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這種情況，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伊始，就於1927年6月重新公布《大學教員資格條例》，加強對大學教員資格的審查與認證。條例再度規定：講師須「國內外大學畢業，得有碩士學位」，或「助教完滿一年以上之教務，而有特別成績」、「於國學上有貢獻」；副教授須「外國大學研究院研究若干年，得有博士學位」，或「講師滿一年以上之教務，而有特別成績」，以及「於國學上有特殊之貢獻」；教授須「副教授完滿兩年以上教務，而有特別成績」。此等規定，較之已開發國家尚有距離；然在當時的中國，如此標準實不算低。著名教育學家孟憲承便稱，國立大學「教員的資格已經是相當的嚴」。
實際上，當時能如此執行的院校，實在有限。在「才荒」嚴峻、「到處都缺人」的情況下，各高校各部門用人時也「不得不有所遷就」。有人戲稱，留學生歸國後，即便走投無路之際，還可以「當一個大學教授」（許地山語）。此非虛言，當時確有許多留學生歸國未久年紀輕輕便擔任高級要職。如此經歷，大有人在，如陳錦濤、顏惠慶、王寵惠、羅文干、伍朝樞、張公權、吳鼎昌、顧維鈞、宋子文、秦汾、唐有壬、石瑛、吳之椿、唐悅良、魏道明、羅家倫、錢昌照、錢昌祚、徐道鄰、李惟果、高宗武、郭斌佳、沈昌煥、俞國華等。實際上，從清末到直到1930年代中期，仍有許多高校動輒破格聘用人才，因此，全國始終擁有一大批20餘歲的海歸派教授。例如，
1911年，25歲的胡敦復成為清華首任教務長，1年後成為大同大學首任校長；1916年，23歲的鄒秉文任金陵大學教授、26歲的劉大鈞任清華教授；1917年，24歲的朱家驊、26歲的胡適任北大教授（朱被認為是當時北大最年輕的教授），與胡同齡的陶行知受聘為南高師教授；1919年，25歲的唐有壬受聘為北大教授，25歲的何魯受聘為南高師教授；
1922年，24歲的哈佛博士張歆海受聘為北大教授；
1925年，25歲的劉師舜任清華教授；1926年，23歲的哈佛碩士梁實秋受聘為東南大學教授，25歲的劉崇樂、26歲的楊光泩受聘為清華教授；1928年，25歲的陳序經受聘為嶺南大學教授，25歲的王化成、26歲的薩本棟受聘為清華大學教授，29歲的段茂瀾任天津電話局局長兼南開大學教授。1929年，25歲的耶魯博士方顯廷開始擔任南開教授。1931年，25歲的凌其翰任東吳大學教授，26歲的MIT博士吳魯強（梁啓超女婿）被聘為北大教授，25歲的哈佛碩士陶葆楷、26歲的MIT碩士王士倬則受聘為清華教授。1932年，25歲的章名濤受聘為清華教授，25歲的耶魯博士柳無忌，歸國即任南開大學外文系教授兼主任，同樣年僅25歲的朱偰從柏林大學歸國任中央大學教授，次年兼系主任；1934年，年僅二十六七的吳大猷、錢思亮、周同慶等幾乎同時受聘為北大教授……
此類現象在在皆是，不勝枚舉。在此大勢之下，在許多高校中，大量重要職位均由「海歸派」包攬，校內的諸多重要安排及學界的許多重要活動也幾乎被其「包場」；本土派學人往往只能「瞠乎其後」、莫可奈何。如此一來，當時的大學中普遍出現了許多怪現狀，校內有一批20餘歲的年輕教授，也有一批30餘歲的老講師。後者幾乎是清一色的本土派學人，而他們的境遇，顯然是與前者的存在分不開的。兩大群體之間隱隱然有著巨大的鴻溝。在海歸派占主導地位的一線名校中，那些「沉默的少數」，無疑是「被壓抑與被損害的」群體。平靜的大學校園背後，並非沒有不公之事和不平之氣。在如此情境之下，本國畢業生的壓抑與「艱辛」可想而知。如此，「海歸」吃香喝辣，「土鱉」低人一等，民族學術之獨立，亦遠矣。
由於當時博士（有的碩士亦可）歸國即受聘為教授，因此，對許多學者而言，獲得博士學位之日，就是成為國內教授之時。更由於人才緊缺，許多在讀博士已被國內高校競相爭聘為教授。如吳宓在歸國之前，已接到東南大學、北京高師等多所名校的聘書。因此，當時海歸派學者獲得博士學位一般在20餘歲，其躋身教授之時也就只有20餘歲。在全球各主要國家中，大概極少有國家能像中國一樣，擁有一大批如此年輕的正教授，有如此年輕化的少壯派教授群和學術共同體。這是中國在人力資本（人才資源）上的一大特點。——而在同期歐美名校，多數的應屆博士畢業生，即便有幸能謀得大學教職，亦只能被聘為講師。
