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於1887年的柳亞子早年投身辛亥革命，是同盟會會員，為著名反清詩社「南社」的創始人之一，並多年主持社務。如今，大多數南社社員早不為世人所知，但柳亞子卻一直廣為人知，主要原因是他與毛澤東多年的詩詞交往，反覆唱和。文革時公開發表的毛澤東詩詞不多，但唱和柳亞子的就有兩首。毛澤東詩詞當時人人要背，「柳亞子」遂為「億萬軍民」所知。文革後公開的毛澤東詩詞更多，當然與他的「唱和」也更多。
一
柳與毛交往甚早，現在有史可考的是二人相識於1926年5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屆二中全會上，當時毛澤東是以共產黨員的身份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柳亞子則是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與毛澤東相識甚早的人並不少，而柳亞子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恐怕是第一個寫詩歌頌毛澤東的人。1929年，國共已分途兩年，彼此殘酷廝殺，毛澤東在井岡山堅持「武裝鬥爭」，居住在上海的柳亞子寫下了《存歿口號五首》，第一首就高度讚揚毛澤東：「神烈峰頭墓草青，湘南赤幟正縱橫。人間毀譽原休問，並世支那兩列寧。」這「兩列寧」詩末自注為「孫中山、毛潤之」。當時，共產黨只是「星星之火」，毛澤東還不是共產黨的領袖，甚至連政治局成員都不是，柳亞子卻將其與「國父」孫中山並列，並贊為「中國的列寧」這一若干年後中共黨內才有的譽稱。其中，可能有詩人寫詩時的詩情與誇張，但此時能如此「器重」毛澤東，確實少見，慧眼獨具。
1932年，井岡山幾次「反圍剿」大勝，柳亞子寫下《懷人四截》，其中第一首寫到：「平原門下亦尋常，脫穎如何竟處囊。十萬大軍憑掌握，登壇旗鼓看毛郎。」詩中「毛郎」，詩人自注「毛潤芝」。以平原君和毛遂自薦的典故，謳歌毛澤東的敬仰之情。1945年夏初，柳又賦詩一首寄給毛澤東，詩題目是《延安一首，正月二十六日賦寄潤芝》，登在《新華日報》上：「工農康樂新天地，革命功成萬眾和。世界光明兩燈塔，延安遙接莫斯科。」不知柳氏對中共、對延安整風、對毛澤東政治理想和抱負究竟有多少了解，當時，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全世界共產黨，都尊奉莫斯科為領導，一直到50年代中期，起碼在公開場合和文獻中，中共仍尊奉蘇聯為「老大哥」。而他此時就將「延安」與「莫斯科」並列，稱為「世界革命兩燈塔」，或許其中仍可能有詩人寫詩時的詩情與誇張，但此句無疑恰中毛澤東之「下懷」。因為毛澤東一直對莫斯科頗有不滿，「延安整風」的目的之一就是消除中共黨內來自莫斯科的「國際派」的權力與影響，到50年代後期終於公開與「莫斯科」分裂、鬥爭。柳氏在1945年就將中蘇兩黨並列，不能不再說一遍「確實少見，慧眼獨具」。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來到重慶與國民黨「和談」。第三天，毛澤東就在重慶桂園寓所宴請柳亞子、沈鈞儒等人。柳亞子激動不已，又賦詩一首，9月2日的《新華日報》以《贈毛潤之老友》為題發表：「闊別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彌天大勇誠能格，遍地勞民戰尚休。霖雨蒼生新建國，雲雷青史舊同舟。中山卡爾雙源合，一笑崑崙頂上頭。」讚揚毛「彌天大勇」、融合了孫中山和卡爾·馬克思的學說，如登崑崙之巔。幾天後，毛澤東又與柳亞子等人分析局勢，柳亞子寫《潤之招談於紅岩嘴辦事處》一詩：「得坐光風霽月中，矜平躁釋百憂空。與君一席肺肝語，勝我十年螢雪功。」
