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35周年，也是香港「反送中運動」五周年，美國國會將舉行多場紀念活動。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邀請六四歷史學者、前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同時也這兩場運動的親歷者何曉清在6月4日當天出席公聽會，討論中國35年來在人權和民主方面的情況。何曉清從2010年起連續五年在哈佛大學開設「天安門運動歷史與記憶」課程，課程內容包括在哈佛燕京圖書館閱讀六四檔案，獲得許多海外學者讚譽，但她致力講述與保存六四歷史，也被許多「愛國」的憤青和小粉紅們批評為「賣國」。何曉清2019年獲聘到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教，直到《港版國安法》實施後的2022年底被拒絕簽證、遭校方開除。多年來保持低調的何曉清在六四35周年前夕接受美國之音《縱深視角》專訪，分享自己的流亡故事與心路歷程。她並以劉曉波在紀念碑旁砸槍以及方政雙腿被坦克碾斷的歷史事實來說明「六四」究竟是中共官方定性的「反革命暴亂」？還是一場「和平非暴力」的愛國民主運動？
從六四到香港一代又一代的流亡
何曉清2014年出版《天安門流亡者—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多年來致力於研究與書寫天安門流亡者。意想不到的是，她自己最終也成為了一名流亡者。
何曉清2019年獲聘到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教，親眼見證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以及《港版國安法》實施以後，六四紀念館被消失、香港支聯會被解散、維園的燭光被熄滅。2022年底，何曉清被港府拒絕簽證、並遭校方即時解僱。「當時我只剩兩個箱子，春夏秋冬所有的衣服就在那個箱子裡面，衣服沒有地方可以掛，也不知道明天會在哪裡，每天都在暫時的一個地方，以前我以為我很了解流亡是怎麼一回事，但直到我自己也被趕出校園，失去我最熱愛的教職，真正成為一名流亡者，我才知道這有多難。」何曉清說。
毛澤東時代曾經有所謂的「大逃港」，1989年的香港也是當時政治異見者的避風港，「黃雀行動」營救出許多學運領袖，但如今的香港卻變成中共打壓政治異見者最多、最嚴重，製造出更多流亡者的地方。從天安門到香港，中國知識份子一代又一代的流亡。何曉清說：「這不只是我個人的悲哀，而是一整個時代的悲哀。」
從天安門到中大校園兩度失去「民主女神」
何曉清說，從天安門到香港，她這一生「兩次失去民主女神」。第一次是1989年看著天安門廣場上被解放軍坦克碾碎的六四民主女神雕像，第二次則是在2021年的聖誕夜，看到香港中大校園裡的民主女神雕像被強拆、拉走。
何曉清說：「我生命里兩次經歷這種失去，89年我雖然不在天安門廣場，可是我在廣州能看到香港的電視，那個六四民主女神像是代表我們一代人嚮往的、美國的自由的象徵。當時的我們覺得，我們中國人也能有一個我們自己的民主女神；到了2019年，我第一天進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園，看到香港的民主女神，就好像她是你的一個老朋友，第一次看到她就是那種那麼親近的感覺，每年六四我都會到民女那裡去紀念，每天也都會看到她矗立在校園，一直到2021年的Christmas Eve（聖誕夜）她被拆除……我從一個十幾歲的小女孩到長大成人當了老師，兩次經歷『民女』在我的眼前消失，我覺得這種無助是非常的強烈的，覺得我們一代又一代的去爭取，但最後卻又一次次的失去……」
1989「被背叛的忠誠」與2019的「攬炒」
何曉清親身經歷六四天安門事件與香港反送中運動，被問到這兩代的年輕抗爭者有何根本上的不同？何曉清教授告訴美國之音，當年六四學生對國家還有愛，香港年輕人對這個政權已經沒有愛，但不論是跪頂請願書還是攬炒，兩代人都錯估了中共最在乎的只有權力。
「2019年跟1989年還是非常不一樣的，89年的時候，我們還覺得我們是這個國家的孩子，我們是帶著這種愛、信任和希望，用這種儒家「進諫」的方式，來參與這個運動，後來沒有想到會被坦克無情地被鎮壓，這就是我所說的「被背叛的忠誠。但是到了2019年，我覺得香港的孩子，他們沒有這種愛，他們就是單純希望爭取民主和自由，不要再受到中共政權的壓迫，就是要脫離他們的這個政權。」
何曉清也從政治社會化的理論去分析這兩代抗爭者成長的環境和他們抗爭的方式：「香港2019年我的學生，跟我們89年那一代人，看到的東西是非常的不一樣，我們89年當時心裡覺得，總不至於會動用坦克機槍來鎮壓吧？但香港的孩子他們知道六四發生過什麼可怕的事，只是他們認為，只要我去破壞了香港，他們叫「攬炒」，那你（中共）就會失去香港這個金融中心的地位，你們就會擔心，這是他們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面成長起來的同學，因為自己的成長背景，覺得這個東西很重要，你肯定不能夠沒有這個，可是到了最後，我覺得我們都忽視了一個最重要的，那就是其實中共這個政權最在乎的就是政權的權力，為了維護這個權力，你這個孩子怎麼樣去忠誠、或怎麼樣去破壞，最後都沒有辦法改變。
「白紙運動是我們幾代人的大和解」
何曉清曾經在疫情期間與中國年輕人通過在線上通過視訊會議開課講六四。她說：「我在疫情期間通過Zoom在網上和幾百個內地同學視訊，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用普通話來講六四這個課，我那時候甚至害怕到頭一天晚上，我還在問那個組織者我能不能取消？因為我很害怕，都不知道有什麼人來參加，那個時候已經實施了《港版國安法》。結果那天晚上那些內地的同學，他們那麼真誠的像我提問，而且很多同學說：何老師，你要記住我們這些很多內地二線、三線、四線城市的同學，我們沒有機會像你在海外的學生那樣，但是我們沒有覺得你賣國，以前我們沒有機會去了解六四的歷史真相，今天晚上知道之後，這個經驗真的太寶貴了，然後他們還一一告訴我那些令他們感動的地方，他們說：『你要記住我們』。我真的記住了那個晚上，就像北島說的：『我絕不交出這個晚上』，我記住了他們這一代年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