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十月，陳朗由北京中國劇協遷謫甘肅蘭州，這是繼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後降級降薪處分後的再一次處分（開頭兩年半時間被下放在京郊與河北的安國、懷來等地監督勞動）。
我們忍痛賣掉了紅木書櫃、博古架、椅、幾等，將漢陶宋瓷送給了老友陸陽春、夏禹卿，將有關美術、木刻等書籍裝入大木箱存放於鄰居肖里處，凡歷年信件等，在芳草地宿舍天井中投入鐵爐子裡焚燒。幾個日升日落，這是被迫的「破釜沉舟」！
當時的政治形勢尚不似後來的「文革」的嚴酷，我們還能將不忍舍割的書籍帶往西北，裝有七隻大木箱。大幼尚在襁褓，於是一家三口遠戍西北。臨行前夕，袁敏宣二姐在胡忌的陪同下，特從北池子她家出城到神路街，黑暗中踏著遍布磚瓦的工地和一段荒徑而行，這該是她生平從未走過的路，到芳草地我們的宿舍，為我們送行，我們以蒸螃蟹相款。這是難忘的一夕，以後再也未與袁二姐相見，她死於「文革」的日子裡。
十月的北京氣候尚在深秋，我們由隴海路經鄭州、西安、寶雞、天水，於十月下旬抵達蘭州，已是大雪紛飛了。陳朗向甘肅省文化局報到後，分配在省戲曲研究會工作，在賢后街二十八號，辨公、住宿均在這木結構的小四合院內，小院北屋有樓，樓上中分，右為廳，左側前後二間為宿舍，我們一家住前間，後間雙扉上鎖，無人居住。初到蘭州，人地兩疏，又加寒天飛雪，所有託運書籍遲遲未達，只能深居簡出，閉門枯坐了。一日，陳朗無意間在窗欞門隙中窺見後間之記憶體放的木箱，上有用毛筆所寫之「陳文鼐」三字，非常高興、激動，原來乃他鄉舊知，近為芳鄰！真是天緣巧合了。
陳文鼐和陳朗是五○年代初在北京的中蘇友好協會總會工作時的同事。陳文鼐雅好京劇藝術，善唱黑頭，宗裘派。有一次中直（中央直屬單位）俱樂部晚會，他曾飾竇爾墩，登台演唱《盜御馬》「坐寨」，有聲有色，完全是裘的款式。當時伶界泰斗被號稱「通天教主」（梅、程、荀、尚四大名旦都受到他的親炙）的王瑤卿尚健在，文鼐曾是王瑤卿古瑁軒中的座客，經常於晚間聽他老人家說戲。由於陳朗也是「戲迷」，且特喜裘派藝術，故與陳文鼐當時很談得攏。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運動後，中央抽調一批幹部支援西北，陳文鼐名在其中，與同在中蘇友好協會總會工作的新婚妻子王惠春雙雙調往西北，當時只知道他被調往的地點為寧夏（銀川），數年來失去聯繫，卻不料如今他與王惠春也在蘭州！大約過了一、二個月，陳文鼐才從隴東慶陽地區下鄉體驗生活回來，終於見到了面。陳文鼐當時已從省戲研會調省隴劇團任編劇，家住東城地名「一隻船」者，原先在賢后街住過，故尚有雜物存放在此。在文鼐返回前，陳朗偶於戲研會會議紀錄本中得知陳文鼐也屬於「右派」，他隨隴劇團下鄉體驗生活，是以「待罪」身份。於是我們在蘭州終於有了可交往的朋友，舊雨新知聚於一身，所以在「文革」前的幾年中，兩家過從甚密，幾乎每個周末都是共同度過的。
陳文鼐東北瀋陽人，出身舊家，受過高等教育，他身材魁梧，五官端莊，性格熱情。他的愛好京劇，是少年時期在陷日的東北時開始的。由於陳朗事前的介紹，我每見到他，都會想到「黑頭」與竇爾墩的豪邁性格。其妻王惠春，蘇州人，出身貧苦，青少年時期即因謀生失學，由於她靈巧聰慧，得以在上海某方言話劇團任小演員。她的貧苦出身與機智美艷，被中共地下黨看中，吸收作為地下黨活動聯絡人，在四○年代末的幾年中，她的身份是「豪華商女」，住大旅館迎送、保護中共地下黨秘密要員，這個工作表面上風流倜儻，實質干係重大。中共建國後，她要求到地方任職。她後來和我說起過，她那時的心情是洗盡鉛華，找一合意「賣油郎」過平靜的生活。她於是輾轉北上，被分配在中蘇友協總會任圖書館資料員。她和陳文鼐結婚後遠離京城同赴西北，與她的思想有關。她與陳文鼐感情很好，在陳文鼐成為右派（在銀川時被打成右派）後，身為中共黨員的王惠春無絲毫動搖，但是她自身的政治生命與工作情況則大受影響，她是右派家屬，一切都感同身受。王惠春性格熱情，寬厚大度，在她樸實無華的衣著上，見不出往日生活的半點痕跡。她曾給我一隻白金戒指，她說視此等物與泥土無異。我的這個戒指在「文革」抄家中被沒收，再未歸還，這是後話。
陳文鼐創作、改編的戲曲劇本富贍，是位有成就的劇作家，他的多個劇本都得到好評，尤其是描述藏族女牧民故事的《李貢》（一名《紅色醫生》），曾在全國會演中得過獎，紅極一時，此劇我在蘭州時曾觀賞過。在甘省，他所編的隴劇劇目上演率最高，在戲曲劇本創作上，甘省很難有人能替代陳文鼐，他因此能留團工作，未吃過太大的苦頭，自然是屬於「政治內控」「立功贖罪」類型的了。早在右派「改正」之前，「文革」還未開始時，他的右派問題即得「甄別」待遇，意味著平反，曾補發給一小筆工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