毛澤東在重慶時，柳亞子還邀請畫家尹瘦石為毛澤東畫像，並為畫像題詩一首：「恩馬堂堂斯列健，人間又見此頭顱。龍翔鳳翥君堪喜，驥附驂隨我敢吁。岳峙淵亭真磊落，天心民意要同符。雙江會合巴渝地，聽取歡虞萬眾呼。」毛澤東轟動一時的《沁園春·雪》也是因柳索詩而公開發表。柳亞子在跋語中讚嘆道：「展讀之餘，嘆為中國有詞以來第一作手，雖蘇、辛猶未能抗手，況餘子乎！」他也和詞一首，自謙「附潤之驥尾」。在緊張的談判期間，毛澤東聽說柳亞子妻因病住院，專門寫信給柳亞子詢問病情以示關心，柳亞子又作詩兩首呈送毛澤東表示感謝。收到柳詩，毛澤東在回信中讚揚說：毛澤東又致信柳亞子，讚揚柳亞子詩寫得慷慨豪壯：「先生詩慨當以慷，卑視陸游陳亮，讀之使人興起。可惜我只是能讀不能作。但是千萬讀者中多我一個讀者，也不算辱沒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得到毛澤東如此評價，柳亞子自然激動，又作詩回謝：「瑜亮同時君與我，幾時煮酒論英雄。陸游陳亮寧卑視，卡爾中山願略同。已見人民昌陝北，何當子弟起江東。冠裳玉帛葵丘會，驥尾追隨倘許從。」表達希望追隨毛澤東從陝北開始建立新中國之志。
1949年2月，柳亞子與許多民主人士一起，應毛澤東邀請北上參加籌備新政協，共商建國大計，令柳亞子格外激動興奮的是，毛澤東專門給他單發了一封電報。接電後，他賦詩以示紀念，後又作《擬民謠二首》，其一曰：「太陽出來滿地紅，我們有個毛澤東。人民受苦三千載，今日翻身樂無窮。」南社詩人也學會這種「民謠」，足見世風、文風變化之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柳亞子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1950年10月初，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盛大歌舞晚會，慶祝建國一周年。柳亞子連日觀劇，詩興大發，又作幾首短調《浣溪沙》與毛澤東反覆唱和，其中一首曰：「白鴿連翩奮舞前，工農大眾力無邊。推翻原子更金圓。戰販集團仇美帝，和平堡壘擁蘇聯。天安門上萬紅妍。」甚得毛澤東好評。之後，柳亞子仍時有歌頌毛澤東的詩詞，如其中之一寫道：「棋局虬髯輸一著，太原公子信英雄。平生兀傲今低首，第一人才毛澤東。」另有一首寫道：「大道能行天下公，中山此語死猶雄。虬髯不王扶餘島，擁護湘潭毛澤東。」這兩首詩都用了唐代傳奇小說《虬髯客傳》的典故歌頌毛澤東。據說在隋末大亂之時，群雄爭霸，虬髯客本有爭奪天下之志，但見「太原公子」李世民神氣不凡，自知不能匹敵，遂傾其家財資助名將李靖，使其輔佐李世民成就功業，統一中原，而表示自己只能到海外的「扶餘島」去稱王，後來果真如此。柳氏第一詩用此典表示眾人像虬髯客信服李世民強於自己那樣信服毛澤東，而第二詩更進一步，連虬髯客都不願到「扶餘島」稱王而擁毛，寓意普天下都「擁護湘潭毛澤東」。
柳亞子在北京遷新居後，因他早年在上海的報紙上開有「上天下地」專欄，1945年在重慶和毛澤東《沁園春·雪》詞的結尾處有「君與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之句，專門請毛澤東題寫了「上天下地之廬」匾額，高懸客廳，以為無尚光榮。
柳亞子在1954年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1958年6月21日在北京病逝，首都各界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毛澤東送了花圈，劉少奇和周恩來等主祭並執紼送葬。
二
1963年春，為1966年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做準備，周恩來總理指示中國革命博物館要大力收集孫中山和同盟會元老、國民黨左派廖仲愷、朱執信、何香凝、柳亞子等人的文物，並特派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到柳家，動員柳的氏後人捐贈遺物。柳亞子家人將他遺留的文獻資料、詩文手稿及其他文物共6000餘件捐獻給博物館。這些「革命文物」，還包括柳亞子的許多印章。作為傳統文人，柳亞子甚好印章，據說他一生使用過的印章達160多枚，其中，自有許多閒章。沒想到，其中兩枚閒章，不久竟釀成一場大災禍。
