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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大串聯二三事:當了一回「大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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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征路上,與北京農業大學的大哥哥、大姐姐邂逅之後,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興奮。他們都很喜歡我,叫我「小不點兒」。一路上,看到他們互相幫助,友愛,深感溫暖、快慰。他們有時幽默地開著玩笑,我興致盎然地看著,聽著,忘記了疲勞。大師兄、師姐們看我們姐倆在吃苦、志趣方面,竟也能和他們有相通之處,因而相處甚歡,有相逢恨晚之感。

苦樂交織的長征路

每天的辛苦行軍後,我們都會聚在一起,談論發生的問題,今後的路線,打算。大家經過熱烈的討論,決定不再以井岡山為目標,而是走到哪兒算哪兒,以能多了解社會、鍛鍊自己為目的。我們邊走邊看,隨機駐紮在一個我們感興趣的村子裡,與老鄉同吃,同勞動,共搞文化革命。

我們這支十多人的小小長征隊伍,走啊,走啊,遇見了平整土地的農人,我便跟隨師兄們,跑過去,將老鄉幹活的鐵杴,奪將過來,幫助他們干一氣活。姐姐和幾個能歌善舞的師姐們,為農民表演節目。節目表演完了,我們上路,與農民們揮手告別。

我們從河北,轉進山西。一路上,飽覽著沿路風景。我們總可以看見在半山腰,那些農民揮著鎬頭,手把鐵杴,將山上的亂石瓦塊,一塊一塊地取出來,然後把從遠地取來的土,一層一層地鋪上——這是在造梯田呢!那上了點年紀的農人,個個臉上,都留下被寒霜雨露刻下的深深皺紋,融和在西風古道之中,組成一幅古樸蒼茫的畫卷。

每到一村,我們一放下背包,就散發中共中央的「十六條」傳單,宣講「文化大革命」,為老鄉表演歌舞,說快板,放映幻燈,為老鄉理髮,打掃院落。白天與老鄉一起扛鍬下地,擔著沉重的木桶爬上崎嶇的山路去很遠的地方取水,晚上盤坐熱炕頭,捧著粗藍花碗,吃著香噴噴的莜麵,與大爺大媽嘮國事……老鄉對我們開口閉口:「北京的紅衛兵」,「北京的革命小將」。我們沉浸在苦累的、新奇的、然而精神異常振奮的快樂中。

北京農業大學的這些師兄、師姐們,都很樸實,個個體力充沛。他們出身什麼,不得而知,但我回想著他們的音容笑貌,可以肯定他們都是有志於中國農業建設的青年。年齡最小的我,走在這些友好的互相體貼的大學生中間,那種感覺,用一個字可以概括——爽!

我如何變成了「大救星」

我們走進山西和順縣,到下屬一個村子(如果我沒記錯的話,該村屬和順縣;也可能隸屬另一縣,鄰近和順縣)駐紮下——唉,現在我才懂得寫日記的好處,當時很多老鄉的名字都忘記了。只記得,白天與農民們一起幹活,夜間和他們一起開會,並分別被派到鄉民家吃飯。我被分配去的一家,有兩口人——母子倆。

寒風瑟瑟,萬木蕭疏,天色漸晚。我敲敲門。

一位大約三十多歲的大嬸開了門,身上穿著破舊的薄棉衣。炕上擁被而坐的瘦而高的青年,大約比我大個兩三歲。

一陣清冷之氣包圍著房屋,屋裡比外面的溫度高不了多少——家裡沒有生火!

大嬸見到我,臉上現出歡喜,馬上招呼上炕,從牆角抱來十幾根短短的劈柴,放在一個掉了漆皮的鐵盆里,點燃,搖曳的火焰映照著我們的臉。

我交了幾角錢的飯費。大嬸受寵若驚地推讓著:「吃頓飯,還給錢作什麼?」

我向她解釋,這是我們的紀律。她把錢小心地放在炕上,給我煮著莜麵。

我一邊狼吞虎咽著大碗的莜麵,一邊問:「大哥怎麼了,病了?」

「沒有病啊。娃呦,家裡窮,只有一件棉衣服,我白天用被子裹著,你大哥穿衣服下地;待他回來,我穿上衣服,他披被,等我做飯。俺娘倆的衣服輪流穿著……」

若不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聽,我是決不會相信,在我國北方鄉村,還有這樣的貧困情景!我所讀的書本描繪的是:「新社會貧下中農過著幸福的生活,而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民還處於饑寒交迫之中」,我們的使命,是去解救他們……

