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爆發之後，各省紛紛獨立，獨立各省自然要產生新的權力機構。在建立新的權力秩序的過程中，革命陣營因派系、地域和集團關係而有不同的要求，明爭暗鬥不可避免，這很容易給革命事業帶來不良影響。張謇等人憑著他們的智慧，處理了許多問題，化解了許多矛盾，有力地維護了革命陣營的統一。
武昌首義突然爆發，同盟會的領袖們全不知情，坐失領導革命的機會，因而讓黎元洪成了革命領袖，可是，同盟會的一些人卻不甘心讓革命領導權落入別人手中，因而進行了種種努力。比如，武漢的胡瑛等同盟會員剛剛從獄中出來，就致力於讓湖北軍政府遵從同盟會的整體方略。這個目標部分地實現，但軍政府的主要領導人黎元洪、湯化龍等卻與同盟會無關，所以領導權並不在同盟會手裡。黃興、宋教仁等在革命爆發後匆匆趕往武漢，途中曾經商議到武漢之後的戰略，是「根據革命黨既定方案，先行樹立軍政府，而即以黃興主持其事」。他們到達武漢之後，湖北那些與同盟會有關係的革命黨人又曾經計劃推舉黃興為兩湖大都督，或稱「南方民軍總司令」，以此把黎元洪、譚延闓等都置於黃興領導之下。[1]可惜同盟會在武漢的力量實在微弱，結果幾黃興不但未能凌駕於黎元洪之上，反而成了黎元洪任命的總司令。這讓同盟會的一些人非常窩火。根據宋教仁的策劃，他們要「率南京新軍奪江南諸省以制天下」，防止黎元洪向獨立各省發號施令。[2]所以，上海為支援武漢而召集隊伍之後，卻沒有讓隊伍馳援武漢，而是在上海就地起義，又促使江蘇和浙江兩省獨立。這就有了一個與武昌抗衡的革命勢力。
黎元洪於11月7日向獨立各省發出電報，就組織中央政府事宜徵求意見，11月9日再次發出電報，正式邀請獨立各省派代表來武昌商討籌建臨時政府。湖南、江西等省馬上派代表奔赴武昌，而上海集團卻沒有反應。四天之後，11月13日，滬軍都督陳其美聯合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通電各省，請派代表到上海開會，準備籌建臨時政府。
張謇和趙鳳昌等人屬於上海集團，但在陳其美等發出邀請的第二天，11月14日，張謇和趙鳳昌等人就提出了「請求各省都督府承認武昌為中華民國新政府」的倡議[3]。之所以有此議，因為張謇等人知道，在中國歷史上，最激烈的戰爭往往並不發生在推倒舊王朝之際，而是發生在起義的各路諸侯之間。為避免上海集團與武漢集團的矛盾激化，權力中樞應該儘早確立。當然，張謇等人對黎元洪了解不深，因而不可能完全信任，所以希望有制衡力量。而且，只有通過上海集團，他們才能對獨立各省施加影響。正因為這樣，就有了他們對上海集團的偏袒，以及在武昌集團和上海集團之間的折中態度，也就有了「政府設鄂，議會設滬」的折中方案。[4]
同盟會的領袖們為了與武漢集團抗衡，努力拉住程德全、湯壽潛、張謇、趙鳳昌等。張謇等人則利用這個機會，通過上海集團對全國施加影響，做活全國一盤棋。
11月30日，各省代表會議舉行第一次會議，推舉湖南代表譚人鳳為議長，開始了意義深遠的建國工作。會議首先議定的大事當中，有幾件與張謇等人的努力密切相關：其一，通過上海會議提出的議案，承認湖北軍政府即中華民國中央軍政府，黎元洪以大都督名義行中央最高領職權。其二，通過了「虛臨時總統之席待袁世凱反正來歸」的決議案，[5]為以和平的方式終結帝制創建共和鋪平了道路。
