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近日，著名媒體人、前中國央視記者王志安在推特上發表了一系列針對工會及罷工問題的評論，具體內容較多，不一一列舉。
簡而言之，王志安認為，工會組織工人罷工，乃至工會存在本身，阻礙了生產力提高、降低了經濟效率、破壞了經濟自由，不利於企業家及企業發展、也有害於工人自身。王志安還認為應該廢除工會、禁止甚至鎮壓罷工、市場競爭高度自由化，尤其反對工會組織和工人集體行動、也不承認剝削壓迫的存在，要工人努力工作、提高效率、靠自身奮鬥獲得收入，社會整體也會受益。王志安還明確說明這些言論並非開玩笑，而是他認為的「常識」。
王志安言論一出，引發激烈爭議。有不少右翼的泛自由派人士支持他的觀點，也有不少反對聲音。
筆者雖然並非勞工領域專業人士，但作為一位對於國際工運史及中國工人境況有所了解的人，在本文就王志安的言論及與工會和罷工相關的問題做些評論，希望能夠讓更多人了解工人組織與罷工權的起源、價值、正負兩面影響，以及世界各國工會及罷工權問題、中國工人面對的真實境況及捍衛其權利與尊嚴的重要。
人類罷工活動的起源、發展、形式的演變
狹義的罷工運動，是指17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產業工人為主體的人群，通過停止工作、拒絕完成企業主任務、為工程製造障礙等方式，爭取權利和保障自身利益的活動。
而廣義的罷工，則與人類文明史伴生，古代奴工（如手工業者、服務於貴族的僕役）和農民及所有勞動者，都曾以各種罷工或怠工形式，來對抗主人的剝削壓迫、爭取相對較好的待遇。
古代徭役和農奴制之所以效率低下，即便用皮鞭和棍子逼迫奴工，也仍然無法激起奴工積極性，正是因為奴工敢怒不敢言、無力直接反抗，就在勞動中儘可能偷懶和磋磨，以緩解自身勞動的勞累和被暴力壓迫的痛苦。這種怠工往往沒有明確的領導者，而是依靠奴工們心照不宣的默契。
近現代各國紛紛廢除農奴制和莊園奴隸制，如1861年俄國亞歷山大二世改革、林肯時代美國廢除奴隸制，也正是為解放生產力、提高勞動效率。相對於奴工，自由民有了更多自由和尊嚴，也有著更強勞動積極性。而廢除奴隸制的國家，之後經濟都更迅猛和良好的發展。
工業革命後工人惡劣的生存境況導致罷工的規模化與組織化
而工業革命後，生產方式發生翻天覆地變化，操作新式生產工具的產業工人出現，且數目迅速而不斷的擴大。這些產業工人一方面獲得了相對農民和傳統手工業者更高的平均收入、區別於「男耕女織」的傳統農業生活，也遭遇新的剝削和苦痛。鋼鐵工人、煤礦工人、建築工人……各行業產業工人在將世界改造的天翻地覆同時，自身卻工作在令人痛苦和危險的環境中。
如鋼鐵工人要面臨高溫熱流的侵襲、濃菸灰渣的浸染、鍋爐爆炸的危險，煤礦工人更是在幾乎完全沒有安全設施的井下作業，發生死亡事故是家常便飯。直到20世紀前30年，美國煤礦每年有3000多名礦工因各類事故死亡，每開採100萬噸煤炭，就要付出8.37條生命。而如塵肺病等職業病造成的死亡，大多數都難以統計，實際因工致死致殘人數比以上數字更高。而一張反映1900年比利時礦工下井的照片中，數十名礦工被塞在狹小的下井梯中，像動物一樣骯髒和蜷縮。這些都反映了直到20世紀初，歐美工人工作條件仍然危險和惡劣，更不用說更早的18-19世紀了。
總之，那時的工人工作在非常惡劣和危險的環境中，勞動工時很長、收入遠低於產出的經濟效益和付出的各種代價。一些工人還時常面臨失去生命或重度殘疾的危險。另外，工人之間也存在不平等，女工和童工收入顯著低於成年男性工人、非白人工人收入顯著低於白人工人（哪怕勞動成果相同，也是差異化對待）。
罷工及工人運動的抗爭以及現代工會的誕生、發展和作用
