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個高校在不同省份的招生人數已經確定，那麼不論是哪一份考題，每年能進到這些大學的學生都是定數，區別只在於各省單獨命題後，外界就沒辦法在全國範圍內比較分數線。
「各自出題你就沒法攻擊了，把這個攻擊點就消滅掉了。但實際上並不增加公平性，因為各個高校在各個地區的名額並不因此增加或者減少。各地出題主要是為了避免引起地域上的爭吵，」鄭旭光說。
農村孩子的難題
史丹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SCCEI)聯席主任李宏彬1972年出生於吉林，他說，自己小時候根本沒想過要讀大學，周圍也沒有這樣的風氣，當時中國對高等教育的看法和現在有很大差距。
「我出生在文革期間，那時候中國基本上沒什麼教育。然後我1978年上了小學，中國剛剛恢復教育。所以我讀書那時候，學校里老師都沒有，因為文革十年沒有大學生，中國沒人從事教育，」李宏彬對美國之音說，「那時候最好的工作並不是讀大學找工作，最好的工作都是去一個好的國有企業，去一個廠里工作，接父母的班，這是那代年輕人小時候的理想。」。
在李宏彬長大的七十年代，中國收入分配的差距開始變大，社會對教育的觀感逐漸改變，大學教育變得越來越重要。他說，在以前的國有企業，讀不讀大學收入沒有差別，後來讀書的人和不讀書的人收入差距慢慢變大，這種現象激勵了讀書風氣，因為「讀書有好處」，會讓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一直持續到今天，城市的孩子基本預期都要上大學，農村可能一半人上大學，而在貧困地區比例更為懸殊，人們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反映了勞動力市場上存在的收入分配的差距。
貧困和富裕家庭的孩子受教育不均，李宏彬表示，家庭觀念是最大因素，從小父母對孩子的教育以及給孩子的預期，都會影響孩子受教育的情況。學校環境也是重要原因，李宏彬剛從一個中國貧困農村考察回來，當地新建了一所非常漂亮的小學，然而裡頭沒有師資。
這些貧困地區的學校硬體設施其實不差，困難的是聘請好的老師。貧困地區留不住好的老師，他們在城市裡有更多機會，造成農村學校硬體很好但軟體不佳的約束條件。
農村家庭的經濟條件也是一個原因，對農村孩子來說，讀書的成本不低，但是預期的收益可能很低，這些家庭自然不願意在教育上投資。相對來說，城市的富裕家庭重視教育，家長除了選擇好學校，還願意在課外輔導上花費很多時間和投資。即使 中共當局自2021年實施了打擊補習機構的「雙減政策」，這種輔導轉變為以零散形式出現的家教模式，價格也因為變成很多小的單位而提高。這種情況下，精英家庭仍處於優勢。
獨立時評人鄭旭光說，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是所處環境最卷的一群人，家長為他們請家教和報名培訓，一定要孩子上大學。窮寒家庭對孩子則沒有那麼多期待，如果表現並非特別出色，不如早點就業掙錢。不同階層的家長在價值觀上有根本的不同，子女的未來因而走上不一樣的道路。
放開戶籍制度以解決高考爭議難度大
中國的精英大學集中在富裕地區，大多位於沿海城市。2016年，中國教育部試圖安排14萬錄取名額給貧困地區考生，大約占考生總數的6.5%。由於要求學校減少本地招生以騰出名額，引發了城市裡家長的抗議。
中國教育部直屬的76所高校中，北京占25所，上海8所，江蘇和湖北皆為7所，陝西5所，四川4所。人口約一億人的河南則一所都無。這些高校傾向於對本地生開放更多名額，北京高校本地招生比例約為10%，但由於好大學眾多，足以滿足當地學生需求。上海、江蘇和湖北的本地生比例也接近45%。
史丹福大學的李宏彬說，高考錄取名額分配的問題非常難解決，因為規則已定，任何調整都會是零和遊戲。重新分配名額固然有助於提升貧困地區教育水平，但同時也影響其他省份的利益，而且大學的資金來源很多來自本地的財政和稅收。
李宏彬對美國之音說：「這個問題的一個解決方式，有沒有可能逐漸放開戶籍政策，讓考生可以跨省去參加高考，農村孩子更容易進城去讀書，或者全國統一高考。當然這很難在短期內解決，需要很長時間，這個政策本身也會改變利益。」
獨立時評人鄭旭光表示，在中國，貧富差距和地區差異同時存在。在「山河四省」——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高校資源非常少，有些省人口卻將近一億，這些考生的機會比發達省份的考生要少很多。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家庭成為「高考移民」，為了讓孩子進入精英大學，遷移到招收分比較低的地區。但大部分家庭很難採取這種做法，而一旦調整高考制度將會改變現有的利益格局， 中共當局不會願意得罪城市和富裕地區的家長。
另一方面，優秀的教師大多不願意去到農村，鄭旭光認為如果要講求教育公平，國家需要拿出更多的資金，突出貧困地區的教育，作為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並且取消戶籍政策，讓欠發達地區的孩子有機會將戶口遷到教育資源比較好的地區。
「中國政府收了那麼多的錢進行轉移支付，就應該對中西部落後或窮困地區優先投入教育，而且要比東部實際的教育投入更高，才能夠達到教育平等。只能由中央政府來掏這個錢，對於大學培養精英和提升全民基本素質來講，不能用刀下見菜的市場原則來進行，」鄭旭光說。
中國從科舉到現在的高考已有一千多年歷史，周圍國家如韓國的競爭也極其激烈，
李宏彬說，中國面臨的問題是若改動高考制度，一時之間也提不出更好的可行方案。但這個制度走到極端可能造成階級固化，富裕階層永遠富裕，貧困家庭也繼續複製上一代的條件。
最後還是回歸到收入分配問題，在歐洲、日本情況相對好一些，他舉例，日本一個大學教授和一個卡車司機的工資雖有差異但不是太大，但到了中國和美國差異卻相當懸殊。由於存在工作收入的差距，如果通過上大學能改變差距，人們會非常願意努力投資於大學教育，這樣的情況下，有資源和資源稀缺的家庭結果就會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