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文革結束前不久，有機所那批以懷疑為依據，先下結論，再造證據的專家們才想到他自殺的可能。直到此時，這位歸國華僑副研究員被文革迫害致死的冤案才得以真相大白。
共產黨派往科學院的各級黨政幹部中，不少都是因「家庭出身問題」或「本人歷史問題」而不受信任和不受重用。他們從黨政軍要害部門被撤換，下放到科學院。有機所一位科研處長，雖然他早年參加革命，但因他出身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官越做越小。文革一開始他便被打成「修正主義分子」，並在部門的幾名「革命小將」的戰鬥組中批鬥（實為虐待和體罰），繼而又被懷疑為「特務」而隔離審查。從文革一開始，除在批鬥會見到他外，他幾乎從群眾的視線中消失，直至被他們摧殘至死。
一位1964年來到有機所，不久又被調到上級單位的黨委書記，文革風暴降臨之初便被投入了監獄。由此人們知道，他出身破落地主家庭，但很早便參加共產黨和新四軍。在抗戰期間的皖南事變中，他被國民黨俘虜並關入上饒集中營。以後他又和難友們逃離集中營並回到新四軍。
文革中他和相同情況的一批老幹部一起，被打成全國聞名的「叛徒集團」。他被關入監獄後曾數次被押往有機所批鬥，此時人們看到的他已是一個皮包骨頭，步履跚蹣的虛弱老人。一次批鬥會前他向押送人員要求些飯食，他一口氣竟吃了十多隻饅頭。他和與他相同情況的一批人，直到毛澤東死後才重新獲得自由。
上海有機所的前身是國民黨時代的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在國共內戰，國民黨敗退台灣時，中央研究院的一部分人離開大陸去台灣，但大部分人留下並為共產黨政權服務。在國民黨敗退，共產黨接管前，留下的人員曾組織應變會，以保護中央研究院的財產和科研資料，也為維護留守人員和他們家屬在戰亂中的生活和生命安全。但在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瘋狂年代，這個只在歷史上短時間存在為迎接解放的組織，卻被打成「國民黨潛伏特務組織」。
在「抓叛徒，特務的高潮」中，有機所曾派人去長春應化所進行科研協作，聽到有位當年中央研究院化學所的老科學家，已經「承認」應變會是潛伏特務組織。其中有些人便如獲至寶，立即回有機所成立抓特務戰鬥隊。
前面提到的那位副所長理所當然地成了他們首選的突破口。因為文革一開始他已被打成「漏網地主分子」。他已是這批人手下的死老虎。他們當然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使他承認他的「潛伏特務」身份，並讓他供出他的兩個老同事，一個是跟他學習有機元素分析，當年還是學徒，現已是分析技師；另一位是管理器材的老職工。很快他們三人便被作為有機所的「要犯」而被隔離審查。
初戰「告捷」，當然要「乘勝直追」！
這位黨員副所長負責有機所的國防科研。他也是上海市化學化工學會的負責人之一。他的手下更有一批中級研究人員和研究生。既然他是國民黨潛伏特務，他肯定會有特務活動，也會發展更多的特務。
由此，一場「深挖嚴打」的「戰役」在有機所開始了！
有機所全體人員被命令一個月不准回家，不准對外聯繫，關在有機所內辦「學習班」。經過這樣一個月的「向階級敵人戰鬥」，果然取得了「輝煌的戰果」。隨著「挖掘」的深入，在五十多米長的一號樓地下室，用木板隔成一間間的小間，越來越多的人被關了進去。在這些暗無天日的地下室小間外，一天24小時都有人看管和監視。更有那些辦案者不停地一個個提審，逼供，批鬥。入夜，在大樓一角的一間有鐵門的地下室內，不時傳出提審者的吼叫聲，被用刑者的慘叫聲。他們對這位副所長更是無所不用其極。