置身幾千年大變局的關鍵時刻，張謇心裡首先想的是使革命少流一些血，使百姓的生命財產少受一些損失，所以他總是努力於亂局中尋求秩序，維護穩定。透過他與江蘇都督程德全的關係，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在所有的歷史敘述中，江蘇獨立都是比較早的，不過，江蘇的獨立卻有某種虛假性。這當然不是後來那些歷史教科書所講的「假共和」之類的虛假，而是由於江蘇的特殊情況，蘇州雖然建立了江蘇省軍政府，程德全雖然做了都督，但這個軍政府無法對江蘇全境行使權力。因為江蘇的巡撫衙門在蘇州，而南京卻駐有兩江總督和江寧將軍，地位在巡撫之上。所以，江蘇省的真正的獨立應在南京光復之後。可是，張勳等人頑強抵抗，南京遲遲難以光復。在這種情況下，江蘇各地紛紛獨立，出現了若干都督和司令，在各地各自為政。此外，南京光復依靠江浙聯軍，聯軍總司令徐紹楨歷來不甘居於人下。所以，南京光復之後的江蘇如何統一，是個未知數。在這一點上，黃興、宋教仁、陳其美等人無能為力，因為他們的實力太小了。為了江蘇全境的統一，張謇幫助了程德全。南京激戰的日子裡，張謇替程德全坐鎮蘇州，讓程德全以江蘇都督的身份親臨前線督師。南京久攻不下，程德全想回蘇州，張謇力勸他不要歸來，並提醒他在南京攻克時率先進駐，「並寧蘇為一」。正是在張謇、趙鳳昌等人的幫助之下，程德全得到了宋教仁、陳其美等人的支持，才利用各種英雄之間的矛盾，成功地統一江蘇，保持了江蘇的穩定。
接下來是南北和談。中國幾千年帝制的終結，不是打的結果，而是談的結果。在南北議和過程中，雖然伍廷芳與唐紹儀各代表一方，但幕後卻有幾個活躍人物，運籌帷幄，縱橫捭闔，直接影響著和談大局。在這些人物中，張謇無疑是重要的一位。
議和開始，袁世凱派唐紹儀為北方議和總代表，特別囑咐他到上海之後先與張謇見面，聽取他的意見。所以，唐紹儀一到上海就與張謇見面，轉達袁世凱的問候，並且表示，如果真像黎元洪、黃興等人許諾的那樣推薦袁為總統,清室退位應當不成問題。張謇說:「所謂南北議和,照現在的形勢,乃是項城與同盟會要人之間的談判,與蘇、浙兩省,並無多大關係。蘇、浙之獨立,乃被動而非主動,目的只在不遭戰爭。尤其是蘇省各地軍隊複雜,號稱都督者有八人之多,若不擁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因此原因,對於項城根本無所要求。但我只能代表蘇、浙兩省人民貢獻意見,而不能保證同盟會之必能聽從。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唐紹儀對張謇說:「先生所說,開門見山。我當聽從指示,盡力為之。」(劉厚生:《張謇傳記》,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版,第194頁)
馮耿光在他的《蔭昌南下與南北議和》一文中曾經回憶說：革命領袖們，包括黃興、胡漢民、汪精衛等，「對張不僅慕名，而且很佩服很重視。他們為了熟悉情形，有不少事要請教張，而且往往要趨而謀之趙，張每自南通來滬，必住趙家，這樣民黨中人自然敬重了。在議和過程中，每星期總有一天或兩天，程德全、湯壽潛、張謇、汪兆銘、陳其美等在趙家聚會。」[《辛亥革命回憶錄》第6集。]
一旦和談出現危機，常常都是張謇等人出來化解。因為張謇的話不僅南方聽得進去，北方也信任並尊重。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為此非常氣憤，一方面撤銷了唐紹儀和談代表的資格，一方面致電孫中山：「君主、共和問題現方付之國民公決，無從預揣，臨時政府之說，未敢與聞。」同一天，段祺瑞、馮國璋等40多位軍事將領聯名通電，欲與南京政府交戰。於是，和談中斷，和平面臨危機，南京臨時政府前途未卜。
面對這種情況，孫中山和黃興等人一籌莫展，說明孫中山做臨時大總統只是暫時的，也沒有作用。誰能說服袁世凱？唯有張謇。於是，由趙鳳昌出面請張謇發電報解除袁世凱的疑慮。1月10日，張謇致電袁世凱：
