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開打未幾，我們的老師陳達星不無善意地提醒我們：57年反右，西北樓大字報也曾經鋪天蓋地，但後來還是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我們不信他的話，以為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然而，秋後算帳的事兒還是發生了，但那是幾年以後的1969年秋後。
我們班的蹇明理同學1965年入學查出肝炎，休學回家。我們從別人的大字報得到啟發，就揭發系領導迫害工農子弟。不過誰也不認得領導，就把系秘書周澤蘭拉出來大聲呵斥，讓周澤蘭站在文史樓台階上「豎起狗耳朵聽著」。王永琴同學在縫紉組做了件衣服，也貼大字報說家屬服務縫紉組加工費太貴。啊，怎麼也造勞動人民的反呢？這和資本主義有嘛關係？黎浩智老師被學生揪鬥，因為他們哥仨分別叫智、仁、勇，據說是蔣介石提倡的。學生用廁所鐵絲紙簍製成高帽給他戴上。好像鐵絲劃破了臉。胡敏，系總支秘書，高年級給他撰對聯諷刺，大意是：小胡敏正步走得意洋洋。後來破四舊，一年級二班的袁景龍、陳金囤等同學嫌「師範」二字討厭，把北師大改為「教育革命大學」，把校門口校牌抬回來，貼上「中國教育革命大學」幾個字。但我覺著不如外語學院改成「世界革命大學」神氣。
1966年6月的一天傍晚，彩霞滿天，忽然「毛主席萬歲」響徹北師大校園——以七機部副部長孫友漁為首的工作組，奉北京市新市委委派進駐北師大。眾生熱淚汩汩如泉涌，迎接毛主席派來的親人（不知那是劉少奇司令部派來的消防隊）。孫友漁站在主樓陽台上向滿含熱淚的我們招手致意。他雪白襯衫外套毛背心，風度瀟灑。沒娘的孩子又有了娘。
工作組進校後，宣布「內外有別」，先在圖書館二層大閱覽室開闢大字報區，鐵絲縱橫交錯，大字報飄飄然，揭露程今吾、謝芳春、石森、馬建民。我們都渴望大字報能揭發驚人的反革命滔天大罪。然而很失望。依稀記得程今吾是延安小學（高幹子弟）校長，有《延安一小學》著作。謝芳春原為廣西省委黨校校長，他只有關於「兩論」的輔導文章供挑刺；石森是解放軍總參幹部，為了加強高校政治思想工作到北師大做政治部主任，「三結合」進革委，講話語無倫次，被戲稱為「老阿鬥」。馬建民是作家楊沫的夫婿，《青春之歌》中的樣板人物。「三結合」幹部，水平也不咋地。我對於黑幫沒有像樣的可供批判上綱上線雞蛋里挑骨頭的文章，恨恨不已——總得抓住幾個「三家村」才過癮呀！
工作組在主樓八樓大會議室召開批判舊黨委走資派大會，神神秘秘，校園冷冷清清，一片死寂。我輩非黨團員游離於運動之外，只有少數黨團員參加批判。我自幼因政治原因一向自卑，自己個兒歸類為落後分子。在主樓批判黨委書記大會，學生代表出席，我班是董連猛與焉有份。有幾次大中小會議報告，規定團員才可參加，全校設分會場聯播。系裡黨團員開會，我班六位團外人士，單獨學習討論。好像在非黨團員中，我又成了地位較高的——我是主持學習討論的召集人。校園冷清淒涼。真如偉大領袖說的，把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打下去！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又何其毒也。
