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告個別就可以了"，並在生前編出《崔可忻紀念文集》，收入自己的著作、回憶文章，親朋好友的"印象記"，留下一個獨立、真實的"自我"（參看《"我的深情為你守候"》收《崔可忻紀念文集》）。
可忻這裡處理的，是老人生命臨終期的大事：對"死後自我"的安頓。按死亡學的理論，死亡是一種生命的連續：抵達，湮滅，更大的問題是："死亡之後"生命如何連續？即使對我們這樣的非宗教徒，不相信靈魂的永存，也有一個"死後"生命形象、意義的留存與塑造問題。即所謂"立言，立德，立功"，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基因留存在自己所寫的書里，流傳、滲透到後人的生命之中。我和可忻也因此決定，要在我的母校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設置"錢理群、崔可忻獎學金"，希望我們的人生、學術理念、精神，在學習文科和醫學的優秀畢業生那裡得到傳承。
生命臨終階段，就由沉浸社會移向病床咫尺。在這樣的生命存在狀態的重大變化下，如何構建"病人——陪伴、照料者"的全新關係，就成了一個關鍵：在生命有限的前提下，照顧病人就不再是如何共同抵抗死亡，而是照顧者與病人如何在生命的有限時間裡"在一起"，以"善"相處。這時的"善"應該是人本心的開顯，顯示人性的最大光輝。這就由社會倫理變為人性倫理：用傳統的孝順、道德、責任已無法達到臨終處境的核心。
臨終時念念不忘，須臾不能離的，就是女兒和兒子，這是生命本能中的親人。這樣的基於血緣關係的愛與信任，對於臨終老人的意義真的不可思議。血緣關係讓老人心底里感受到"至愛"這一生命最寶貴的聯結。重病中的可忻就是這樣，她有一點不舒服，就要子女來陪伴。無論我怎麼對她說，子女都遠在加拿大，不是喊來就能來的，她也不聽。這真有點出乎我的意外：可忻本不是兒女情長之人。當我終於懂得這都出於人的天性、本性，也更懂得了可忻。到了可忻遠行的前一天的下午，她突然對身邊的兒子、女兒、女婿說，我過早地離開你們，沒有盡到母親的責任，對不住了！——這才是隱藏在可忻內心深處的一生最大遺憾與內疚！我們全家人抱頭痛哭！
最後廝守相望的，自然是可忻和我。"老伴，老伴"，最後相伴的只能是老兩口。而且該想的都想了，該說的都說了，該做的都做了，最後只是相對無言。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就意味著生命進入了空、澄狀態，這是人追求一輩子的最佳境界，是中青年期難以達到，老年生命的獨特價值所在。
不能不說的，自然是照料可忻到最終的宋安大夫。宋安是真正"全心全意為老人治病的醫生"。他與可忻之間，對病情的判斷，醫療方案的設想，是如此相通，默契。對治療自己的病也自有見解的可忻，就只認宋大夫，每天都在等著他。他一來，可忻所有的焦慮，不安，都沒有了。而宋大夫也總能提出一些最及時、有效的建議，還要海闊天空聊一陣，最後心滿意足、依依不捨地離去。我看著這一切，心裡也是暖暖的。我看到了老年醫患關係的真諦：它更需要精神的相通和生命的相依相存。
不可忽略的，還有"看護"的作用。真正24 小時須臾不離的是看護。看護應該逐步專職、專業化，要有較高的文化程度之外，更要有"愛心"。我常說，可忻臨終最大的幸運，是遇到了一位解人意、知冷暖的看護。我們也以最大的善意對待她，最後就成了朋友，可忻遠走之後，她還在關照我。
不難看出，在臨終階段，病人與照料者都進入了"宗教範圍和境界"。臨終本身就是一個"離開——前往"，"向死而生"的過程。當身體失能，人就走到了生命的邊界，超越自我的限度，看見一個更普遍的真實，豁然開朗，走向身體與心智的一體化，尋找一條自己想走的路，途徑就是宗教。
我和可忻就是這樣作出臨終選擇的。我們都是無神論者，在可忻病重期間，許多養老院的信徒主動前來傳教，都被拒絕了；但我們又都越來越傾心於宗教精神與宗教文化，特別是宗教音樂。或者是研究者說的，這是一種"個性化的宗教"，不把自己歸於任何宗教，卻相信一種更高的力量，一種"彼岸"的存在與關懷（《臨終心理與陪伴研究》）。我對可忻說，你的身體已經到了盡頭，我和你的兒女的任務，就是陪你走完生命最後一段路：走向彼岸世界。宗教音樂的旋律在病房迴蕩，可忻的心就平靜下來，時時露出笑容，燦然而慘然，令人心疼。可忻還和女兒一起精心挑選了告別儀式和靈車的宗教音樂。可忻是自覺地用宗教文化、精神和音樂，伴隨自己走向彼岸世界。
如前文所說，在生命失能期，老人可能遭遇記憶的衰退。但在臨終期，原本存在於大腦里的最熟悉的人生影像會自動浮現，曾經的傷害也會不自主地呈現。這就是醫學上說的"譫妄症"：過去的記憶轉換為"臨終心象"。不是原來生命狀態的簡單回復，而是被改造、強化的，或趨於溫柔，更走向恐怖，呈現更深刻的本質，也帶來更大痛苦，恐懼和相應行為。
這正是我至今想起來也感到心疼的記憶：有一段，可忻頻頻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