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前中國工人與工運簡史
在1949年之前，中國的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相較於其他國家尤其亞非拉國家，是沒有多少特殊性的，與國際工人及工運的主流基本一致。中國現代產業工人誕生於從清末洋務運動到民國實業救國的歷史浪潮中，而中國工運的大規模興起則是民國初年。
相較於歐美的工人階級，中國工人的工作條件更為惡劣、收入更是微薄、生活更加拮据。這很大程度在於清末民初中國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落後、生產關係的野蠻，以及中國官吏更加殘忍的剝削、對待工人的苛酷。中國工人及工業還要遭受顯著先進於中國的西方企業競爭和西洋工業品的衝擊。日本明治維新後，中國工業又面臨日本的競爭和壓力。中國共產黨宣傳的中國人民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主義」這「三座大山」的壓迫下，雖是為其奪權的宣傳，但也是當時的客觀事實。
清末時，腐朽暴戾的滿洲貴族和滿漢官僚殘酷鎮壓大眾，所以那時的工人要麼逆來順受，要麼加入會黨參加起義，而沒有和平抗爭的空間和輿論發聲平台。民國後，社會自由空前增多，工人的和平非暴力運動、兼有暴力與和平的抗爭，呈爆炸性增長。另外，由極左翼的共產主義分子鼓動的工人暴動、武裝鬥爭，也日益增多。
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工人階級：被優待的特權階級和獨裁者的工具
1949年中共建政後，工人階級被賦予了中國領導階級的崇高地位。1954年及之後的多版憲法，都明確規定「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
而在現實中，毛澤東時代中國工人階級（準確說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工人），也確實居於領導地位，尤其相對於農民階層，工人在政治上、物質上、話語權上、生活上，都居於優越的位置和狀態。
毛時代中國工人自身的權利自由和生存狀況，則處於一種頗為特殊的狀態中。一方面，中共治下的工人並沒有正常民主國家工人那樣的政治自由、言論自由（甚至人身都不自由，如很難更換單位（沒有自由競業的可能）、沒有介紹信不能隨意旅行），也沒有真實的罷工權（雖然1975年憲法中包括了「罷工自由」，但只停留在名義上，且時間短暫，後又取消），與當時中國其他群體一樣被實際剝奪了政治權利，某種程度只是中共政權的工具和奴隸。
但另一方面，相較於占當時中國勞動人口約80%的農民階層，占中國勞動人口約15%的工人階級，享受著遠超農民的物質生活條件、地位上的尊崇、令農民艷羨的保障。在當時，中國工人的醫療、住房、養老、子女教育，均由工廠或政府完全承擔，個人不需支付一分錢。一些條件較好的企業，如鞍鋼、一汽、一拖等，還會給予工人療養、旅行、休假等待遇。除非「反革命」或犯下嚴重刑事罪行（如殺人），工廠會將其開除，否則即便不稱職、常年消極怠工、打架鬥毆，也可以將「鐵飯碗」捧一輩子。而當工人老去，不僅自己有退休金，子女往往還可以頂替職位，世襲罔替，同樣享受這些保障。
但同時，工人卻並沒有因此做出與所得相匹配的貢獻。相反，工人的生產效率、產品質量，都頗為令人失望。雖然中共利用和奴役工人，但又放縱工人在非政治的生產領域的墮落，以及工人對農民等更弱階層的壓迫。無論是計劃經濟及公有制本身的缺陷，或者說以「反對資產階級剝削」為理由對工人的尊崇和放縱，也往往放任工人的怠工、偷懶、「跑冒滴漏（各種生產事故和產料產品毀損）」。工業生產中也缺乏可靠的激勵機制，「干多干少一個樣」、「一杯茶一張報紙一把椅子（休息）一整天」。即便有時上級下命令進行工業「會戰」，也不管質量匆匆完工、敷衍交差，然後再回到喝茶看報聊天的日常狀態。
於是，毛時代的中國工業，效率極低、浪費嚴重，更沒有創新能力，主要靠吃民國的老本（甚至使用清末一些機械和技術）、蘇聯的援助、日本在偽滿存留的工業基礎等，以及從農民那裡榨取的巨量資源，維持臃腫龐大而又虛弱的工業體系、供養大量尸位素餐的工人。這時工人的福利，某種程度確實扮演著「養懶人」的角色。但工業效率低和工人怠惰，根本上並非福利問題，而是計劃與指令型經濟體制缺乏活力、中國特色生產管理體制不科學（相較於蘇聯雖僵化但有一定科學規劃，中國毛時代經濟更多是無序和混亂）、沒有競爭和對照、市場壓力和反饋缺失、監管不力等諸多原因共同造成。
毛澤東和中共扭曲了馬克思對工人階級的推崇，異化了社會主義，以「共產主義」的紅皮，行古代專制社會將人分為尊卑貴賤不同的等級社會之實，其工業體系、工廠運作、工人待遇，都是畸形的、違背經濟規律、違反平等的。它既不是資本主義工業模式，也不是社會主義模式，而是通過強制手段塑造的、為政權服務、不顧現實和生產效率、犧牲農民等其他階層權利，構建的畸形工業架構和工人待遇。這樣體制下的勞動權利保障體系，是非正常的、不平等的保障制度；這樣的工人，也不是正常的工人階級；這樣的工農關係、工人與其他階層的關係，也不是正常與和諧的生產關係與人際關係。顯然，也不能以毛時代工人的低效墮落，來否定正常環境國家工人福利保障制度的必要。
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後的工人階級境況：「同工不同酬」和「低人權優勢」
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中國工業由「全民所有制」和集體制等名義公有制的企業壟斷的歷史告一段落，私營經濟、外資經濟蓬勃發展。而大量農民也開始進城、從事工業和服務業（二三產業）工作。這樣，就誕生了農民工，即家園、戶籍、出身、社會待遇是農民，又在城市或工業區做工的特殊身份群體。2000年，中國農民工數量已超過2億，2023年已近3億。除了農民工，還有大量作為城市戶籍居民的非國企工人（包括白領和藍領及其他類型工人）、國企外包工人，自1980年代之後也有1-3億。而國企及大型集體所有制企業的正式工人，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在數千萬人這個量級波動。顯然農民工及城市非國企工人，構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人的真正主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