文革伊始，北京市委改組，以李雪峰、吳德為首的新市委取彭真、劉仁的舊北京市委而代之。北師大遂有熱血青年張貼大字報，砸爛舊黨委，認為以前加入的是反革命黑幫集團彭真的修正主義黨團組織，遂宣布自即日起退出黨組織，重新申請加入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旗下的中國共產黨。此聲明甫出，即群起而攻之：你宣布退黨，就是叛黨。那幾個「退黨者」嚇得腿肚子篩糠，趕忙謝罪。好在各級黨組織癱瘓，不再過組織生活，也不繳納黨費了，沒有書記副書記管轄，人自為戰了。
後來我研究基督教歷史，知道，基督徒一旦奉父子聖靈的名受洗，不管給你施洗的牧師、神父成為異端，叛教者，還是腐敗分子，那洗禮都有效，無須二次受洗。因為是奉父子聖靈的名，水是聖水，聖靈在起作用。只要手續完備，在組織程序上，你就是合法合理的基督徒。同樣，那個黨組織可能垮了，屬於黑幫、舊北京市委，但你在宣誓時，馬克思的英靈就注入你的靈魂里。你加入的，還是以毛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文革前夜，我被本班團支部通過發展為新團員，但沒有扶正，還沒有履行手續，還沒有宣誓就職就天下大亂，神州陸沉。我從此永久性地成為無黨派人士。1971年北師大吐故納新恢復黨團組織生活，效率太低，也還是沒有履行手續成為團員。我到銀川六中當學生班主任，學生入團得經我手，我不好意思。學校書記說，班主任是受黨的委託。我這才挺起腰杆。
有一天，北師大文史樓108教室忽然人聲鼎沸，人們一窩蜂湧去。原來高年級有幾個出身不好的非黨團員，平時政治表現又差的人也想乘機造反（人家黨內內鬥，你激動神馬）。高年級黨員幹部以風捲殘雲之勢揪鬥之。批判大會主旨是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我們對高年級學生和一部分老師頗覺陌生——他們剛從山西武鄉四清一線撤退回校。主持鬥爭大會的高年級一位黨員大哥哥大概是肝癌，帶病上陣，腹部抵頂講桌桌角，臉上氣色不佳，但極具鬥爭口才和組織才幹，成功揪出幾個翻天的「游魚」——據說有一位右派學生，其舅父在台灣，是國民黨軍官。這讓我嚇出一身冷汗。
後來據說孫友漁執行的是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市委又派了國家物價局局長劉卓甫到師大。劉卓甫不像孫友漁風度翩翩。1966年7月27日，中央文革一干人馬光臨。大會上中文系王蘭怒斥劉卓甫執行了一條「沒有孫友漁的孫友漁路線」。江青喝令劉卓甫站在一邊，他乖乖低頭。
北師大井岡山紅衛兵袖章偏窄，毛體紅衛兵仨黃字偏小，且正上方有一顆五星。師大井岡山戰歌來自電影《碧海丹心》的插曲《鋼一連連歌》：「巍巍井岡山，養育著鋼一連，毛代表就在我們的身邊，朱軍長走在隊伍的前面。我們來自南昌城下，我們來自湘江兩岸，為了紅色政權，和白匪軍決一死戰。」
此組織的戰地歌曲還有《雄偉的井岡山》：「雄偉的井岡山，八一軍旗紅，開天闢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從無到有靠誰人，偉大的共產黨，偉大的毛澤東，偉大的毛澤東。二萬五千里，萬水千山，突破重圍去抗日，高舉紅旗上延安，轉危為安靠誰人？偉大的共產黨，偉大的毛澤東，偉大的毛—澤—東。」1967年「五一」或國慶，北師大和北大在天安門廣場是鄰居，打派仗，對歌互罵，對口快板，三句半，山東柳琴。把北大打敗了。北師大表演「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疊羅漢的文宣隊搭人梯排成山嶽，手指北大方陣。北師大井岡山每次開會還集體放歌「井岡山之歌」：「羅霄山脈的中段，有一座雄偉的高山。蒼松翠竹常年青，山洪流水永不斷。偉大領袖毛澤東，在那一九二七年，他把人民的枷鎖打爛，帶領著紅軍上了山，你是革命的搖籃。啊啊啊啊啊啊啊。」
