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王虐我千百遍，我待楚王如初戀？
憑什麼？
1
提到端午，今人都知道這個節日是用來「紀念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的，不過這個定義仔細想來，其實很有問題。
首先，據民俗學家的考證，端午節最早是不是紀念屈原的，就很值得打個問號。
一種更古老、也更可能的說法，是認為此節日原本紀念的應該是春秋戰國時代另一位楚國大夫：伍子胥。
雖然同為楚國貴族，但伍子胥和屈原的人生際遇、能力和選擇都差別很大。甚至可以說他幾乎是屈原的「對位鏡像」——如果說屈原的人生信條是「楚王虐我千百遍，我待楚王如初戀」的話，那伍子胥好歹像個正常人一樣反問了一句：「憑什麼？！」
伍子胥他爹伍奢是楚平王太子建的老師，本來官當得挺好，結果楚平王這老小子老不正經，看上了給自己兒子迎娶的媳婦，不僅自己笑納之，還反過來做賊心虛，要廢了太子以絕後患。
結果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伍子胥他爹伍奢、他哥伍尚及伍家全家100多口人都這場因「扒灰」引來的血案當中都被楚平王所殺。
伍子胥含恨逃到了楚國的世仇吳國，結識吳公子光，並幫助公子光奪得王位，是為吳王闔閭。
此後伍子胥盡心盡力的輔佐闔閭，成吳霸業，並反過頭來痛擊自己祖國楚國，攻陷楚都郢都，城陷之後立刻刨了楚平王的墳，鞭屍三百多下才肯罷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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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化身復仇男神的伍子胥最後自己也沒有善終，吳王闔閭死後夫差接班，老臣伍子胥與新王言語有不合，被下令賜死，死前伍子胥延續他一貫的「狼滅」風格，撂下狠話說：要家人於他死後把他的眼睛挖出，掛在蘇州城的東城門上，說他要親眼看著越國軍隊滅掉吳國。
吳王夫差聽聞此言之後，於五月初五把伍子胥的屍首用鴟夷革捆成粽子樣丟到了錢塘江中，據說伍子胥因此冤魂不散，隔三差五的就從龍王那裡借兵，要興師滅吳，於是就有了「錢塘江上潮信起」。
錢塘江岸老百姓估計是覺得「冤有頭，債有主，伍大夫您報仇要找對主」啊，於是每年伍子胥被拋屍的日子，就往錢塘江里丟粽子，「賄賂」一下這位凶神，捎帶手告訴伍大夫一聲：大吳亡了很多年了，您老人家大仇得報，還是洗洗睡吧。
2
大學時代我負笈魔都，平素經常在江浙地區轉，知道那一帶的老百姓至今仍覺得端午紀念的是伍子胥。
而我也覺得相比於屈原的傳說，端午是紀念伍子胥的說法更靠譜些：
首先，伍子胥被皮革卷吧卷吧丟江里的死狀，確實更容易讓人想起粽子。
其次，相比於自殺的屈原，被逼自裁的伍子胥確實更稱得上是死不瞑目，實際上，死不瞑目很可能就是從他這個典故中來了的。
再者，在咱中國民間做神仙，跟馬基雅維利所論的君主一樣，都是「讓人怕比讓人愛」更容易受到祭祀，而相比「楚王虐我千百遍，我待聖上如初戀」的老實人屈原，伍子胥終其一生體現出來的都是一種睚眥必報、你敢傷我、我刨墳鞭屍也要加倍奉還的半澤直樹式狠人風格。狠人死了容易成狠鬼，老百姓更怕他一些，更有定期祭祀讓他消停點的動力。
可是，為什麼伍子胥後來在搶端午節這個「文化IP」的時候沒爭過屈原呢？這個道理也不難想。
如果屈原可以用現代國家主義視角被帶上高帽，被叫做「愛國主義詩人」，那麼伍子胥生前的行徑則毫無疑問是「賣國賊」和「帶路黨」。
帝王們最煩這種臣下：人家楚平王不過是抄斬了你家滿門麼，你至於去幫對手把主上的墳兒刨了嗎？哎呀呀這太沒有臣道了。
秦以後，所有古代君王內心好像都住著個雙標紫菱。
要知道，秦以後的那些大一統帝王們，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像楚平王這種為了一己私慾隨意割臣下頭顱如韭菜的混蛋事兒，歷朝歷代都少不了，如果臣民們都學伍子胥，一覺得皇上對不起自己就腳底抹油去當了帶路黨，那這國家可還怎麼管呢？這種人當然不能紀念，皇上們估計恨不得跟赫敏·格蘭傑小姐學個記憶消除咒，讓老百姓趕緊忘了咱歷史上還出過這號人。
相比之下，屈原大夫顯然就讓人順眼多了。楚王虐我千百遍，我待主上如初戀。主上要是身死國滅了，我自動去跳汨羅江，為其陪葬……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們念這段史書，估計感動的鼻涕泡都快樂出來了。要知道後世王朝覆滅，真願意「死社稷」的君王都沒幾個，還有這種忠臣自己上趕著為帝王家業陪葬呢？好！大大滴好！趕緊紀念！
這樣搞個三朝五代，端午節里人們自然就忘了伍子胥、牢記了屈原。
當然，有些吃貨朋友說我連屈原也忘了，我就記得個粽子……也行吧……
