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兩千多年前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治世」：文景之治，人們首先想到的應該就是輕徭薄賦。
經歷了秦末農民起義和楚漢爭霸，雖然僅僅8年，但整個華夏大地在各種政治勢力的相互絞殺中千瘡百孔，人口從秦末時的3000多萬，銳減至1000多萬。
漢初的經濟一片凋敝，民間社會出現了「米斛萬錢」「人相食」的悲慘景象。即便是社會上層，皇帝出行湊不齊四匹毛色相同的馬，將相則只能乘坐牛車。
在這樣的局面下，漢初的統治者即便想要橫徵暴斂、涸澤而漁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所以，他們不得不輕徭薄賦，讓民間社會休養生息，逐漸恢復國力。
漢惠帝劉盈登上皇位便宣布「減田租，復十五稅一」，將父親劉邦時期調高的田租降下來。由此，十五稅一被視為漢代田租的法定租額。
1983年，在湖北張家山漢墓出土的《二年律令》讓我們看到，呂后執政時期，漢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將土地授予全體臣民，讓「耕者有其田」，充分調動起了民眾的生產積極性。
文帝時期，有些年份減半徵收田租，即從十五稅一減為三十稅一，有些年份甚至全部免除田租；人頭稅上則將每人每年120錢的法定稅額減至40錢徵收；徭役則將每個成年男丁「一年一事」變為「三年一事」，極大地減輕了民眾的徭役負擔。
到漢景帝時，三十稅一的田租額度成為了「定製」。以後整個兩漢時期，甚至是國家財政極度吃緊的漢武帝時代，也沒有提高過租額。只有東漢初年，因為國家初建，光武帝劉秀一度提高過田租，但國家穩定後，便迅速恢復了三十稅一。
漢初歷代帝王在經濟上一系列的惠民措施，使得漢王朝出現了「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的繁榮局面。中國的歷史上也因此有了第一個治世——文景之治。
然而，以上經濟改革只是「文景之治」的一方面。「文景之治」其實還有至關重要的另一個方面——社會改革。
在《漢書·景帝紀》的讚詞中，我們看到作者班固這樣評論漢初的統治者：
「周秦之弊，罔密文峻，而奸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雲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足見，即便是漢代人評價「文景之治」也不僅僅指「經濟改革」的成就，至關重要的還有一系列的社會改革，即掃除秦時法網嚴密、律令苛峻的弊政。
挾書律
漢惠帝劉盈在位時間僅僅8年，青春早逝，再加上有個強勢的母親呂雉，所以在政治上沒有太大建樹。但《漢書》中所記錄的劉盈，除了降低田租，還做了件重要的事——廢除秦時的「挾書律」。
「挾」是「藏」之意。秦律：敢有挾書者族。
這是一道酷法，普通民眾，如果在家私藏書籍，不僅僅自己會被誅殺，甚至會禍及全族之人。普通民眾沒有藏書的權利，自然也就沒有條件去讀書了。這是秦政府實行思想控制的一條重要律令。漢惠帝劉盈將之廢除，也拉開了接下來漢王朝統治者廢除秦時酷法的序幕。
妖言令
劉盈去世後，其母呂雉稱制。呂后一上位，便以惠帝遺志為由，除三族罪和妖言令。
顏師古注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語以為妖言。
除「妖言令」其實就是廣開言路，不讓臣下因為一些不是特別妥當的言論而遭受刑責。這對高高在上，極容易因為聽不到不同的聲音和意見而導致決策失誤的統治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到漢文帝時期，文帝專門頒布詔書稱：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足見，即便是兩千多年前的漢代，真正賢明的君主也懂得「言論自由」的重要性。只有臣下能暢所欲言，君王才能避免決策失誤。
廢除肉刑
除「挾書律」和「妖言令」實則是漢初的統治者在變革暴秦時期對思想和言論的強勢控制，讓整個社會能在相對寬鬆、自由的環境中蓬勃發展。
而就具體的刑罰而言，秦時的刑罰依舊苛暴。所以，漢文帝即位之初，廢除了「收帑相坐律令」。
應劭注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並其室家。
顏師古注曰：帑讀與奴通，假借字也。
此後，又因肉刑過重，受刑的人會落下終身殘疾，文帝又下令廢除肉刑，並在大臣的建議下，改為城旦刑、舂刑、笞刑等等。因為受笞刑的人很容易被打死，景帝即位後大大降低了笞刑的受刑數量，以保全受刑者。
結語
對於「文景之治」，很多人只是記住了歷史課本中的「與民休息」「輕徭薄賦」，但其真正的核心卻是對秦朝暴政的顛覆。
「無為而治」是對秦朝國家控制一切的反動，從思想上、體制上實現了社會的解放，消除了縈繞在每一個人頭上的「恐懼」。
可以說，劉邦是通過暴力顛覆了秦朝的暴政，「文景之治」則是通過文治實現了對秦國家治理模式的顛覆。
正是經濟改革與掃除暴秦弊政的社會改革相結合，漢初的統治者才能「移風易俗」，讓秦時「奸軌不勝」的民間社會變得「黎民醇厚」，西漢王朝也因此真正實現了崛起和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