1966年11月下旬，北農大附中高三學生伊林（本姓劉）、滌西（本姓張）張貼《致林副統帥的一封公開信》。12月初，北師大物理系三年級學生楊以鴻、劉中柱張貼《也致林副統帥的一封公開信》。北師大中文系一年級學生林鋒（本姓敦）、衛東彪（本姓張）也貼出給林彪「提意見」的大字報。該校物理系、數學系的學生張貼「給中央文革」「提意見和建議」的大字報。清華、北大、中科技大也有給林彪提意見，給中央文革提意見的大字報出現。
對林彪的「意見」，主要是反對稱「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高得多」，「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的說辭，認為「頂峰」論割斷歷史，否認馬列主義繼續發展，不符合辯證法，認為「天才論」否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和動力的唯物史觀，是「英雄造時勢，偉人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伊林、滌西、楊以鴻、劉中柱的大字報言辭激烈，「警告」「敬愛的林副統帥，歷史的辯證法是無情的，歷史的辯證法又是公正的……我們不願看到有一天歷史的辯證法之鞭落到您身上」！
反對中央文革的大字報則主要是針對亂批亂鬥造成的混亂，稱若發展下去，社會生產和生活必將遭受更大損失，建議「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等領導機構照黨的政策加強領導，「採取有效、有力措施，予以矯正」，將「文革」引向正確軌道。
忠言逆耳，被稱為「十二月黑風」的學生遭到鎮壓。1966年12月中下旬，他們被「拘留審查」。在查清他們「身後」並無「黑手」操縱後，1967年6、7月間他們被解除拘留，回校接受「專政改造」，編入「學生勞改隊」。1969年8月，完全解除「勞改」，是團員的恢復組織生活。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工軍宣隊說：林彪自取滅亡，並不意味著你們當初就正確。這件事情今後組織上不再說了，你們自己也不要再說了。「事出有因，查無實據」。1978年，他們最終得到「平反」。伊林於1978年考取人民大學，楊以鴻1978年考取楊振寧的研究生，赴美留學，學成歸國。但終因「勞改」落下的病根，於1988年病逝，年僅41歲。
北師大外語系另有一個方義奎，名不見經傳，1966年12月因為攻擊林副主席遭遇批鬥關押，據說精神失常。我們的歷次政治鬥爭標準不斷改變，今是而昨非，朝令而夕改，但當其時也，罪名和罪行都很嚇人，過後一風吹，整人者，輕輕拍屁股走人，然而在被整者，被批鬥被關押者，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失去的卻是全部，甚至生命。
北師大井岡山帶頭造反事跡主要有：造孔廟的反，反「二月逆流」，造大慶、大寨展覽的反，武漢支持造反派，火燒英代辦，「揪劉火線」。
1967年3月，我被抽調到社科院和北師大的「中央各部聯合調查組」，那是中央文革為滲透到周恩來管轄的地盤竊取動向，掌控中央各部對李先念、陳毅的意見，反擊「二月逆流」搞的一個組織。我被分到財貿口。然而沒有見到過一張關於他們的大字報。我當時血氣方剛，覺得周總理和李先念比較右，希望真的能發現有關他們的大字報。青年人容易被利用。人有虐待情結，希望別人倒霉。肉食者利用人性的弱點從中漁利。