南省先後獨立，事權不統一，暫設臨時政府，專為對付獨立各省，揆情度勢，良非得已。孫中山已宣誓，大局一定，即當退位。北方軍人，因此懷疑，實未深悉苦衷。若不推誠布公，急求融洽之方，恐南北相持，將兆分裂，大非漢族之福，心竊痛之，國會會議解決政體，既雙方承認，所須磋商，止開會手續及地點耳……
與此同時，他還電告袁世凱：「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昨由中山、少川先後申達。前距停戰期止十餘小時矣，……久延不斷，殊與公平昔不類，竊所不解。願公奮其英略，旦夕之間戡定大局，為人民無疆之休，亦即為公身名俱泰，無窮之利。」[《勸告袁世凱速決大計電》，《張季子九錄·政聞錄》。]袁世凱信任張謇。孫中山只是暫代之類，只有由張謇說出來，袁世凱才能相信；「久延不斷」之類的督責，也只有張謇說出來，袁世凱才能聽得進去。張謇的電報挽救了和談，也解除了南京臨時政府的危機。袁世凱回電說：「凱衰病，斷無非分之想，惟望大局早定，使生民少遭塗炭。但在北不易言共和，猶之在南不易言君主。近日反對極多，情勢危險，稍涉猛浪，秩序畢亂，外人乘之，益難收拾，困難萬分，筆難罄述，非好為延緩，力實不足，請公諒之。」[《袁大總統書牘》]
除了「斷無非分之想」之外，袁世凱的話不失真誠。他願意聽從張謇的意見，這是早有約定的；張謇必需幫助他，也是張謇已有的承諾。袁世凱此時的確面臨困難，既需要張謇的理解，也需要張謇的幫助。
袁世凱遲遲未能完成讓清室退位的計劃，並非他有意拖延，而是朝廷中反對的力量尚大，隆裕太后還沒有下最後的決心。這事南方著急，袁世凱也著急，但有什麼辦法呢？張謇再次致電袁世凱,提出了這樣的謀劃：「設由前敵各軍以同意電請政府,雲軍人雖無參與政權之例,而事關全國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自為水火。擬呈辦法,請政府採納執行,否則軍人即不任戰鬥之事云云。如是則宮廷必驚……而大事可定矣。所擬辦法如下,公如以為可行,須請密電段芝泉等。謇觀大勢,失此機會,恐更一決裂,此後愈難收拾,幸公圖之。」
具體的操作過程難以知曉，但接下來的事實是：1912年1月23日,段祺瑞致電內閣:軍心動搖,共和思想有難遏之勢。1912年1月25日,段祺瑞再電內閣:各將領力主共和,聞溥偉、載澤阻撓,憤憤不平,擬即聯銜陳請。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領銜47將領電請清廷明降諭旨,立定共和政體。大清帝國有力量消滅這47位將領嗎？應該承認，是段祺瑞等47位將領的電報，給了清廷最後一擊。
如果他們這樣做是袁世凱授意的，那麼，向袁世凱授意的，卻是張謇。
據汪榮寶日記，清帝退位前夕，北方聽說南方的激烈派反對優待清室，準備殺掉和談代表唐紹儀和伍廷芳。梁士詒、陸宗輿等人能夠想出的辦法，也是請張謇設法疏通。
而且，清帝退位詔書也是張謇參與撰寫的。
關於這件事，一直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天津《大公報》2月6日報導說，遜位詔書的草案已於2月2日呈進，執筆者為華世奎、阮忠樞。但2月7日又刊登消息說，遜位詔書是隆裕太后命徐世昌起草的。如果看《泰晤士報》和莫里循的那些書信，會看到他不止一次說到，梁士詒在起草退位詔書。詔書頒布10天之後，上海《申報》在2月22日題為《清後頒詔遜位時之傷心語》的報導則說：「此次宣布共和，清諭系由前清學部次官張元奇擬稿，由徐世昌刪訂潤色。」然而，後來的大量史著和回憶材料，卻都說詔書出自張謇之手。馮自由說：「清帝遜位諭旨之文辭即在趙宅起草，乃出張季直手筆」。胡漢民說得更具體：「清允退位，所謂內閣復電，實出季直先生手。是時優待條件已定，弟適至滬，共謂須為稿予清廷，不使措詞失當。弟遂請季直先生執筆，不移時脫稿交來，即示少川先生，亦以為甚善，照電袁。」