在城市裡,像我們這種父親被開除工職、母親受到降薪的右派分子家庭,已經算是夠窮苦的了;但我還不知道在我們中國的農村,竟有輪換穿衣過冬的人家。

我看著披著被子盤坐的大哥,又看看周圍。用來取暖的爐子冷清清地獨立在炕邊,只有少許劈好的乾柴堆放在牆角——看來是為最冷的時候或是為客人備用的。

我的感覺被證實了。我不在的時候,大嬸大體不生火;一旦我下地歸來吃飯,她總是一把一把地燒著。我看看大嬸,再看看大哥,心裡不好過,勸大嬸:「不要燒了,我不冷!」大嬸置若罔聞,只顧添柴。

大哥為我小心地撥弄著火,讓我靠近些。大嬸則不時道歉:「娃呦,咱這裡冬天冷得很,可不要凍壞了……」

回到集體宿舍,我欲將大嬸棉衣缺乏問題告訴大家,而姐姐告訴我,有的師兄已經將自己的衣物贈與了老鄉。

第二天一大早,在下地幹活前,我從臨時集體宿舍跑進大嬸家,將自己的一件絨衣,遞給大嬸道:「這件衣服,送給大哥穿。」

我的這件絨衣很厚,上邊又有母親親手縫補的幾塊大補丁,沉甸甸的,從暖和的程度上說,完全可以抵得上大哥和大嬸輪流換穿的那件薄舊棉襖。

「怎麼行?娃呦,你會凍壞的!」

「大嬸,我還有一件厚棉衣呢,不冷!」

大嬸雙手緊緊摟住衣服,向我跟前走了兩步,突然叫了一聲:「大救星啊!」

「大救星」?我萬萬沒想到大嬸喊出如此石破天驚的話,慌忙接下說:「共產黨、毛主席才是大救星,我是響應號召,來農村串聯,向你們學習的!」

她卻執拗地重複著:「俺娘倆冬天有衣穿了;救星,大……」

大嬸的手,輕輕懸在我的肩頭上,似觸未觸;她的眼,隱含一點淚花,如有還無。她的表情,接近呆板,她的嘴裡,喃喃不止——讀者朋友,山西話,有時是聽不大清楚的,我只大致聽懂一個意思,她以後可以多多出門,去拾柴火,去多干點活了。

這當兒,我已被那「大救星」之呼喊,叫得不知所措;看她那忘情的樣子,我此刻真是怕她再說出什麼出格的話兒,趕緊對大哥說:「大哥,咱們下地去吧!」

從此,大嬸白天不用裹棉被捱在炕上了,她看上去心緒不錯,身穿薄棉襖,屋裡屋外地忙著;我呢,雖然憑著一時血氣,將絨衣送給了大哥,杯水車薪而已;但大嬸手持絨衣時那喃喃的自語,還有戴給我「大救星」高帽時的情態,卻一直震撼著我的心。

報答「大救星」的情懷

在大嬸所居住的村子裡住了多少天,我記不得了,大約有十多天吧?就在我贈給大哥一件絨衣後,我發現我在大嬸一家中的「地位」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一種尊敬的、仰視的目光向我身上漫來,我察覺到了,頗有些不好意思,然而心窩裡還是蠻舒服的。

每當我與大哥收工回家後,就見到大嬸歡喜的眼光。給我殷勤地添飯,家裡的盆火燃燒不息,我怎麼勸也無濟於事,只好匆匆吃罷飯後倉皇逃去。

我看得出,大嬸的心思終不釋然。一心想報答我的心思,寫在臉上。終於,機會來了。

我在長征路上,右腳上長了個大大的雞眼,這大概是由於長久地走路,或是鞋子不合適等原因造成的。隨著不斷的行走、勞動,腳上的雞眼越來越腫大,走起路來雖無鑽心之疼,但在著地之時的那種漲痛,也夠我一受的。尤其難以忍受的,是在我吃完飯,準備歸去時,腳掌腫脹得最厲害,一時不敢踩地。我狠狠心,用力跺腳,直至幾乎完全麻痹,才一跛一跛地回到我們的集體居住地。

大嬸面對我那走路姿勢,總是嘆息一聲。一次,她問了我腳痛原由,眼睛一亮。

我照常與大家一起勞動。晚上與大嬸、大哥一起吃飯的當兒,大嬸試探著跟我說:「娃啊,離這裡十多里地,我聽說有一位能割雞眼的大叔。你不怕疼呢,就去他那裡把這雞眼割了吧!我叫大哥用驢子把你馱了去!」

