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即將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國際社會和中國國內對這次會議抱有不少期望。BBC在6月27日刊登了長篇分析文章，《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前瞻：推遲原因、核心議題與深層背景》，7月9日彭博社刊登文章，《中國三中全會對全球投資者如此重要》。國內很多專家學者也寄望於這次三中全會，希望中共高層能制定出扭轉中國經濟頹勢的政策。
所有這些預期，都建立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高度評價之上，但十一屆三中全會究竟是怎麼回事，很多論者其實都搞錯了，以致於如今以訛傳訛，把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神話，套到了二十屆三中全會上。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失控產生機遇
趙紫陽的秘書鮑彤生前認為，過去幾十年來，十一屆三中全會一直被認為是「改革開放的大會」，而這種說法不過是一個官方編造的神話，並非事實，此次會議的真相一直被掩蓋和扭曲。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中，完全沒有改革開放之類的字眼，實際上，它是一次失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產物，在經濟方面繼承和堅持了毛澤東路線。
提議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人是鄧小平，他起初提出的會議議程和中心議題，都是為了配合華國鋒、李先念的毛氏經濟路線。按照鄧小平的提議，這次會議原定討論三個問題：一、農村人民公社制度如何完善（當時民間的包產到戶基層試驗還未發生）；二、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經濟務虛會上的講話，商量從日本引進寶鋼所需的設備、實現鋼產量大增長，以及增加出口，爭取實現國民經濟計劃的平衡；三、討論計劃經濟的安排和執行。
這三個議題沒一個與改革開放有關。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先召開了為期一個多月的中央工作會議，為三中全會作準備。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出國訪問東南亞三國，不在國內。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向中央工作會議提供了多項文件，涉及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團」案、彭德懷案、陶鑄案、康生誣陷案、文革期間的一系列冤假錯案，以及對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反省等。這些文件引起了參會者的熱烈反響，他們紛紛質疑和批評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和政治錯誤，矛頭直指高層以華國鋒為首的「文革擁護派」。
由於其他參會者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七嘴八舌地插話，出現了一股否定文革、否定毛澤東路線的高層政治氛圍，但這樣的氛圍並非會議主持者的初衷。鄧小平從東南亞訪問回京之後，發現中央工作會議的會場裡氣氛大變，這樣的氣氛有利於他進一步抓權。於是鄧小平見風轉向，安排思想開明的胡耀邦、于光遠、林澗青等人起草了一份報告，在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宣講，奪取了高層政治的主導權。鄧小平的這篇講話，站位在「文革擁護派」和「文革反對派」的中間，並沒有任何改革開放的想法。
隨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然也就沒有經濟改革的內容，全會關於農業的決定是，「不准包產到戶」，因此是反對經濟改革的。三中全會真正的結果是，屬於「文革擁護派」的華國鋒、汪東興失勢，葉劍英、李先念保住了位置，鄧小平、陳雲得勝，而最大的贏家是鄧小平，他從原來的高層第三位，變成了握有實權的第一位。
客觀地講，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那次中央工作會議的失控，改變了三中全會的原定方向，而鄧小平是被失控的中央工作會議推著走的；鄧小平既然沒把三中全會開成「改革開放的大會」，當然也談不上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究竟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創造了什麼機遇呢？這個機遇便是，鄧小平掌握實際最高權力之後，重用了推進經濟改革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因此中國的改革開放獲得了生機。
二、改革開放四十餘年後的社會氛圍
既然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要結果是，上層權力鬥爭改變了原來的政治平衡，該會議的決定又對農村經濟改革持反對態度，那當下舊為今用地重談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底該談些什麼呢？事實上，今天來談十一屆三中全會對二十屆三中全會有什麼啟示，實事求是地講，應該對比的是，當年的社會政治氛圍與今天有何不同，以及二十屆三中全會是否可能再度發生失控局面。不過，這兩點，恰恰是習近平最討厭聽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氛圍，主要反映的是中共幹部和知識分子對文革和毛澤東的不滿，但會場內的批評聲音尚未廣泛地傳到民間，因此，北京以外的各省市並不知道京西賓館的會場裡發生了什麼事。當時的政治高壓繼續存在，比如，三中全會的前一年，中央指示各地在「五一」前鎮壓一批「反革命分子」，上海市革委會就把華東師範大學的所謂「反動學生」王申酉列名其中。這種殺害「思想犯」的政策，比今天的政治高壓顯然更嚴厲。但另一方面，當時民間順應高層批評文革的各種言論，則有一定的空間，西單民主牆上的大字報就是在三中全會前夕出現的，而且延續到了一年以後。
今天中共對民間的政治高壓，比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期更強，通過社會監控系統對民間在社交媒體上的互動，管控得非常嚴厲。這種情況下，民間的社會不滿無法表達出來，但中國的大多數民眾對自己的未來卻非常焦慮，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期所沒有的社會現象。
上海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傳播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復旦大學全球傳播全媒體研究院、嗶哩嗶哩網站的公共政策研究院和上海資訊安全與社會管理創新實驗室的一個大數據混合式分析，披露了這一點。這些機構在青年網民聚集的新浪微博平台和嗶哩嗶哩平台上，抽取了5千多不同區域、年齡層和教育層級的活躍的青年網民作樣本，分析他們2009年以後發布的所有網文；同時檢視了嗶哩嗶哩平台上的近億條視頻，寫出了《中國青年網民社會心態調查報告》。
這些機構的《網民社會心態調查報告》基本上每年撰寫一次，2021年的報告是首度公開，2022年的報告再度公開，2023年的報告則因數據非常負面，就不再對公眾公開了。根據這兩個已公開的報告，從2021年到2022年，中國的青年網民對自己的工作和前途問題顯示出相當大的焦慮，2021年有焦慮感的占49.4%；一年後這個比率上升到了77.1%，比上一年上升了27個百分點。按照這樣的速度，現在這個比率可能已經上升到95%以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