當然，退位詔書絕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包含了多人的努力，經過了反覆討論和修改。在南方，事情比較簡單，胡漢民當時是總統府秘書，由他參與理所當然。然而，胡漢民也好，汪清衛也罷，自己都心中有數，不敢捕手這樣的文件，所以要請張謇執筆。張謇應了下來，卻覺得難以動筆，於是由劉厚生代他起草，最後由他修改交稿。電稿到北京之後，自然要經過梁士詒和他的秘書班子。如此重要的文件，也必然要有更多的要員參與討論，最後還要太后首肯。在修改過程中，需要增加的話應該如何說，包括「由袁世凱全權」這樣的話，僅僅一個「由」字，就頗費苦心。公認的高手徐世昌顯然參加了修改，許多回憶都證明最後四字是他的傑作。
這就是退位詔書形成的過程。唐紹儀發往北京的，是張謇的稿子，此後所做的，只是個別字句的修改。
4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幾天後公布臨時政府成員，張謇為實業總長。
其實，孫中山和黃興等人本來要請張謇做財政總長，張謇拒絕，並且寫了《對於南京新政府財政之意見書》。他認為，設臨時政府，是為了使各國承認中國共和；要使各國承認，就要政權鞏固；要政權鞏固，不僅要有軍隊，而且要有錢。可是，財政狀況如何呢？每年至少短缺八千萬兩。新政權尚未得到各國承認，借錢是困難的。他說自己沒有理財學識，所以不敢承擔，「一身名譽不足惜，因此而誤全局，……無以謝同胞。」他還提出了兩個辦法：一是把財政短缺公之於各省代表會議，看各省能夠承擔多少；二中「孫中山先生久在外洋，信用素著，……能否於新政府成立後，擔任募集外債一萬萬兩或至少五千萬兩以上。」應該說，張謇將了各省都督一軍，也將了孫中山一軍。孫中山能做臨時大總統，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南方各省代表還相信同盟會的宣傳，以為他從海外帶來巨款，希望能夠從中分得一些。面對記者的提問，孫中山雲裡霧裡，大談革命精神，卻從未正面否認過攜來巨款，更未說過自己在海外版募捐失敗的實情。張謇這麼一說，捅破了許多假面。
然而，無論孫中山高興還是不高興，新政府不能沒有張謇。拒絕財政部，也要讓他做實業總長。1912年元月5日，也就是臨時政府公布的第三天，孫中山寫信給張謇：
季直先生大人大鑒：
昨承允任維持實業，民國之慶也。昨日晚間，陳瀾生（財政部）蔡民友（教育部）俱已到，王亮疇（外交部）今日亦必來寧。惟內務部雪老有病，司法秩公議和。弟擬於今日先行各部委任禮，請先生於午後三時降府幸甚。蟄老一信，請代致。
孫文叩
元年元月五日
從這樣的信，可以看到當年孫中山對這些總長們的態度。因為如果稍有不恭，這些人也許就不來伺候了。
讓張謇進入政府，除了借重聲望之外，仍然是希望他為臨時政府籌款。
臨時政府成立，用款之處極多，而籌款途徑極少。孫中山一籌莫展，黃興急得吐血，沒有辦法，孫中山等打算向商會借，張謇考慮到商會財力有限，擔心孫中山和黃興把江南僅有的商業摧毀，因而找孫、黃，「勸勿擾商，自任為籌」，把籌款的事攬在了自己身上。這位總長沒在南京坐過衙門，東奔西跑，到處弄錢。終於籌到50萬元，但在一些人看來，這筆錢來得太晚了，認定他是有意拖延，「藉此打擊革命黨人，其最終目的就是要消滅革命黨」。
