虛構的博士文憑而謀得了北京大學本科教授職位，成為當時人才濟濟的北大的最年輕的紅人，薪資高於許多名宿。當然，胡適絕非特例。此間，確實不少博士二十多歲就在北大擔任教授（南方的南高師亦有此盛況）。他們居高聲自遠，備受禮遇，呼風喚雨。其所依仗的，多半也是一紙洋文憑。而沒有文憑的梁漱溟，雖然才學過人，亦只能屈身為講師，在校中不算得志。此時北大學風已大有改觀，但多數學生仍重視文憑。真正完全求學問而不珍視文憑的，當然沒有，但畢竟不多。其中有一位朱謙之，強調讀書為求學問，而非求文憑；因此他最後連畢業考試都不參加，空手離校，自然也就沒有北大文憑。後來朱氏雖依然卓有成就，但人生道路之曲折遠甚於同儕，足見他多少還是受到了他並不稀罕的「文憑」的強力壓迫。
陶希聖（左一）
1922年從北大畢業的陶希聖，可謂青年才俊，然而在與海歸派的競爭中仍吃盡苦頭，有著難以忘懷的切膚之痛。為此，他齒難忘。「留學生『學成歸國』，便躍入候補官員和教師的上層，叫那些沒有力量和機會出國求學之國內學生『瞠乎其後』。」在與留學生的比較與競爭之中，國內學生吃盡苦頭。陶是國內大學畢業而有任教經歷，進入商務印書館任職，月薪八十元。而日本明治大學一類學校畢業歸國者，月薪一百二十元。日本帝國大學畢業回國者，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歐美一般大學回國的留學生，月薪可至二百元，桌椅同於日本帝國大學的留學生。牛津、劍橋、耶魯、哈佛畢業回國後有大學教授經歷者，「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二百五十元，在待遇上頂了天。」此非誇張，較之當時一般的薪資水平，如此待遇可謂優渥之至。當時與陶共事的有周鯁生、唐鉞等歐美名校博士，收入均遠高於陶，令其意氣難平。
——實際上，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由於人才缺乏，一般大學對教授資格的要求，並不十分嚴格。許多人只要大學畢業，出國遊學，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或者僅是訪問研究一段時間，回國後就可以出任大學教授。」因此，可以說並非商務印書館對陶本人有成見，而是風氣使然、制度如此（按，唐曾任北大教授，赴商務印書館任職數年後，又轉任清華教授；陶一舉成名後亦被禮聘為中央大學教授，後又殺回北大任教授，算是與唐大致齊平了）。
此中遭遇絕非陶氏一人的經歷，而是一代青年的普遍際遇。
1925年，蕭一山以北大高材生的身份入清華任教，深得梁啓超欣賞和提攜，然亦只能屈居講師教席。前此一年，年齡相仿的錢端升以哈佛博士身份回母校清華任教，年僅24歲，其起步於副教授，次年便升等為教授。同期，校內的海歸派教師，如劉師舜、錢昌祚、葉企孫、陳達、陳岱孫、薩本棟等，亦只有區區二十餘歲，但大都已是正教授。梁啓超對這種過分拘泥於學歷、迷信文憑的做法極為不滿，於1923年公開批評道：「無論你多大學問的人，無論你有多少的博士頭銜，你們初來我們大學教書，你只可當一位助教或副教授。……副教授升教授時就得經教授團的通過。」
1932年清華大學校務會議左起：葉企孫，陳岱孫，馮友蘭，梅貽琦，楊公兆
蔣復璁（1898年生）1925年北大哲學系本科畢業，通過清華教務長張彭春的援引進入清華任教（1924-1926），他感覺「在清華教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清華大學的老師多為留學出身，而我只是北京大學的畢業生。我在清華教了一年半……便轉任北京大學預科」。後來，他又通過考試，赴德留學。此間，該校其他一些青年教師如桂質廷、林語堂、蕭一山、湯用彤等在短期任教之後，都漸次離校，大多數設法留洋。蕭氏理離開清華後，在有關方面的支持下於1929年創辦「北平文史政治學院」並任院長，後又赴中央大學任教授，成為早期罕見的年紀輕輕便榮升教授的本土派學人之一。對本土派學者而言，往往需要先「外放」至地方院校才能較容易獲得高級教職，之後平調回名校（幾乎都在學術中心），這也成為當時許多本土派學人躋身教授、出人頭地的一種「終南捷徑」。
——北方學人顧頡剛與林庚，也是在地方性高校的廈門大學較快地得到了晉升。至於蔣、蕭的同代人鄭天挺，1920年自北大本科畢業後赴廈門大學任教併兼任圖書部主任，次年考回北大國學門作研究生。1924年，鄭畢業後留校任講師，後南下各地任職；1930年隨蔣夢麟校長回北大，仍任講師。如此職業旅程，實在算不上順遂，較之同代的海歸派學人確乎相去甚遠。
總之，在當時，由於制度的障礙，大量助教、講師晉升無望，只好騎驢找馬、以學校當跳板，極力出國留學，日後歸國逕任教授。即便早已貴為北大名流的劉半農，也被迫去國，在法國苦讀數年，「要得這個臭博士」。在此間的北大清華，教師的「貧富懸殊」也極為醒目，校中不僅有許多處境艱難的講師助教，也有一眾少年得志的稚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