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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邊溝農場1500名右派活人吃死人

—上百萬人的慘劇震動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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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圖片)

2003年,楊顯惠的夾邊溝系列結集出版,名為《夾邊溝紀事》。他在後記中寫道:夾邊溝事件是當時甘肅省委極左路線的產物,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肅歷史上慘痛的一頁;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難史。但是知道這段歷史的人已經不多了,當年的事件製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來,當年的生還者大都謝世,少數倖存者又都三緘其口。作者將調查來的故事講述出來,意在翻開這一頁塵封了四十年的歷史,希望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並告慰那些長眠在荒漠和戈壁灘上的靈魂:歷史不會忘記夾邊溝。夾邊溝,甘肅酒泉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一個昔日的勞改農場,多年來,默默無聞,不為人知。但是,40年前這裡發生的一場人間慘劇,使它註定不能被歷史、更不能被世人所遺忘。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這裡關押了甘肅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凍的沙漠中,他們與世隔絕,終日勞作,並且經歷了罕見的大饑荒,幾乎吃盡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東西,最後被活活餓死——三年時間裡,餓死的右派數以千記。這是一段聽來讓人驚駭、讓人撕心裂肺的歷史。由於可以想見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屍骨,被丟棄,被掩蓋,一直掩蓋了40年。2000年,一位作家連續發表20多篇紀實作品,一舉揭開夾邊溝事件真相。他就是天津作家楊顯惠。

一,楊顯惠其人楊顯惠操著一口甘肅口音的普通話,他顯然還保留著西北人的古道熱腸,雖然已經在天津東部的濱海小城塘沽生活了近二十年。6月10日,得知記者要離開塘沽,他從家裡急急忙忙提了兩瓶甘肅產的白酒,硬要記者帶上。和記者在一起時,楊顯惠很在意每天的中飯和晚飯,首先一定要由他做東,其次一定要喝上兩杯,再聊上大半天,聊的當然是都是夾邊溝。

酒酣耳熱之際,58歲的楊顯惠感慨,「好文章其實是老天爺給你安排好的,它們和你的個人命運息息相關。」1965年,楊顯惠離開蘭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肅省生產建設兵團農建十一師,上山下鄉。

這一年,他剛剛高中畢業,只有19歲,年輕的心中揣著的是一個作家夢。他被分配到十一師第六團四連小宛農場,和來自五湖四海的兵團戰友們全天候地開荒修渠、引水灌溉。河西走廊雄渾蒼涼的戈壁風光、戰天鬥地的時代召喚使得年輕的楊顯惠激情滿懷,但是,一次不經意的閒談讓他發現了生活的嚴酷一面。

小宛農場除了很多和他一樣的青年學生之外,還有一些從別處轉移過來的右派。他們在解除勞動教養之後,不准回家,安置在農場裡繼續勞動。就是和他們的閒談中,楊顯惠聽到了「夾邊溝」這三個字。在1960年代,這樣的閒談首先是神秘而私下的,只能是三言兩語,楊顯惠知道的只能是梗概:就在五年前,也是在酒泉境內,有一個勞改農場,名叫夾邊溝,三千名右派,大面積地死亡,死到最後只剩下幾百人,死得很慘……一下子,楊顯惠牢牢記住了「夾邊溝」。

40多年後,他在《告別夾邊溝》的後記中寫道,「右派們的敘述在我心中造成的震撼歷久不息」。但是,1965年正值文革前夕,他不可能也無法求其詳細。從1965年到1981年,楊顯惠一直呆在農建十一師,期間,他做過售貨員,當過會計,讀了工農兵大學,在農墾中學做了七年數學老師,開始了文學創作。16年裡,有關夾邊溝的消息,仍然是零零散散又總是很隱秘地傳來。對於楊顯惠,它如同一場夢魘,揮之不去。

1988年,楊顯惠成為天津市作協專職作家,跟隨愛人調到了天津,在塘沽深居簡出,他的創作仍然以西北戈壁灘上16年的農場生活為主。九十年代中後期,文學日顯邊緣化,中國的作家們整體進入一個調整期,有人沉寂了,有人轉入商業化寫作,還有人沉醉於描摩世俗生活,篤信文以載道的楊顯惠也面臨抉擇。這個時候,「夾邊溝」從心底深處頑強地冒了出來。楊顯惠放棄了以建國後西北地區勞改農場為背景的長篇小說計劃,開始著手調查夾邊溝事件,他要「真正搞清楚那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即使沒有名,沒有利,我也認為值!」從1997年開始,年過半百的楊顯惠重返河西走廊,尋訪40年前落難於夾邊溝的右派群體。他嘗試過從查閱官方檔案入手,但是沒有人理睬他。他只能「貼著地面行走」,在隴東的黃土高原中穿行,在河西的戈壁荒灘中尋找,整整三年,他竟然尋訪到了一百多位當事人。雖然楊顯惠對夾邊溝的來龍去脈已不陌生,但是當事人的回憶還是讓他震顫不已。在哭泣和淚水中,昔日的右派如今的老人們沉浸在那段不堪的年月之中,一次次活生生地揭開傷疤,追述一個個受盡折磨死裡逃生的故事。每當此時,楊顯惠也屢屢無法自持,只能請求老人暫時停下來,讓他走到院子裡,擦一擦眼淚。