這兩枚閒章，說來話長。1945年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時，柳亞子請當時只有25歲的青年篆刻家曹立庵為毛澤東治印兩枚，一為陰文「毛澤東印」，一為陽文的「潤之」，毛見後甚為喜愛，立即鈐在為柳亞子手書《沁園春·雪》詞幅，以後還常用。柳亞子還請曹為自己刻了兩枚閒章，其中一枚的印文是：「兄事史達林，弟畜毛澤東」，另一枚印文是：「前身禰正平，後身王爾德；大兒史達林，小兒毛澤東」。第一方文中的「兄事」、「弟畜」典出《史記·季布欒布列傳》「長事袁絲，弟畜灌夫」，意為西漢名將季布的弟弟季心為人仗義，因避禍逃到吳國，躲在吳國丞相袁絲家裡，他像待兄長一樣尊敬袁絲，又像待弟輩一樣友愛灌夫等人。柳亞子在1922年曾自稱為「李（列）寧私淑弟子」，又與比自己小十餘歲的毛澤東早就十分熟稔，故在閒章中以與「列寧學生」自比的史達林、毛澤東「稱兄道弟」來表示尊重愛護、追隨其事業，對他來說，至少在1945年亦屬自然。第二方印文中的「大兒」、「小兒」典出《後漢書·禰衡傳》。禰衡字正平，為東漢末年才子，他在群賢薈萃的京城中只看得起孔融和楊修兩人，常說：「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因孔融比禰正平大20歲，楊修比他小几歲，所以分稱「大兒」、「小兒」。這裡的「大兒」、「小兒」是「男兒」之意，是對自己欽佩的人物的尊敬。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宣傳家鄒容，在其影響巨大的《革命軍》中也曾使用「大兒華盛頓，小兒拿破崙」的說法，表示對美國和法國革命時期這兩位領袖人物的尊崇。王爾德是19世紀末英國唯美主義作家，晚年贊成以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制度。柳亞子似乎早有所感，怕引起誤解，還特請曹在一枚閒章上刻邊款云：「予倩立庵治印，援正平例，有大小兒語。北海齒德，遠在禰上，正平德祖，亦生死肝膽交，絕無不敬之意，斯語特表示熱愛耳。慮昧者不察，更乞立庵泐此，以溯其朔，並綴跋如左。1945年。亞子。」（曹立庵：《「亞子先生今不朽」：兼斥康生製造的「反動印章案」》，《柳亞子紀念文集》，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頁）他以狂士禰正平自稱，但還是特地指出孔融孔北海的年齡、德行都超過「自己」，自己與楊修楊德祖是生死肝膽之交，所以「絕無不敬之意」、「特表熱愛」。總之，這期間柳亞非常興奮，還寫了《短歌行，為曹立廠（即曹立庵）賦，十一月廿六日》，詩中有句曰：「列寧逝後斯君來，中山衣缽毛郎才」；「斯君屹立寰球重，毛郎大智兼神勇」。「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自非禰正平，狂語誰敢吐。大兒史達林，小兒毛澤東。我狂勝禰生，斯毛真英雄。」表示自己比禰正平還要狂，但還是承認史達林、毛澤東是真英雄。
對柳亞子文物，革命博物館照例要整理、清點、編目造冊，當時在「革博」保館部工作、親歷此事的周永珍女士在《我所知和柳亞子兩枚閒章被毀實況》（《世紀》，2001年第6期）一文中詳述了當時的情況。印章清理由周永珍具體負責，館方先用印泥打成印譜，然後請同一樓內北半部歷史博物館的文物鑑定權威史樹青幫忙認字。史樹青邊認字邊講解，周永珍用鉛筆將印文記在印譜該印旁邊。清點到兩枚閒章時，她記下字來，卻對內容十分不解，一臉茫然。史樹青見她完全不解，於是向她略講典故，解釋說這兩枚印章都表達了柳亞子對革命的嚮往和對領袖的崇拜。由於時間緊張，周並未詳問典故內容，於是按規定編輯目錄、拍照、寫草卡、列印目錄卡片等，辦完一系列手續，於1964年正式入藏。
然而，1966年春，這時「文革」大幕已經拉開，「階級鬥爭」的「火藥味」已經很濃，中共中央某單位的一位工作人員受命到中國革命博物館查閱文物目錄卡片，看到這兩張貼著照片的印章卡片，認為印文是對領袖的不敬，有政治問題。有關領導大為緊張，革命博物館館長兼黨委書記李兆炳也不敢做主，將卡片送交康生。不久，康生將卡片送回「革博」，並用紅鉛筆在卡片上批示：「反動之極」，是「反革命的」。康生還質問：「是個革命博物館，還是個反革命博物館？」並「徹底銷毀」。根據康生旨意，這兩枚印章被定性為「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反動印章」，康生權傾一時，令人「談康色變」，李兆炳只好按康生指令，指示保管部執行，將兩章銷毀。