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壇即將接納一代知青中的政治人物成為主要領導人，於是「知青」道路的文學作品又應運而生，尤其是所謂的青春無悔之類的喧囂又再度紅熱起來。可是知青道路的「青春無悔說」立刻遭到了迎頭痛擊，至少在網絡世界變得難以藏身。
這裡介紹一下黃宗英的情況。她是1949年前的老影星之一，後來改行寫報導文學，晚年以黃昏戀（對象是臥底文人馮亦代）出名。老知青痛恨上海女作家黃宗英！她是萬惡的上山下鄉政策的吹鼓手，並籍此浪得名作家之名。德國人民不僅清算納粹希特勒、戈倍爾和東德昂納克、克倫茨的罪行，也要追究具體作惡的劊子手和吹鼓手。德國小說《朗讀者》告訴人們，希特勒建立了奴役人民的暴政，女獄卒漢娜則是押解和驅遣猶太婦女兒童走向焚毀的兇手。毛澤東發動了驅遣青年下鄉的運動，黃宗英也是強迫下鄉的幫凶。
知青下鄉是現代中國人繞不開的悲情話題。兩千萬男女青年在無外敵入侵的和平時期從城市到鄉村，從沿海到邊疆的大規模強制遷徙，牽動了中國主要大中城市的每一個家庭和單位。造成了億萬人民財產、生命、親情、婚戀、教育、就業一系列的嚴重困難，影響了中國社會幾代人的命運和精神面貌。這一場重大的變亂，牽涉其間的幾代知青及其後裔不能不認真地追問千百個為什麼。知青下鄉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抗戰時期（《青年運動的方向》）開始到文革鼎盛時期，乃至（1968年12·21指示）全面強制施行，皆是毛澤東封建小農思想最典型的集中表現，其實在馬列主義里也根本找不到根據。毛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農民的再教育」，本身就是一個理論上的笑話。按列寧的經典說法，（《怎麼辦》）工人階級中並不能自發產生先進思想，而需要從外部灌輸先進的革命思想，更何況農民群體？照此邏輯，中國的知青和農民其實都是應該接受思想灌輸的對象，知青們年齒尚幼，文化水平也偏低，除了極少數老三屆高中生外，因文革時期的政治干擾都只有高小或初中水平；農民由於經濟地位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更加缺乏對青年進行革命教育的能力。毛澤東在中國亟待普及教育的時期卻摧毀教育，把青年趕往農村。恰恰是錯誤的思想導致的錯誤決策，讓幾代青少年作出了無謂的犧牲。
文革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副總理李先念不得不承認：知青下鄉造成了知青、家長、農民、國家「四大不滿意」。從整體下鄉的結果來看，所有的知青農場全部虧損不賺，雲南知青農場所有的橡膠樹，百分之百死亡。插隊青年對集體經濟只是負擔鮮少貢獻。由於知青本身文化上的欠缺，對於改變農村落後面貌的作用微乎其微，跟國家、家庭和個人的損失相比，絕對不成比例。秦始皇築長城，人民備受流離顛沛，好歹還留下了一座著名的古老建築；上山下鄉讓數億個家庭飽受折騰，基本毫無建樹，絕大部分回城知青成了就業、成婚、下崗的老大難。極少數幸運者考上了大學，在文史哲領域嶄露頭角，國家依然遭遇了歷史罕見的現代科學和現代教育的嚴重斷層。知青下鄉從根本上違背了經濟發展必須的城市化、工業化的基本方向，是逆世界潮流的徹底反動的經濟戰略。