3
端午節去伍而存屈，是後世帝王刻意營造的文化情緒使然。可如果倒退回春秋戰國當代，其實伍子胥的選擇，反而是更容易被同情和理解的。
「學成文武藝，貸與帝王家」這是中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的夢想，但在的春秋戰國時代，並沒有誰規定這筆買賣要「統購統銷」，士大夫必須將自己的才學賣給自己所出身國家的那位君王。
最強調「忠孝」的孟子都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你當我是手足，我當然視你為心肝寶貝。你當我是韭菜，我就把你當仇人。做買賣麼，當然要講究個公平合理。
好脾氣的孔子說的比較委婉點：「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君王都無道了，我還不趕緊捲鋪蓋走人？你當我是二啊？
所以伍子胥的行為雖然看似過激，但其實是非常符合孔孟之道的。先秦文化是自由的，也是講求對等原則，君王善待臣下，臣下侍之以忠，這才是「對」的。像楚平王這樣先「對不起」伍大夫，把他全家都殺了，那自然是你不仁、別怪我不義了。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他日爺出頭，定沒你好處。
是的，先秦時代人與人、人與國的那種關係，因為這種「對等性」（雖然比派平等還差了些），其實是比較正常的。商鞅是衛國人，得不到重用，就跑去秦國效力。吳起是衛國人，得不到重用，就橫行魏楚之間。
當時國家與士人之間的關係特別像今天一些朝陽產業的老闆與雇員之間互動——咱們之間別扯什麼「為企業效忠」的PUA洗腦，你就說彼此能不能相投，相投就合夥創業，不行就一別兩散，各生歡喜。這種交往簡潔明快，方便高效，於是才有了百家爭鳴、群雄並起。
可這個風氣，到了屈原的時代，就徹底衰落了。屈大夫寫《離騷》，文辭當然是沒的說，但那個口氣你會感覺特別不對勁。就好似一個夕陽產業的老員工，走又走不了，升又升不上去，萬般無奈之下，無比哀怨的給領導寫長信：「主上你怎麼不用我啊，我是忠臣啊，是香草啊，是美女啊，您不能這樣對待我啊，我為黨國立過功啊，我為委座流過血啊……」
有人說屈原是愛國，其實在他的文辭中我沒看出來，個體對國家這個抽象概念的忠誠，是要到近代以後民族國家出現以後才隨之出現的。
屈原和後世有他類似情結的那些古代中國士大夫，其實希望的是與他所服侍的君王間建立一種緊密的人身依附關係。或者按照當時的說法，應該叫「戀君」——一個士大夫明明不得君王欣賞和重用，卻非要硬往上湊，非要和主上達成那種親昵的關係、幻想有一日得其拔擢、出將入相，成為國師、一展抱負……
我要是楚懷王，看這種自己不喜歡的人這麼熱切的貼上來，估計我也不會喜歡他，甚至有點怕怕的：屈大夫，您這是要幹嘛？您自重！寡人可是直男啊……
即便真的是男女關係，一般也管這種行為叫舔狗，而舔狗不得好死，所以屈原最後自殺，也算情理之中吧。
而奇葩的是，從賈誼的《吊屈原》始至梁啓超的《屈原研究》止，中國士大夫群體中就一再出現有強烈「屈原情節」的人，只能說中國兩千年的帝制史上，君臣、君民關係，一直就是不正常的。
分析一下為什麼中國士大夫的心態在幾百年中由伍子胥而一變成為屈原，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總結原因無非兩點。
首先，是戰國中後期各國興起的法家改革，讓「利出一孔」的思想成為了天下主流，列國之間合則用、不合則去的縱橫家被當做「五蠹」逐漸消滅。權力越來越大的君王則越來越蠻橫，要求士大夫必須忠於自己，用你，你得留下，不用你，殺了你也不讓你走。這種野蠻的制度下，先秦原本自由活躍的人才市場逐漸向「統購統銷」轉型了。
其次，是階層的分化與固化，戰國末期除秦國外、各國王族生齒日繁，占用的社會資源越來愈多，什麼孟嘗、平原、信陵、春申，這些四君子嚴格說來都是本國君主的親戚，他們身居高位、壟斷了上升機會，又因為血緣紐帶不得不效忠該國。屈原其實也屬此類，屈、昭、景這三家，本來都是楚王熊氏的分支，所以在戰國末年那種選擇本已有限的選擇空間，對他來說是不開放的。他「戀君」，其實是不得不戀，因為除此之外，他別無選擇。
或者按魯迅的說法，這就是一種求當奴才而不得的心理狀態。
同為端午的受祀之鬼，伍子胥與屈原都有不幸的人生。伍子胥雖然身死，好歹他的人生敢愛敢恨、快意恩仇的，出將入相、鞭屍復仇，也算快意人生。相比之下，屈原的人生卻是被命運高度綁定的，不得不愛不愛他的君王，滿腔的壯志、憤懣與哀怨，卻只能抒發在文辭當中，死後還被加上了一頂他可能聽都沒聽說過的高帽……
屈原和後世那些「精神屈原」們，可能不冤屈，但確實太憋屈的。
相比屈原，我覺得還是伍子胥更像個現代正常人一些，好歹他的精神與人格是獨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