正是許多不公不義、惡劣的工作條件和微薄的報酬，讓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工人開始團結起來，爭取權利和尊嚴。訴求包括改善工作條件、實行八鐘點工作制、對傷殘工人予以保障等。之後還有女性的抗爭，要求男女同工同酬。而產業工人的結社，也正是在此時大規模成型。
工人們之所以組織起來，是由於單個工人根本無力對抗財大氣粗、僱傭黑幫人士、還有國家機器保護的企業主。個體的抗議、罷工、辭職，顯然也不能影響企業主和政府的決策。無論武裝反抗，還是和平非暴力抗爭，都需要工人團結和組織起來。現代的工會也就應運而生。
工會的宗旨是為了維看護人權益，並要求成員集體行動、與同事同仁共進退。工會在罷工或其他抗議時，還會有糾察隊動員參與和維持秩序，對於背叛工人集體的「工賊」往往還施以暴力手段。但這是維看護運秩序的必要，否則就無法凝聚力量抗爭，會被軟硬兼施、同樣有暴力能力的企業主及其打手、政府軍警輕易瓦解和鎮壓。
正是在工會組織的罷工和其他抗爭下，從18世紀到20世紀，各國工人階級的權利從無到有、保障由少到多，從如奴工一樣的工作機器、行屍走肉，到成為有自主性和尊嚴的工人階級。如八鐘點工作制、工傷保障、工人醫療和養老保障（退休制度）、工作環境安全保障、工人在必要範圍內的自主自治等，逐步得到實現。
不僅工人權利和保障制度的建立有賴於工人抗爭，各種權利和保障制度的維護，同樣依靠工會、罷工壓力、各種工人運動。否則，各項保障只是一紙空文或大打折扣。法律和制度條文的詮釋、使用、註解，都取決於法律的制定與執行者及其受到的各方影響。當資本家和親資本政府力量強大時，法律的解釋和執行就利於資方；當工人團結和有影響力時，有利鐘擺就會偏向勞方。且雙方的博弈往往可以讓法律的解釋和執行更加公平。而如果只有一方的影響，或雙方的力量及話語權相差懸殊，法律的天平就會傾斜而不公正。
歐美之所以工人保障較好，正是在於工人的團結、工會的強大、工人運動的蓬勃。美國雖然貧富差距大，但工人運動的強大仍然讓藍領和白領工人都能得到較好保障。而像香港等亞洲地區，工人權益往往較差，很大程度在於工人組織不力、政府對工人的打壓。例如香港從港英時期到中共統治至今，政府都阻止工人擁有「集體談判權」，而工廠主和地產主在政法界和輿論界都有壟斷性影響力，是香港貧富懸殊、中下層工人生活痛苦的原因之一。
罷工及工會的利弊分析及社會力量的制衡
當然，工會及罷工也確實有各種副作用、負面影響。工人組織起來抗爭既可以爭取合情合理合法的權益，也可能爭取不合現實的、過高的收入和利益。罷工活動也會影響生產進度和效率。工會在組織罷工中，對待工人、企業主及打手、警察時，有時也會使用暴力手段。而一些缺乏品德和怠工者，也會利用工會及反抗企業主的活動以謀取不合情理法的利益。大規模的罷工也會對社會秩序造成衝擊，甚至釀成極左極端革命，損害包括工人階級在內各國人民利益。
但這些問題是任何組織和社會運動都會帶來的一些副作用，其危害是有限的，以及可以通過一些方式加以弱化的。即便有這些弊端，也更不應因噎廢食，廢棄、禁制、打壓工會和罷工及其他工人運動。
首先，企業主、資本家、地產主等資產階級和精英階層，本就擁有巨量的資源，其不可能放任工會無限要求權利和利益。資方多數情況下都有充分的資源與勞方對抗，雙方博弈下形成妥協，而不會讓勞方單方獲利。
第二，政府機構不可能允許罷工者無限的要求和不斷損害社會秩序的行為。政府作為保守現行秩序的機構，普遍對罷工持容忍但不鼓勵的態度。民主體制下的政府，對於罷工雖然多數情況下會允許，但不會無限包容。如果罷工的要求明顯不合理而罷工時間過長，民眾也認為某次罷工不合理且過於影響正常生活，政府就會派出軍警人員強迫罷工停止，必要時還會武力鎮壓。而專制政府則更加普遍鎮壓罷工。在這樣的前提下，工會和罷工工人不可能隨心所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