那些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的戰鬥隊員們，為了獲得更多的戰果，甚至利用誘供，套供的卑劣手法。如果他們要這位副所長招出某人，只需在審訊室的牆上貼上一張「某某人必須老實交代」，「某某人必須低頭認罪」之類的標語。讓這位副所長一進審訊室便知該次審訊的目的。最後這個「特務組織」的成員竟達到一百多人。因為這些戰鬥隊員們竟然有辦法讓他招供，由他經手的上海市化學化工學會的申請表，即是加入該「特務組織」的申請表。
這位副所長在長達一年的地牢中挨打挨鬥，還要違心地按著戰鬥隊員的要求招供。最後，他被迫走上自殺的路。只因一位好心的工人發現他上吊後，及時將他救下，使他能夠挨到文革結束走出地牢。
那位負責器材的老職員，也被長期關在地牢中受盡折磨，身心受到極大傷害。文革後，人們見到他的兩隻耳朵已嚴重變形，這是由於在批鬥他時，有人死擰他的耳朵，使組織壞死所至。
那位學徒出身的分析技師，也被長期隔離審查。隔離解除後，在一次運輸卡車勞動中，從車上摔下而腦出血。由於他的「特務嫌疑」仍未被否定，受傷後醫院（上海的頂級醫院中山醫院）對他這「牛鬼蛇神」不做仔細檢查，更不給住院治療。沒幾天他便留下妻子和年幼兒女而悲慘地死去。
在大抓特務的高潮中，那些戰鬥隊員們除了這個大特務組織外，也沒有忘記其它的案件。有位研究員在一個月留所學習班期間，一直要他交代裡通外國的問題。他苦苦回憶思索，仍然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經提審者的一再提示，他終於回憶起，多年前他乘軟臥火車來往於上海、北京間，他與一位波蘭旅客乘同一包廂。旅途中他與那位共產黨兄弟國家的乘客談到，他對中國大躍進等問題的看法。但他萬萬沒有想到，他們間的談話都被隱藏在車內的竊聽器完全記下，並送進了他的檔案袋。
文革期間，中國與當時的蘇聯因新疆和東北邊界糾紛發生武裝衝突，兩國間的關係一度十分緊張。面對蘇聯的強大軍事機器，中國一片風聲鶴唳。在林彪一號手令驅使下，全國一時忙於備戰，全民動員挖地道，疏散，拉練。
筆者與一位同事被命令參加首批拉練。幾十人背著背包，在冬雨綿綿，道路泥濘的上海郊區，從一個鎮走到一個鎮，從一個村走到一個村。一天傍晚，我們來到一個小村莊準備宿營。我的同事卻被從有機所來的一輛小吉普車帶走了。原來他父親單位通知有機所，他父親是「美帝特務」，他是他父親的同夥。在他家的閣樓上架有通訊電台。他被帶回有機所的同晚，一場精心策劃的鬥特務會已在等待著他。鬥爭會後，他即被長期關入地牢，直到解除他父親的特務嫌疑。
「黑染缸」里的「現行反革命」
在毛澤東獨裁統治下的中國，反革命罪和反黨罪是最嚴重的罪行。一個人不管他原來的政治地位如何，如果被戴上這兩頂帽子，他在政治上將永遠不得翻身。毛澤東的手上還有著各種不同的反革命帽子。在他剛登上統治中國的寶座時，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殘餘勢力，是他首先要對付的反革命。1950年那場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運動，在筆者腦中留下終身難忘的恐怖記憶。
1950年早春的一天下午，老師帶著我們一群小學生參加附近鎮上一次公審大會，以接受政治教育。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步行，同學們來到一座小山腳下並爬上了半山腰。坐在面西的小山坡上，看到山下一片開闊地上，已搭了一座木台。午後偏西的太陽斜照著台前人山人海的會場。
不久，隨著一陣陣震天的口號聲，十五個被審判的犯人一字排開被押上了審判台。他們每人的背上插著一塊木牌，上面寫著他們打著紅叉叉的姓名。一位審判員逐一宣判他們的罪行。從宣判聽來，他們都是國民黨時代本地區的區長，鄉長之類的小官員。他們一律被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接著他們被押下審判台，一字排開背向會場跪在地上。他們每人背後站著一名持槍民兵。一聲令下，十五支槍齊發，十五顆子彈同時射入十五人的後腦。隨著槍響，雪白的腦漿高高濺起，在陽光照射下閃閃發光。這個殺人場面成了筆者永生難忘的恐怖回憶。
