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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毛孟靜與寶靈家族:東西方友好之家,淪為極權鎮壓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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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不知道約翰・寶靈爵士是香港歷史上第一位提出讓立法機關民主化的港督,早在1856年、也就是連英國本土也未有完全普選之時,就提出將五席的香港立法局席位,交由全港有納一定稅額的所有人士普選,選民包括所有合資格的香港華人。這樣的相對低門檻,基本上和當時的英國本土看齊,只是被殖民地部否決。也是在他任內,容許華人成為律師和陪審員,令一批香港精英有機會通過接受教育、擁抱法治,逐漸躋身上流社會。

資料照:前香港立法會議員毛孟靜

前香港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因為初選案成為四十七人之一,六十多歲、平日非常優雅的她被未審先囚至今,本身已經慘無人道。更心酸的是她八十多歲的英籍丈夫菲臘・寶靈(Philip Bowring)據報病重入院,家屬希望「新香港」當局以人道主義准許毛孟靜保釋,陪伴丈夫走最後一程,但在《港區國安法》下,保釋這種天賦人權卻依然不得要領,反映現在的極權,甚至連人道主義也欠奉。翻看中共控制的官媒、紅媒、藍媒,一直都以毛孟靜的英籍丈夫來大做文章,但連入面的基本事實也充滿錯誤,充分反映中共改寫歷史的傳統。其實寶靈家族對香港貢獻甚多,值得我們真正的「說好香港故事」,也為毛孟靜女士家人打氣。

藍媒、紅媒經常說,菲臘・寶靈是第四任港督約翰・寶靈爵士(Sir John Bowring)後人,這樣就「可見」毛孟靜是「正牌港英餘孽」,什麼「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云云。其實寶靈家族並非英國那些傳統貴族家庭,寶靈爵士的父親查理・寶靈(Charles Bowring)不過是當時一個以中國大陸為主要市場的羊毛商人,但家族、後人大都能白手興家,而且大都是飽讀詩書的知識分子。查理・寶靈有一個叔叔名叫納撒尼爾・寶靈(Nathaniel Bowring),毛孟靜的丈夫菲臘・寶靈,就是納撒尼爾・寶靈的曾孫。固然,他們都是同一個家族成員,但這樣的關係究竟隔了多少重,數一數就知道。何況約翰・寶靈爵士絕非傳統帝國主義者,有這樣的祖先,也絕對值得驕傲。

約翰・寶靈爵士本人經常被中國的「愛國學者」在歷史書上批鬥,因為在他任內,英屬香港爆發了歷史上著名的「亞羅號事件」,直接導致英法聯軍之役、即中國歷史書所稱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以聯軍攻入北京城、火燒圓明園、簽署《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結束,所以就被標籤為所謂「火燒圓明園的元兇」。

然而約翰・寶靈爵士其實是歷代港督之中最博學多才的一位學者,並非那種戰爭販子,他本身是法學博士、經濟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的效益主義學派傳人(今天依然有香港青年根據效益主義學說組成「效益主義黨」),精通多國語言(自稱懂二百種外語、能說一百種,即使打個一折,也非常驚人),著作數十本,作品包羅萬有、甚至包括聖誕歌,也充滿改革思想,同時深具法治精神。他要解決的是《南京條約》賦予大英帝國、而被大清政府無限期拖延的廣州入城權利,站在當時與今日的國際法角度,都並沒有錯誤。而且,他也不是職業殖民地官員,他本來是英國下議院國會議員,被派到香港出任港督時已經高齡62歲,這在歷代港督之中,是一個異數。

不少人不知道約翰・寶靈爵士是香港歷史上第一位提出讓立法機關民主化的港督,早在1856年、也就是連英國本土也未有完全普選之時,就提出將五席的香港立法局席位,交由全港有納一定稅額的所有人士普選,選民包括所有合資格的香港華人。這樣的相對低門檻,基本上和當時的英國本土看齊,只是被殖民地部否決。也是在他任內,容許華人成為律師和陪審員,令一批香港精英有機會通過接受教育、擁抱法治,逐漸躋身上流社會。所以同時他又大舉發展香港教育制度,令香港華人的入學率提升十倍,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政績,特別是相對於一河之隔、當時烏煙瘴氣的中國大陸。最後,在他任內還爆發了轟動一時、撲朔迷離的「裕盛辦館毒麵包案」,寶靈夫人更因而不幸中毒身亡,在馬克思本人、和後來的中共大外宣宣傳下,這就被當作「華人抗英起義」、針對英國人的民族抗爭,其實根據歷史考據和當時審判,一切更多是出於意外,不贅。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約翰・寶靈爵士擔任港督期間,「香港總督」這職位的權力遠超後來港督,因為他同時身兼英國在華商務總監,也是英國在遠東的全權代表,同時向外交部、殖民地部負責,而不用像後人那樣被兩者拉扯。因此,當時約翰・寶靈爵士還有不少外交任務,例如曾代表英國出使太平天國,和如日中天的「東王」楊秀清會談,從而觀察了太平天國的種種問題,最終決定協助後來兵戎相見的兩廣總督葉名琛,擊退太平軍的進犯。他又曾出使暹羅(今日泰國),成功和平開國,和暹羅的蒙固王簽訂了後世所稱的《寶靈條約》,而蒙固王就是經典電影《國王與我》、《安娜與國王》那位主角(由香港影星周潤發飾演),即朱拉隆功大帝之父。在英國早期的遠東外交官之中,約翰・寶靈爵士大概是最同情東方人的其中一位,後來更獲暹羅王委任為駐歐大使,反映東西文化交流也可以有和諧的一面,並非什麼都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鬥爭」,也不一定要什麼都弘揚習近平所說的什麼「勇於鬥爭」精神。

至於毛孟靜的丈夫菲臘・寶靈,同樣身兼東西文化所長,本來就是香港難得的人才。他曾任《遠東經濟評論》編輯多年,也曾在香港曾擔任現已被「奪舍」的外國記者協會(FCC)主席,本身也是一位歷史學家,關於其家族祖先約翰・寶靈爵士的著作,正是研究這題目的權威作品。說起來,其實寶靈家族不少後人和香港充滿淵源,例如香港老牌名校嘉諾撒聖心書院的第一任校長,正是寶靈爵士的女兒愛美麗・寶靈(Emily Bowring)。菲臘・寶靈和毛孟靜的婚姻、開花結果的愛情、一家四口的天倫之樂,本來同樣是東西友好結合的一時佳話,兩人作為香港傳媒界的中流砥柱,一面實踐,一面在大學作育英才,在昔日香港,主流社會也無不如此視之。可惜到了一個瘋狂的極左時代,香港一切文明規範都被推倒重來,他們卻不幸成為大時代的犧牲品,除了是人間悲劇,也是歷史的莫大諷刺。但願毛孟靜能早日和丈夫團聚,也希望「新香港」政府中人不要繼續泯滅人性。香港跑馬地的天主教墳場有一對經典對聯:「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特區諸公共勉之。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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