傅斯年在北大
如此一來，在大學教師評聘的問題上，也就難免出現諸多問題。不少時人對用人上的標準不嚴、風氣不正的現象極為不滿。傅斯年便於1932年７月在《獨立評論》撰文，對國內勢力盛大的「哥大派」大加撻伐，認為其對國內的「教育崩潰」負有重要責任。胡適對此表示：「美國人在這個學校畢業的，回去做個小學教員，頂多做個中學校長，已經稀有了，我們卻請他做些大學教授、大學校長，或做教育部長。」此說確有誇張，在當時也引起頗多爭議（邱椿等人的反應尤其突出），但無論如何，還是多少能見出某些實際情況。
三
然而，隨著大量海歸人才的回國，國內「才荒」現象日漸緩解，學術水準也日漸抬升，各行各業的用人標準也水漲船高。人才市場的行情也悄然變化。
1930年以前，由於中國學術基礎薄弱，凡在外國取得博士學位者，歸國皆被聘為教授。然而，隨著留學回國浪潮的來臨，這一「行情」很快就一去不復返。歐美名校的應屆博士畢業生，應聘名校副教授或一般高校教授，成為標配；極個別才學卓著者，才有望獲聘為名校教授。
北京大學舊照
1935年，有學人指出，中國大學程度已經大幅提高，以前「只要吃過洋麵包回國的都可做教授」，「現在如國立清華大學，剛回國的博士也得從專任講師做起，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當時不僅高校如此，其他各界亦然。在此期間，隨著「水漲船高」的趨勢、隨著嚴格主義標準的落實，無論是留學生還是本國畢業生，都更多地依據實力與業績進行競爭，二者的起點也漸趨平等；外籍教師的特權地位也日趨回落。如此均可謂「土洋並軌」。此間，對教師的考核周期，也隨著中國學術的變遷而在無形中日趨抻長。——自然，如此一來，多數青年教師的晉升之路也更漫長、更曲折、更艱辛。
及至1930年代末留學生「一回來就做教授」的現象雖未消弭，但無疑已日顯罕見。——當然，我們依舊能看到一些非常醒目的特例。1939年，年僅24歲的張宗燧歸國任中央大學教授（前此一年已獲劍橋大學博士學位）。1940年，年僅27歲的柏實義受聘為中央大學航空工程系教授，隨後兼系主任，此前，他用1年獲得MIT碩士學位、用2年時間獲得CIT博士學位；同樣在這個新興學科領域、在中大航空工程系，黃玉珊在史丹福大學僅1年就拿下了博士學位，回國即被聘為中央大學教授時，尚不滿23歲。1940年首位獲得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的華人徐毓枏，甫一畢業，即被聘為西南聯大（清華）教授，年僅27歲；1946年，蔣碩傑被聘為北大教授，年僅28歲。
——在「文憑社會」中，體現得尤為突出的無疑當首推崇洋媚外現象。「崇洋」的同時也必然意味著「抑土」。這一心理和風氣的形成，是歷史所致、時勢使然，因此，其矯正也只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此非孤立的現象，它並不只是大學本身的問題，而是一種系統性的社會問題，是一種無孔不入的歷史積弊。其所反應的是人才匱乏導致的種種亂象，也是一種社會心態不健康所致的惡果。在知識人高度密集的大學中，這一點尤其突出，其對本土派學人的壓迫亦尤深且鉅。如前所言，學歷社會古來有之，絕非自近代始；而近代的學歷社會也與方今有諸多區別。但是對學業的功利化理解、對學歷的盲目迷信和膜拜，以及先問學歷後看實力、將學歷作為職業敲門磚、作為個人身價的尺度，則並無二致。
如此風氣，經久不衰，造就了多少名不副實、才不配位之人，又埋沒了多少才高志遠、有志無時之士，恐怕真是一言難盡。而這些，大概就是那位講述「美國故事」的柯林斯所無從知曉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