為了弄到錢，孫中山和黃興接受盛宣懷的建議，決定以中日合辦漢冶萍鋼鐵廠為條件，再次向日本人借款。張謇聞訊，於2月8日急電孫中山和黃興，竭力阻止借款。他在電報中說：「凡他商業皆可與外人合資，唯鐵廠則不可；鐵廠容或可與他國合資，唯日人則萬不可！日人處心積慮謀我，非一日矣，然斷斷不能得志，蓋全國三島，無一鐵礦，為日本一大憾事。而我煤鐵之富，甲於五洲，鄙人嘗持一說，謂我國鐵業發達之日，即日本降服於我國旗下之日。」他說：「謇忝任實業，於此事負完全責任，既有所知，不敢不告。」他聽說孫、黃向招商局借款已經辦成，要求在合同簽字之前給他看看。
然而，孫中山信任日本人，認為「於眾多礦中，分一礦利與日人，未見大害，否則以一大資本家如盛氏者專之，其為敝亦大。」臨時政府秘書長胡漢民也奉孫中山之命，給張謇寫信，要求他在輿論方面維持臨時政府。
在這種情況下，張謇於2月12日辭職，離開了孫中山的政府。他在給孫中山的辭職電中說：「……漢治萍事曾一再瀆陳，未蒙採納。在大總統自有為難，惟謇身任實業部長，事前不能參與，事後不能補救，實屬屍位溺職，大負委任。民國成立，豈容有溺職之人濫竽國務，謹自劾辭職，西昌即歸鄉里。」[見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
儘管張謇對袁世凱有許多不良看法，但在孫中山與袁世凱之間，張謇顯然欣賞袁世凱，而不喜歡孫中山。組織政府，管理國家，他也更信任袁世凱，而不信任孫中山。1912年1月3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際，作為臨時大總統的孫文曾與即將上任的實業總長張謇有過一次談話。談話的具體內容已經無從知道，但孫中山給張謇留下的印象卻是「未知涯畔」。一個善於放炮的宣傳鼓動家，很難為務實的張謇所賞識。
按照過去教科書中的說法，張謇是辛亥革命中的「投機分子」。辛亥革命之所以失敗，首先是因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軟弱，害怕流血，因而向袁世凱妥協；其次就是因為張謇之類人物的投機。受這種觀念的影響，一些張謇研究者也不能超越北伐戰爭之後國民黨人形成的歷史敘述，認為張謇對當時領袖人物認識「主觀武斷，缺乏客觀公正的判斷力」。因此，「如果要選革命黨人做領袖，他寧願選黃興，而對孫中山持保留態度。如果在南北政治人物中通盤考慮，他寧願選擇袁世凱而對革命黨人持保留態度」。[張學君：《實業之夢——張謇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94頁。]這的確是一個事實。但問題在於，這是缺乏判斷力還是有著非凡的判斷力，是缺陷還是優點，卻是值得考慮的。按照孫中山被神化之後的觀點，當然是看不到孫中山的偉大就是缺陷。可惜的是，無論當時還是後來，張謇的見解都不是孤立的。
張謇助成了袁世凱終結帝制的事業，幫他當上了臨時大總統，為他出了許多主意，包括袁世凱拒絕參加任何黨派，都是張謇的主意，但是，張謇對袁世凱的支持並非無條件的。在進入袁世凱政府時，他非常慎重。1913年8月，新任內閣總理熊希齡電邀張謇出任農商總長，袁世凱親自來電勸駕。張謇卻考慮再三，直到10月中旬才到京就任。1914年2月10日，熊希齡辭職，司法總長梁啓超、教育總長汪大燮等一同辭職。袁世凱在批准熊希齡辭呈時曾派人去問張謇是否與總理共進退，張謇說：「就職之日，即當眾宣布，余本無仕宦之志，此來不為總理，不為總統，為自己志願。志願為何？即欲本平時所讀之書，與向來探討之事，試效於政事。志願能達則達，不能達即止，不因人也。」[《嗇翁自訂年譜》，民國三年正月十八日。]
1915年，袁世凱被人推擁著要做皇帝，張謇卻提交辭呈，從此離開了袁世凱。
張謇，不僅是共和國的締造者，也是它的守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