1999年,楊顯惠開始寫作「告別夾邊溝」系列。2000年,上海文學連續發表12篇,遠在千里之外,夾邊溝右派的後人們傳閱著每一篇,奔走相告:夾邊溝的蓋子揭開了!他們帶著這些紀實小說,清明節上墳時焚燒,以告慰父親冤屈的亡靈。一位死難者的兒子,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讀到了它們,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學供在桌上,長跪著,一頁一頁地讀,一次次地哭。他對朋友說,父親去世時他還小,只知道父親死在夾邊溝,但不知道父親是死得這樣慘。在甘肅臨洮,楊顯惠訪問了夾邊溝倖存者82歲的裴天宇老人。老人說,他在甘肅師大當教授的學生寄來了四冊上海文學,他用了半個月時間才讀完那四篇文章。他說,每一次拿起來讀不上十分鐘,就淚流滿面……傷心得讀不下去呀!

二,夾邊溝農場從酒泉出發,乘車駛向酒泉至金塔的公路,在第28個裡程碑處,左拐,再向北走數公里,有一片連綿的沙丘,散落其間的,是一些半截的土牆框。這裡就是夾邊溝,那些零散的牆框,就是當年右派們住的地窩子。夾邊溝農場成立於1954年3月,科級單位,它的行政名稱是甘肅省第八勞改管教支隊,原本就是一個關押犯人的勞改農場。1957年反右之後,勞改犯被轉移別處,夾邊溝農場變成勞教農場,專事「收容」右派分子。這些右派來自甘肅省的機關、企業和學校,他們是反右中揪出來的極右分子、出身剝削階級家庭或者曾有過其它錯誤的右派分子、「大鳴大放」期間有右派言論的「歷史反革命」、以及工人當中因右派言論而獲罪的「壞分子」。

1957年,甘肅省共揪出右派一萬兩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開除公職並判以勞教的極右分子約有三千人。陸陸續續地,他們從全省各地——主要是蘭州市——先後來到了這個巴丹吉林沙漠邊緣的荒涼之地。除了風大沙多,夾邊溝有限的農田多為鹽鹼荒灘,這個小型農場自開辦時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勞改人員,因為它只能養活這麼多人。至於為什麼甘肅省要將兩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斷地押送至此,和鳳鳴的《經歷——我的1957》是這樣解釋的:「夾邊溝農場貧瘠而嚴重鹽鹼化的土地的收穫物,根本無法使2000多勞教分子果腹。從省上到張掖地區到農場,堅決貫徹執行的是對勞教分子的改造與懲罰,這2000多人的生存條件如何,以夾邊溝的土地面積、生產條件,能不能讓2000多勞教分子憑靠種田養活自己,從以後的結局看,那時並沒有人想及。」和鳳鳴和愛人王景超反右前同為甘肅日報編輯,王景超被打成極右分子,和鳳鳴則是一般右派。

1957年4月,夫婦倆同一輛火車被押送勞教,和鳳鳴去的是十工農場,王景超則到了夾邊溝。三年後,王景超在夾邊溝活活餓死,和鳳鳴則僥倖躲過一劫。右派們到了夾邊溝後,迎接他們的,是勞累、寒冷和飢餓。對於打入另冊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夾邊溝一天,勞動,超強度的體力勞動,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們已經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師,不是大學生,不是幹部,不是優秀團員,他們只是要被管教的勞教分子。管教人員大多出身行伍,他們對西北地區的農業生產所知寥寥,於是一年四季里,幾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體能的農活,同時輔以生產競賽,讓那些戰戰兢兢、誠惶誠恐的右派們每天勞動12小時甚至16小時,拼盡全力,以致於累得在地上爬。

三,夾邊溝的飢餓直接威脅夾邊溝右派生命的,除了勞累和寒冷,更為致命的是飢餓。夾邊溝農場從1957年4月開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搶救人命」,三年半時間裡,前一年半是右派們的勞累史,後兩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則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飢餓史。據倖存右派的介紹和楊顯惠的調查,右派們剛到夾邊溝時每月定量是40斤糧,一斤為十六兩,在天寒地凍的河西走廊,充當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後,糧食供應降為每月26斤,再降為20斤,每天只有十兩糧食,體力嚴重透支的右派們開始挨餓。隨著1958年冬天的到來,死神也隨之而至,一批體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黃泉。60年的春天播種的時候,農場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門口曬太陽,躺著,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人從衛生所的病房裡被抬出去。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往事微痕》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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