事後，老師告訴同學們，槍手們在子彈發射前，將子彈頭用力在鞋底摩擦，擦去部分原來尖圓對稱的鉛質子彈頭，失去平衡的子彈頭髮射後，以搖擺的狀態射入腦殼，造成死者頭腦的崩裂和腦漿的飛濺。
很多年以後，筆者在工作中認識一位當年親身參加過鎮反的同事。據他講，在鎮反開始的一個多月里，毛澤東放手發動群眾，抓人捕人，草草審判，立即執行。一個鄉間小鎮一次可以捕殺十五人，由此可以想像，在這一個多月時間內，全國有多少人死於這種亂捕亂殺的恐怖中。
時間進到了1970年，在文革中煎熬了四年的上海有機所，又要按照上海市革委會的統一部署，進入抓所謂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了。因為在雲霧中躲了十多年的江青，在文革中顯露了她的崢嶸，成了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手，並將當上毛澤東共產王朝的紅都女王。但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灘的那段明星生活，成了她的最大心病。
文革一開始她便利用她手中的權力，對上海了解她醜惡底細的電影界，文藝界人士開刀。她派人來上海對他們秘密抄家，並將抄得的材料押送北京銷毀。繼而又將這些知情者們隔離關押，以便殺人滅口。但當年她的那些風流新聞都登在上海的大小報紙上，成了當年上海家喻戶曉的街頭新聞。因此，她還要用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這頂政治大帽子，封住社會的口。對於即使只在私下議論過她的人，也要通過聲勢浩大的運動，將他們作為現行反革命挖出來，以達到殺雞儆猴的目的。
有機所遵照旗手的命令行動了。打手們當然也從秘密抄家開始。他們在全所選定了十多名秘密抄家對象，組成每組三到四人的行動小組，乘一個月黑天高的夜晚，同時出發直奔各抄家對象。
與前幾次的戰役一樣，一開始他們便鎖定了一位研究生，作為重點打擊對象。因為文革開始前不久，這位研究生曾寫信給有機所黨委，述說他的家庭遭遇的土改冤案。這位研究生的家庭由於一個第三者女人的介入，父母的婚姻幾近破裂。他的父親更利用國共內戰的機會，帶著姘婦逃往香港，台灣。抗戰勝利後，他母親被迫帶著年幼的他和弟弟回娘家與她的母親，一位三十不到便守寡的小腳老婦人，一起生活。
在土改中，因為當地的村長年輕時曾對他母親有過流氓行為，並因此而受到全體村民的嚴厲譴責，因而一直懷恨在心。共產黨來了，他手中操有了全村的生殺大權，正是他報仇雪恨的大好時機。從這個村長的作為，人們又一次看到毛澤東共產政權的流氓和痞子本質。
經歷過毛澤東歷次政治運動的人，都知道他的一貫手法都是預先下達指標，拼湊製造鬥爭對象。當時土改工作隊的任務就是想方設法評出地主和富農，以便對上交差。就這樣在村長和工作隊的共謀下，通過一分為二再合二為一的伎倆，創造了一家地主，達到了他們雙方的目的。
該研究生的外祖母在丈夫去世後，帶著他的母親，靠亡夫留下的幾畝田地，過著寡母孤女的清苦生活。她在二十多年內依靠刺繡技術和省吃儉用，逐漸添置一些田地，因而在土改時有十八畝地。但在土改中卻不顧一家四口一直生活在一起的事實，提出他母親是已出嫁的女兒，不能回娘家土改。因而將他外祖母一人評為地主，並將他們母子三人作為另一家，並定為分進土地的外來戶。
但土改後不久，當地卻又以與地主分子生活在一起的理由，將母子三人定為地主成分。土改後，面對這一冤案，他們曾多次向有關部門申訴，但得到的唯一結果，卻是認為他們不服改造，而招致更多的政治迫害。
來到有機所後，這位研究生錯誤的高估了這個科研單位領導的政治水平，給他們寫了上面提到的那封信，由此在文革中招來了家破人亡的悲慘結果。文革一開始，他便因「為地主家庭翻案」而遭批鬥。有機所還派人到他家鄉扇風點火，並將他押回原籍批鬥，使這個已經在文革中慘遭逼迫的一家，處於更加悲慘的境地。對他的母親，一位年屆五十的婦人，更是無所不用其極。暴徒們將她吊在屋樑上，用棍棒輪番往死里抽打，有的暴徒甚至把手中的棍棒打斷。