銷毀時由文化部負責人、革博保管部主任親自監督，由複製組老師傅先將印章文字磨平，再敲碎成幾段。按照有關規定，文物銷毀，但帳、卡要存檔備查，於是將卡片封存。康生還說：「革命博物館竟然接受和保存這樣反革命的東西，令人十分驚異。」他對文化部做出批示此事要「徹底追查」。以「為革命研究歷史」成名的戚本禹一夜之間紅得發紫，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實掌文化部大權，派人來到革博，召開全館群眾大會，又將封存的卡片、文物照片和底版取出當眾銷毀。（柳亞子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王晶垚先生在《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2期發表的《紀念南社和柳亞子》一文，根據中國革命博物館所存抄件，首次披露了康生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兩張革命文物入藏卡片上的批示、1966年7月2日給文化部副部長批示的主要內容。）
「革博」為了更生動地反映革命歷史，在收集「革命文物」的同時也要收集一些「非革命文物」及「反革命、反動文物」。但康生對此表示「驚異」、認為「革命博物館」只能收集「革命文物」，收集其他文物就是「藏污納垢」，所以對「革博」收藏範圍進行「大批判」，對所藏文物進行清理，對有關人員進行批判。保管部主任夏立平首當其衝被「揪鬥」，她的長女曾學白對筆者回憶了其母的遭遇：夏立平原名黃亦進，1944年19歲在北京貝滿女中上高中時加入中共地下黨，後一直在中共「北平城工部」領導下做地下工作。「文革」中她的罪狀之一是在「清查」文物時，發現她在有關人物的文物歸檔編目時按姓名編目，這樣，「革命人物」、「革命領袖」就與一些「反動人物」、甚至「反革命人物」按姓氏筆劃編排在一起，這本是文物編目的通行規則，卻被認為是「罪大惡極」。她被剃「陰陽頭」，在「革博」大樓內一次次游鬥，一次次被「革命群眾」拳打腳踢，有次被鬥昏死過去。「革博」館長李兆炳是經歷過長征的老紅，此時也在劫難逃。他1932年參加紅軍、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5年被授少將軍銜，1961年從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任上調到「革博」當館長兼黨委書記。他受到的迫害更殘酷，被戴上手銬腳鐐關入「牛棚」，多次被施以「踩槓子」酷刑，他的雙腳祼骨被壓斷，後來手臂也被壓斷。數次刑訊下來，李兆炳的手腳全部殘廢，直到去世再未能站立起來。（曉農：《由柳亞子印章引發的冤案》，《世紀》，2001年第4期），為柳治印的曹立庵也被視為「黑書畫家」、「反動資本家」和「老反革命」而長期被批鬥。
「文革」結束，「柳案」平反，李、黃、曹才被「平反」。
此冤案的造成，康生無疑是關鍵人物。康生素以精通文史、金石、文物鑑定著稱，不會不知道「大兒」、「小兒」、「兄事」、「弟畜」的典故，為何一定要將這兩枚閒章定為「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反動印章」？柳亞子並非平常人物，他與毛澤東的長期交往、特殊關係盡人皆知，而康生長期深受毛澤東信任，這種信任在「文革」中達到頂點，為何執意要、而且敢將柳章定為「反動」？現在多數文章觀點認為，他知道此事與周恩來有關，藉此「打周」。難道1966年就有「倒周」的想法？當然，也可能是「文化革命」是從「文化」開刀，文化部早就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深知此點的康生正在費盡心機首先要在「文化」系統尋找一個個「突破口」，而「文博」屬「文化系統」、柳亞子文物又是文化部副部長親自上門動員收集而來，正好為其提製造「罪狀」提供了把柄。
種種分析各有道理，但真實原因究竟是什麼，只能任人猜測了。不過，此事倒是提醒人們，「歌功頌德」其實也有風險，有時，風險還不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