我在中央各部調查組結識了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牟鍾鑒、李富華、李興華諸位大哥哥。起初奇怪怎麼還有大學生研究宗教。問他們可不可以結婚，是否必須持齋食素，是不是打到宗教內部竊取情報。後來才知道毛澤東說過學點宗教，又知道同在一個調查組的人觀點不盡相同，也有維護李先念、李富春、陳毅、余秋里的。他們後來也分成兩派。就是當年真造反的「聯隊」朋友，他們後來也切齒痛恨後面的潘梓年、吳傳啟、林聿時。可是又怎麼可以怪罪於他們幾個書生呢！我因了這點滴社會科學知識，後來就報考了南大宗教研究生，拿基督教學理言說社會問題！清查「五一六」時，分到東北的同學所在學校覺著這位同學反對過李先念，於是千里迢迢來北京外調。我沒有捏造，也沒誣陷，外調的人說我不老實，「問題不在大小，關鍵在於態度」。我就火兒了。蔣亨俊老師——她落難時我幫助過的——說我態度不好。我告訴自己，永遠不要憐憫別人。
北師大革委會成立後的1967年春天，系革委會成立，俄四李保全是系主任。我們年級也成立文革小組領導班子。一個班出一個人任年級文革小組成員。我們班，一年級一班，我和王爾德、劉澤英是大家選出的文革小組成員。我的意見是讓劉澤英去年級小組，但劉澤英不和我們商量，就把自己個兒報上去，惹得我生氣了。我提出，誰進年級小組得大家選舉。果然大家同意我去，殺了她的威風。可我還是讓她去了，因為我不願意和那幾個不熟悉的牛頭馬面在一起。我和陌生人說話就拘謹。其實，我和劉澤英是好朋友，就因為她和年級那幾個人走得近，我們彼此觀點有異，才疏遠了。不過儘管在井岡山里我屬於異議人士，但我倆私交不錯。我住醫院她常去看，她後來嫁給了北大畢業的搞原子彈的。
1966年紅八月，夏日炎炎，女生穿短褲不穿裙子，開口閉口「他媽的」、「操」（現在叫「靠」，Cow）。到批鬥台上踢打牛鬼蛇神，是革命的表現。說句實話，女孩子內向羞怯，其實是一種美。大呼小叫，不好。瘋狂的行為，最好讓我們這等粗人干。
1966年盛夏，人民日報記者碰到我班美女王崇義。王說自己是「崇拜毛澤東主義」的崇義。「你叫我小王吧」。後來傳開，大家戲謔地叫她「小王八」。王崇義是學校文藝宣傳隊的，叫北師大革委會宣傳隊（脫胎於井岡山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舞蹈動作大體是右臂抱拳橫胸前，左臂後甩，前腿弓，後腿蹬，作橫眉怒目狀，口中念念豪言壯詞。或其餘三肢同，右手下指，目光如炬，怒斥劉鄧。右臂斜劈，表示橫掃。右臂抬起作仰視狀，即望見北斗懷念偉人。要是砸爛狗頭，就杏眼圓睜，纖纖玉手握重拳砸下。每次香汗涔涔，鍛鍊了身體。
紅八月，「紅色恐怖」。一位「狗崽子」湯運昌，寫大字報改名「毛為民」。同班女同學不讓他革命：「你也配姓毛？」站到凳子上，用掃把頂住一張沾滿漿糊的破紙，上面寫「狗崽子湯運昌」，要蓋住「毛為民」。大字報底下許多「跟貼」，都是糟蹋他。其實，湯姓出自成湯，即商朝的開國君主。這是貴族呀。運昌，多好的名字，鴻運昌盛。那時候，我老是自責：祖宗為嘛不拉一根打狗棍討飯！且常為舊社會家裡不窮而懊惱。
北師大井岡山戰鬥團內部的南北兩派是這樣的：井岡山的元老們，大多是有思想有見識的敏感的一批優秀學子，他們自覺造反，最先組建井岡山戰鬥團。但1966年冬井岡山內部大辯論大分化。最早的井岡山戰士最有思想。有保姆的左派譚厚蘭不能容忍他們比自己更有能力。他們退出後組建了井岡山造反兵團。北師大井岡山造反兵團也叫井岡山，因為當初北師大井岡山戰鬥團就是他們始作其俑。譚厚蘭上山後翦除王倫王佐們火併他們，董連猛當初還在偽紅衛兵師任軍職。王頌平、李先華、蒲壽章等井岡山「元老們」被趕下山，只好另立井岡山造反兵團。沒有退出的，就是後來的南派基底。即使如此，井岡山內部依然有一批「元老」不滿於譚厚蘭的無能。一般人心目中譚厚蘭並非才華橫溢，只是事先得到內部小道消息，奉辭伐罪（奉辭伐罪，指奉嚴正之辭而討有罪。《書·大禹謨》；「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伐，一作「罰」）。師大最早造反的有為青年中不乏才智志士。