面對如此慘無人道的折磨，這位在生活中飽經風霜，政治上已被共產黨踐踏了二十年的老婦人，毅然投河自盡。結束了她在毛澤東共產暴政下苦海無邊的一生。
按照文革中那些整人者們的邏輯，這位研究生和他的一家遭遇如此慘無人道的迫害，他一定對共產黨恨之入骨，私下一定會在日記和通訊中夾有大量攻擊謾罵的文字。對他進行突襲抄家，一定會有豐富的收穫。他們摩拳擦掌，準備大打一仗，抓出一條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大魚。
當秘密抄家這隻欲將他置於死地的魔掌，在朦朦黑夜中向他伸來之時，這位研究生剛巧有事外出，這就讓三位戰鬥隊員焦急地等待了幾個小時。待他回到宿舍，立即明白了三個不速之客的意圖，並坦然打開他的抽鬥和箱子，任他們搜查。這三個不速之客唯恐漏了一片能用來加罪於他的紙片，將一切文字材料和照片席捲而去。
第二天一早，當他來到所本部，一進大門便見到用石灰水塗在水泥路上的，字體斗大的戰斗大標語：打倒攻擊偉大領袖的現行反革命分子XXX！打倒XXX反革命小集團！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顯然，抓現行反革命的戰鬥已在有機所打響！
但奇怪的是，他走遍全所各個角落，卻未能見到針對他自己的大標語。直到當天中午，才見到那位戰鬥隊的軍師的，再次批判他給所黨委的那封信的大字報。從這篇炒冷飯的大字報中，這位研究生明白了，在他們的秘密抄家中，除那封信的底稿外，並未得到任何能置他於死地的炮彈。就此，欲將他置於死地的革命行動流產了。這也使他渡過了文革的最後一劫。
但另一位研究生，湯濟宏先生，卻不幸地因涉及外單位的所謂攻擊言論，而遭受滅頂的災難。
湯濟宏先生1962年從復旦大學化學系畢業，併入有機所為研究生。這位瘦瘦的文弱書生平時總是面帶笑容，從不與人爭執，埋頭於讀書和實驗研究。文革開始後他與所有研究生一起去丹陽湖軍墾農場勞動一年多。回所後不久他便被捲入了這場置他於死地的運動。
案發一開始，他為了不影響家庭和年幼的女兒，隻身搬至單身宿舍。從此，每天清早人們總可見到他沿著路邊的圍牆和籬笆，步履蹣跚的慢慢走向所本部。從早到晚在實驗室內寫交代。除了辦案人員的審問，不能與任何人接觸。周圍的同事也無人敢與他接觸交談。儘管大家都知道，處於這種政治高壓下的人特別需要精神上的安慰。特別到後期，由於長期的精神折磨和孤獨，精神已處於崩潰狀態。
一天下午，上海市科技系統全體人員集會文化廣場，動員掀起抓現行反革命的新高潮。他乘著所內無人的機會，毅然打開實驗室的水銀壓力計，吞食水銀後上吊自盡。一位年輕的科研人員充其量只因朋友間議論了毛皇帝和江潑婦之流的獨裁惡行和風流新聞，而被殘酷迫害致死！
讓我們永遠不要忘記本文涉及的六位文革受難者：劉復炎，湯壽梁，林文德，劉亮，湯濟宏，李家珍。
結束語
大陸中國歷史學家周良宵和顧菊英夫婦在他們六百萬言的文革專著《瘋狂，扭曲和墮落的年代》中對文革作了如下的描述，現抄錄如下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在所謂文化大革命中所出現的一切滅絕人性，蹂躪人權和仇視知識和知識份子的悖亂行為，以及歇斯底里的階級鬥爭理論，都是依毛澤東的一貫理論為依據，並且從《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延安整風運動乃至建國後的一系列運動的左傾頑症中積聚和發展而來。
它是中國共產黨機體上致命膿瘡的全面潰爛，是人們對社會主義信仰的全面破滅——它也是中華民族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浩劫，既表現在對民族傳統文化的野蠻褻瀆與毀壞，還導致傳統道德的墮落和淪亡。
二○一四年三月《華夏文摘》增刊第九三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