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忻卻越來越自覺地將無私無聲的愛撒向一切人，就不僅構建了全新的人際關係，原有的舊關係也獲得新機。
2016 年，42 年前（1974）安順"民間思想村落"的那幫朋友：杜應國、羅布農、劉丹倫、何幼、張志敏、楊若敏、廖志強一行7 人來到燕園，與我和可忻相聚。那天晚上，"崔老師一首接一首地唱，朋友們輕扣拍子，靜靜地聽"。"崔老師用她的優雅，她的活力，她的優美歌聲、琴聲，感染、感動了所有人。朋友們紛紛離座站起，對著崔老師拿起了手機……"。"這一夜，屬於崔老師！""這一夜，屬於這個歷經坎坷卻依然典雅、高傲的女人！""這一夜，我知道，你把我們當作了家人、親人，你讓我們笑，讓我們感到溫暖，也讓我們心疼，讓我們的心有點酸……"（廖志強：《那一夜，你讓我們流淚……》，收《崔可忻紀念文集》）。
在我的學界、教育界的老朋友心目中，可忻始終是他們的家庭醫生，把愛滲入他們自己與親人的生命中。"近三十年了，每當我打電話請教她，她總是不厭其煩，詳詳細細指導我就醫，沒有半小時她是不會掛斷電話的。有時候第二、第三天，她還把從網上收集到的新知識補充告訴我"（王得後：《我的崔大夫》，收《崔可忻紀念集》）。"2011年北大中文系每年的例行體檢，子平和老錢湊巧在同一撥兒。崔老師和我在外邊等候兩位先生的結果。崔老師一看子平的血糖指數飈高，比誰都著急，立馬下令子平第二天一早去北大校醫院專門再驗血糖"（張玫珊：《崔老師點滴》，收《崔可忻紀念文集》）。"我提到她，更願意稱'崔大夫'。一直認為她才是真正的大夫。她一旦知道誰家有病患，總是很關心，竭力相助"。"也是她再三提醒我，更要注意心血管問題，防止意外。病不可逆，但她的關懷和幫助我不能忘"（王棟生：《崔大夫》，收《崔可忻紀念文集》）。可忻自己也說，"我是一個天生的醫生，見到病人就想醫治，就有一種深入了解病情，考慮如何進行最有效的醫療的衝動，遇到疑難病症更充滿好奇"。"當朋友因為我的及時有效幫助而表示感謝時，我心裡常常想，真應該表示感謝的是我：我從中獲得了醫生的樂趣與生命意義"（崔可忻：《別了，我心愛的醫學》，收《崔可忻紀念文集》）。
這是我的學生輩所傾心的我和可忻的晚年形象：老師和師母"他們的興趣如此不同，卻又相映成趣，其中的相處之道令人著迷。在燕園，我有時會因為在同一個時間裡是和老師聊天還是陪崔老師說話而掙扎，兩個人都是我不想錯過的"（范智紅：《我的師母》，收《崔可忻紀念文集》）。"在世界上的生存有許多我們無法選擇的地方，但只要還有一絲可能，崔老師就會選擇做她認為最好的一切"，"我覺得崔老師正是這樣的天人之際的大勇者"（賀桂梅：《我心目中的崔老師》，收《崔可忻紀念文集》）。"正因為有像崔老師這樣的人存在，才讓我們看到個體生命可以如此充實而光輝，強大而溫柔。她就這樣鮮活地、幽默地、嬌嗔地、驕傲地活在我們身邊，在凡俗生活的點點滴滴中，告訴我們'人的一生可以怎樣度過'"（李靜：《我心光明，向死而生》，收《崔可忻紀念文集》）。
當然，養老院也不是世外桃源，這是我一再說的，也是越來越深切感受到的：燕園也是一個"中國小社會"，還存在著無可迴避的"老人的代溝"。泰康老人大體分幾個年齡段：1949 年以前的一代，建國初期出生的一代，文革中成長的一代。不同政治、歷史背景都會造成老年人之間的分歧，以至糾紛，內鬥，還有"打官司"的。在疫情、後疫情時期，更陷入了我所說的"無真相，無共識，不確定"的困境之中。
這一切，都深刻地影響到老年人生的處境與選擇。我和可忻也不能免：正當可忻在"醫學與音樂的結合"這裡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歸屬時，她所在的"愛樂"興趣小組卻為"老年唱歌追求什麼，是作功利性的表演，還是超功利性生命呈現"發生分歧。始終堅守老年理想主義的可忻最後毅然退出，不久就病倒而結束一切了。
這卻成了我的研究課題："養老院裡人與人之間如何相處？"我寫了相應文章（見收入本書的《關於養老人生的修養問題》），提出了兩個原則。一是"揚善抑惡"："一個好的社會，好的群體，都是揚善抑惡的。人們身處其中，自覺不自覺地，自自然然地，顯示自我人性好的方面，壓抑惡的方面，以善相處"。同時，人與人之間又應該是有距離的。"距離產生美"，人性與人際關係的單純化，應該是養老人生追求的生命境界：這就是"返老還童"。
二、老年人的生命存在方式
這又涉及一個重要話題和研究課題：老年生命存在方式，老年生理、心理上會遇到什麼問題，呈現什麼狀態。
所謂"養老人生"實際上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所謂"活力養老"，身體基本健康，思想、精神還處於正常，甚至活躍狀態，這是一個可以再學習、再創造，可以自我掌控的老年黃金期。時間屬於自己，生活也屬於自己，只作自己願意做的事。儘管也有子女和養老院服務人員的照顧，但一切由老人自己作主。這樣的"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