1967年春，北師大革委會成立前後，井岡山二度分裂，大字報中心區南北兩面各有一份聲明，分別形成為南派和北派。南派是反對派。這一派1967年冬延伸為「大海航行靠舵手聯合編輯部」——多麼奇特的名稱，一個鬆散的小團伙。我是這一派的。發起人中文系張夢陽先生，如今是魯迅研究達人秀，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井岡山內部的反對派，便具雛形。譚厚蘭的革委會內部有了分歧和對立面，給善於鑽營的某些人以可乘之機。1967年9月，王力、關鋒、林傑倒台，革委會再度分裂。樊、黃、李三位常委身陷囹圄。此時革委會剩下譚厚蘭、董連猛，石森，馬建民，曾照耀等。樊、黃、李在德勝門看守所吃八兩窩頭（當時的調侃用語）。
工軍宣隊清查「五一六」，外語系劉月英僅僅因為不擁看護宣隊就成了犧牲品。劉月英，山東女子，後來和兵團觀點一致。
據數學系衛小慧的見證，1971年在北師大校醫院住院時，一天，門外響起了咚咚咚的聲音，還是隔壁那個可愛的劉月英，又拄著拐杖在樓道里頑強地練習走步。劉月英喘著粗氣，靠在衛小慧病房的門框上。她摔得非常慘，骨盆粉碎性骨折，雖然做了手術，痛苦減輕了許多，但下肢神經已不可修復，整個下半身就像撥浪鼓一樣甩動著。衛小慧真想去攙扶一下，可她又不敢去。劉月英後面跟著兩個人，像押解犯人似地監視著，不允許她和別人接觸，不允許別人和她說話。她不光失去了青春，也失去了自由。怎麼會這麼殘忍。劉月英放下一隻拐杖，把一綹搭在眼前的頭髮撥到耳後，原來紅潤、稚嫩的臉上，現在幾乎沒有了血色。幾步路就折磨得她上氣不接下氣。聽說分到江蘇的同學上午都走了，其中就有她的男朋友丁鋒（道升）。也許劉月英不想拖累男友，讓他輕輕鬆鬆走了。可她今後怎麼過呢？那麼漂亮的一個姑娘，人人羨慕的新黨員，當初怎麼就這麼想不開？四·二六，就這樣毀滅了一個風華正茂的人生。這個重大責任究竟應該由誰來承擔？想到這裡，衛小慧的眼淚都要流出來了。只見劉月英拄著拐杖，咬著牙，強忍著劇痛，想邁出一隻腿，然而腿卻不聽使喚。這一步步走向康復之路是多麼艱難。她練啊，練啊，然而汗水仍然難以換來想像的效果。校醫院只留下她堅韌不拔的身影。後來她父親接她回家，幾年後她拖著殘疾的身子到師大討個說法，最終在師大綠園地下室一間房子裡孤獨地結束了她寶貴的一生。
未經省查的人生沒有價值。顧後方能瞻前。人貴有自知之明。國君若無自知之明，就會使民族陷於萬劫不復之地。徹底反思才是擺脫厄運的不二法門。文革的參與者如我們，千萬別落入一貫正確的雷區。我們是受害者，但也被裹挾，惡作劇加害於人。我們自己絕非可憐而無害。文革回憶的最大誤區，是認為罪錯都在人家，唯獨自己蒙冤受屈，或唯獨自己一貫正確，後來可憐兮兮。別人是真正反黨反革命，他人受難是罪有應得，唯獨自己丹心向陽，似乎即使自己落井下石，也是響應偉大號召。我們所受到的最大傷害並非我們曾經成為階下囚，而在我們趾高氣揚手執鋼鞭「得令得令」將你打。當我們激昂慷慨，不可一世之時，我們的靈魂最蒼白無力，最被玷污。
《記憶》2019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