黃宗英靠「知青文學」發跡而成為作家。每一個下鄉知青都記得，除了極少數幹部子弟為主的團隊以外，所謂的「自願」下鄉都是虛假的說法。實際上絕大部分都是對農村情況完全無知而懵懂出行，而小部分不肯下鄉的則是一律採取了轟、趕、壓的辦法，強行逼迫下鄉的。如果不肯就範，便不斷敲鑼打鼓騷擾不停；你家有黨員，立刻到單位施壓；牴觸下鄉的家庭，宣傳隊列隊敲門誦讀主席語錄，晝夜疲勞轟炸，直到全家招架不住，到街道辦事處「自願」報名為止。這些都是文革下鄉高潮時的做法，在文革前夕不少家庭還能提出一些藉口，比如咱家子女身體弱，咱家子女成績很好（能考大學）之類的說法，希望躲避下鄉的出路。當時就出現了一個著名的典型人物，北京市女高中畢業生侯雋，主動放棄高考，到（當時的河北省）天津市寶坻縣竇家橋插隊務農。
1963年7月23日黃宗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特別的姑娘》，介紹了高中畢業生侯雋放棄高考下鄉的宣傳典型。在這之前，黃宗英已經發表了介紹邢燕子（回鄉女青年）的文章《小丫扛大旗》。黃宗英的報告從輿論上堵死了知識青年躲避下鄉的所有路口。此時三年特大饑荒剛剛過去。雖然黨政宣傳嚴密掩蓋災情和三千七百萬人（主要是農村人口）餓死的情況，但是知識階層和各級幹部（通過彭德懷的發難和申訴及其悲劇命運）對於當時農村的困苦並非全然不知，（與農村聯繫較少家庭的青少年了解不多）。人們知道農村戶口就意味著沒有工資，沒有商品糧，所以黨政宣傳鼓動下鄉的號召在城市人民當中反應寥寥。
所有介紹黃宗英作品的文章都津津樂道地記敘說《特別的姑娘》等知青文章是在「周總理的關懷下」發表的。這種說法恰好證明了黃宗英的文學作品根本不是代表了當時人民的生活疾苦，而是迎合了黨政領導的政治需要。說得更加透底一點，撰寫這類文章也是黃宗英本人的一種需要。批武訓傳和反右等運動之後，她已經領教了毛對魯迅和其他知識分子的態度。1962年短暫的寬鬆剛剛過去，毛澤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又開始讓中國文化界感到黑雲翻滾，氣抑胸悶。林家鋪子、北國江南、早春二月、不夜城、謝瑤環等電影戲劇遭受批判，文化界人人自危，黃宗英趙丹夫婦決非沒有感覺。所不同者，他們不是困坐愁城、徘徊迷惘，而是主動去迎合黨政宣傳的勢頭。趙丹參與了拍攝知青改造思想的電影《青山戀》。把苦澀寫成甘願。結果也未討得領導的歡心。直到文革後他臨終徹悟，發表了「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的十字真言。而那時的黃宗英卻接過了周恩來的暗示，抓住下鄉插隊青年的題材，為自己找到了成名之路。
記得1964年，在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實驗小劇場筆者聽過黃宗英的報告，內容就是《特別的姑娘》。偌大的座池連三分之一都沒有坐滿（發出的票子沒多少人來聽）。黃宗英竟是由市委宣傳部的官員陪同上台的。她的文學化口吻，場下很少迴響。幾乎與此同時，主演《林家鋪子》和《早春二月》的藝術家孫道臨卻被指令到吳涇化工廠工地參加體力勞動，廠黨委宣傳幹部對我們這些也在該廠勞動的中學生們提到孫道臨時，輕蔑地直呼「這種人，哼，資產階級。沒什麼了不起！」那種敢於把市民們崇拜的電影明星一口罵倒的得意之色溢於言表。兩者相對照，印象殊深。同是從舊上海文藝界出身的左翼文藝工作者，待遇截然不同，實因黃宗英能機靈迎合黨的需要而已。黨的號召已經發出，難道不夠嗎？不夠。需要加強社會輿論，說出黨政文件不便說出的內容。《特別的姑娘》就能完成這樣的任務。比如針對許多家庭關於子女體弱，成績優異這類的想法，黨政文件就不好正面批駁，樹立一個侯雋這類的典型，侯雋「因品學兼優獲得北京市教育局的獎狀」；侯雋的「身子又單薄」（《特別的姑娘》第5頁和第7頁），就可以堵住知青家長們的怨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