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白紙運動」，以行動反抗慘無人道的「清零」抗疫措施，令中共手足無措，最後鎮壓不成，巨大民怨防不勝防，只好全力疏導，再秋後算帳，但足以反映當局落後於社會形勢，尤其是青年一代，敢於挺身而出而且站得最前，完全超出統治官僚只懂「愛國」宣傳和鐵腕控制的想像。
其實不少細心追縱青年動態和社會發展的專家學者，早已指出隨著中國社會出現重大轉型，新一代的心態和價值觀亦發生劃時代的更替。例如復旦大學社會學家桂勇等人的研究便指出兩大趨勢，一是青年人的個性解放，二是他們對社會難以放下的憤怒，兩者將構成不可忽略的潛在力量，就如「白紙運動」那樣，將促使更多人以行動捍衛自己的權利和尊嚴。
個性解放首先是自我觀念的改變。中國人由過去是社會主義集體的一分子，凡事遵從國家界定的規則行事，但四十年來社會轉型，新一代正大步走向個體化，以個人的興趣及價值決定思想取向、職業以至行動選擇。
上述的研究指出，社會轉變的最大驅動力就是經濟的高速及持續增長，當中市場經濟起了史無前例的作用，個人身份尤其突出，因為由求學進修、求職擇業到投資創業等等選擇，大都出於對自身條件、興趣、工作及生活期望的個人考慮，多於國家決定一切。與此同時，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力下降，社會福利功能同步減弱，更令九十後的一代更相信自己是不折不扣的經濟個體，靠自己的能力過活，按自己的想法行事，為自己而活，甚至不少人早已看透「財富不過是追求夢想、自我實現的副產品」。
不過，追求非物質的個人生活理想，不等於可以逆來順受，對令人失望的經濟遭遇，不會感到挫敗。相反，上述研究指出，在以資產增值推動經濟發展的中國社會，正大幅拉開貧富懸殊的差距，令後來者亦即青年一代感到無力從後追上，因為單憑學識及工作能力所賺得的報酬，永遠追不上資本的增值，也只因為他們是後來者，不論怎樣努力，收入增長也追不上樓房價格的漲幅，一生不過「為房東打工」，也因此不管學歷有多高、收入有多高，他們依然深感不公，覺得自己不斷向下流動，處身社會的底層而無法翻身。
面對經濟機會不公平引起的挫敗和不滿，新世代在一黨專政下，沒有政治方法可以解決社會矛盾，只有心懷怨憤和自求多福。既然無法追上，倒不如首先保存自己，盡力實現個人的興趣和價值，只求個人福利，放下其他責任，不被工作奴役，不被結婚生子拖累，甚至生活上「躺平」也可。至於傳統家庭倫理訴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集體主義社會觀念（「艱苦奮鬥」）、企業合群精神（「996（朝九晚九六天工作）大福報」），大可置諸不理，人人為自己的生活負責，其他角色和責任一概可免則免。
另一方面，儘管沒有公開表達的機會，新世代將不公平的遭遇看在眼裡，便如桂勇所發現，把問題歸咎到社會結構和制度。例如，把社會經濟問題看成世代之間的矛盾（「房價就是中年人對年輕人的剝削」）、資本的壓迫（「資本利用我們創造了更好的世界，我們卻被驅逐了」）、自由經濟的略奪（「自由市場就是自由地炒作房價」）等等。由此延伸下去，世代、資本以至市場之惡，當然離不開國家政策缺失，以至政治制度的毛病。
無疑，九十後新世代喝愛國主義奶水長大，一向標榜中國取得巨大成就，道路與別不同，其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舞台舉足輕重，更加重他們對國家的認同。因此面對不公平的經濟現實，至高無上、永遠正確的國家，自然被看成可倚靠的力量，以解決世代矛盾、對付資本惡行、修復市場偏失等等。不過，當國家對這些不公平的根源無能為力，甚至逐漸被看成是問題的一部分，過去對國家的熱切期望，只會徹底失落，甚至走向反面，嚴厲批評國家的不足。
可見，新世代的個性解放卻遇上令人窒息的社會經濟現實，愛國主義的熱望又碰上束手無策的國家機器，群體的不滿亦只能通過非常的政治渠道排解。所以「白紙運動」雖然告一段落，但由新世代與統治當局的價值差距引發的緊張和矛盾，將是了解今後政經發展的重要線索。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