大哥一旁幫腔,也勸我割掉雞眼。我遲疑著——我不願此刻休息,我想和大家一起幹活。

但是陳隊長等人考慮到我們還要走很長的路,勸我還是把雞眼割了去,我們的隊伍也可趁機修整一下。於是我聽從了大嬸的苦勸。

大哥找來一條毛驢,教我騎上,他則用一條繩子牽住毛驢,步行引領在山路上。我們過了一兩道山樑,來到了一個小小村落。

割雞眼者,是一位彪形大漢。他兩隻眼睛有如銅鈴一般,說起話來像敲鐘一樣地響。他其實是一個業餘割雞眼者。見到矮且瘦小的我後,他那厚厚的嘴唇里吐出和藹之音:「娃子,我這裡沒有麻藥,割雞眼,要流血,很疼哩,你怕不?」

大哥的神情先緊張起來,兩眼直盯著我。

我笑笑——我是最要面子的人;何況,我也是為大嬸、大哥來割雞眼的——我一定要讓他們報答的心意在此刻實現,我能挺住。

一把不短的刀子(非正規手術刀)在陽光下閃爍著,大漢捋起袖子,然後緩慢割向我的腳掌。我的腦海里出現了關公剮骨療毒的情形。圍觀老鄉嘖嘖連聲——地下流了一灘血。

「好了!你這娃,膽子不小哩!」大漢用些藥水塗在傷口上,包紮好。

大哥快步上前,稍展雙臂,小心翼翼地將一米五幾的我安放在驢子的臀部上,我們凱旋了。

大嬸見我們歸來,歡喜之極。她問這問那,給我燒上炭火,說道:「娃呦,以後走路可好辦了!」大嬸為我辦了一件大事,火光映著她甜甜的笑靨,我們三雙手被火炭烤得紅紅的。

其實,在離開大嬸、大哥沒有幾天後,我的雞眼在長征路上很快又復發了。一直到回京後,才在積水潭醫院根治。

我想,如果再見到大嬸,她若是詢問起,我將會毫不遲疑地向她撒個早已痊癒的謊言……

告別窮村以後

離別的日子到來了。

我們打起背包,與相處時日不多的村民告別。我看見,在屋門前,在梯田邊,在樹梢旁,在山路上,人們不約而同地來送我們。我沒有來得及注意大嬸、大哥在哪裡,只是被老鄉們的一種發自內心的送別情懷所感動。人群中不時有「慢走啊」、「回來啊」的聲音傳出,但更多的是深情的目送,默默的佇立,頻頻的招手。他們的眼光里,流露著對有如曇花一現的我們這些過客們的依戀。他們大概知道,我們回來的可能很渺茫。而他們中間得到我們所贈衣物的人們的心情,和呼喚「大救星」的大嬸的心情應是相通的。也許,他們在心底還期盼著——以後有新的救星式的奇蹟出現……

歲月無情,時光飛逝,而那令我猝不及防的「大救星」的呼喚,至今響在耳邊。

一件破舊的絨衣的贈與,使我剎那間成了「大救星」!一個16歲的北京學生成了山西農村大嬸的「大救星」?這是怎麼回事?

我深知,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成長地——北京的光芒萬丈的光環,使得大嬸激動萬分。

不過,從個體的處境仔細想想,我們之間那不小的差距,也是「大救星」之聲產生的緣由罷?

大嬸與大哥在封閉的土石山上造梯田,集體勞動,統一管理,不能搞自留地與其它副業(那時有一個流行口號:「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在這種模式下,觸目驚心的貧困情景的出現,就不足為奇了。他們需要救助者。

我生活在城市,有母親的工資,有國家發給的糧票,有買衣服的布票,我還能上學識字讀書,生活雖不富裕,但衣食無憂。

於是,在物質上、精神上,我對於大嬸、大哥形成了相當的優勢。而當我這個北京學生一念突發,給予他們一點援助,就使得他們有被「拯救」的感覺。

身處深山中的大嬸、大哥們可能不知道,我這樣的城市人,定會有工作、工資、治病、退休費的各種保證。這便是我很容易成為他們的「救星」的真實基礎。

渴望被拯救的大嬸、大哥們,改革開放後的今天,他們的後代中,有多少還留守在故土上種地?有的已經走出了鄉村,成為了農民工嗎?是否有的甚至成為了企業家?有的一定已經上了大學,成為了國家的棟樑之才了吧?我祝願,大嬸、大哥的後代們,能儘快與我這城市人一樣有同等的公民待遇,那時,他們會從內心發出強者的新聲音。讓「大救星」之詞語,從他們的辭典中永遠消逝。因為,「大救星」、「萬歲」之種種呼叫,多發自弱勢群體之口,是艱難、困苦之環境存在的明證;遍於國土、尤其是鄉村大地的「大救星」的持續期盼與呼喚,恐非國家之福……

責任編輯: 吳量  來源:華夏知青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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