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國家的工人運動也未像蘇聯和中國那樣演變為左翼極權專制、「大鍋飯」，相反不少國家工人運動促進了自由民主。例如韓國、西班牙、葡萄牙、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國的工人運動，與學生、農民、市民、知識分子等群體的合作抗爭，共同促進了國家結束右翼專制獨裁，讓國家實現了民主和政治多元化。在蘇東劇變中，以波蘭「團結工會」為代表的工人抗爭，也成為結束蘇東極權的重要因素。
拿著蘇聯、東歐、毛時代中國等在列寧史達林體制下發生的工運和工會被利用和濫用的情況，來否定工會及罷工必要性的，是鄭人買履、刻舟求劍、一葉障目，完全不考慮更多有益案例和時代發展變化。而如果放眼這些紅色極權之外更廣泛更具代表性、更值得效仿的國家工人運動情況，就知道工會和工運是利大於弊的，只要沒有釀成大規模死亡的暴亂、沒有顛覆民主體制、堅持了平等博愛等普世人權立場，就無須擔憂。
歐美等國的工會及罷工，雖然也有一些弊端，如確實一定程度影響了勞動積極性，一些人寧願吃福利也不肯工作（雖然福利仍然遠低於工資），但瑕不掩瑜，整體顯然利於勞動階層利益及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繁榮。勞動和生產的目的，也是為了滿足人民的需要、促進人民的幸福、全民的平等和諧，而非為了少部分人的暴富和驕奢淫逸，不能為提高效率而不擇手段。罷工及工會有弊端，也可以加以檢討和改良，而不應否定其本身的必要性，不該因噎廢食。
對王志安貶損工運、質疑罷工與工會作用言論的批駁
王志安所說的柴契爾和里根在1980年代的措施，雖然讓英美兩國中短期內擺脫了經濟低迷和「滯脹」狀態，但長遠讓社會更不和諧、引發廣泛抗議，並遺留了大量問題。1990年，柴契爾在工人的咒罵中黯然下台。而里根雖完成兩屆任期，但其衣缽繼承者老布希也在1992年敗於柯林頓，反映了民意並不喜歡這兩個保守派典型人物。而接替他們的布朗、柯林頓等人，說所走的「新中間路線」/「第三條道路」，兼顧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逐漸恢復不少保守派執政時取締的勞工權利，才讓歐美社會重新走向平穩、貧富差距得到一定遏制。而柴契爾所說的「法治」，只是站在統治階級立場、選擇性利用法律的「法治」。實際上其鎮壓勞工運動、打壓北愛爾蘭反抗活動、在拉美與阿根廷發生戰爭，都涉嫌侵害人權、違反若干英國國內法與國際法。
王志安所提及的中國企業家曹德旺在美國開辦工廠，將中國那套「低人權優勢」，如壓低工資、加班加點工作、嚴苛紀律對待工人、打擊罷工和工會等，運用到美國的工廠、管理美國工人，雖然確實提高了生產效率，但顯然損害了工人權益，收益主要歸了資本家和政府。這種「中國模式」的輸出，破壞了已開發國家較為平等和諧的勞資關係，損害了勞工等弱勢者權益，不僅不應作為榜樣，還要以此為鑑避免這種模式向世界的擴散。
王志安重點強調的「福利養懶人」、「工會庇護懶人」等，本文對此已做了多次說明，在此再強調一些。福利雖有副作用，但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並不會和「養懶人」劃等號，也與中國國企工人貴族的養尊處優完全不同。而工人適當的得到休息，則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權利。並不是只有老闆和高級管理者才「配」享受假期、和家人悠閒度日，普通勞動者也應有這樣的權利和福利。這固然一定程度影響效率和便利，但工人自己難道不需要消費和接受服務嗎？而且勞逸結合，更利於工人在較短工時中集中精力工作、事半功倍，利於激發工人自主活力和創新，而不是讓工人在連軸轉的高壓工作中心力憔悴、事倍功半。
而王志安所說的「支持非經濟的保障，如反對歧視、改善工作條件」、「只是反對經濟要求（提高工資）」，現實中無論經濟要求還是非經濟保障，都需要有工人的抗爭，尤其工會和集體談判，才能實現和得以維持。而並非靠講道理。而罷工工人對於增加工資的要求，大多數時候都有具體的情理而非漫天要價。
王志安所說「曹德旺給美國工人帶來飯碗，否則都餓死」，更是站在資本家和富人一方、蔑視勞工自主性和尊嚴的荒唐言論。工業生產及消費與盈利，是工人、資本家、技術人員、銷售者、政府、社會各相關方共同完成的，而非哪一方的恩賜。而且工人處於整個生產鏈條的主要部位，是生產建設的主體，有權待價而沽。而中國等一些國家出現「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情況，恰恰是不正常的、因為工人農民等群體在壓榨下過於貧困和無力，不得不相互「內卷」、競爭中壓低勞動價格、像砧板魚肉一樣供權貴和資本家挑選。這恰恰更說明了工人團結組織抗爭、讓自己不再被賤賣的重要性。
王志安所說的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廠」、恰恰讓中國農民得到更多收入、更好條件，後半部分確是事實。相較於「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勞作及微薄的收入、村幹部和惡霸的壓榨，1990年代之前像奴工一樣為國家和生產隊勞動，在「富士康」起碼有了基本工資、過上半個自由人和工業化生活。這確實是一個巨大進步。但這顯然不意味著「富士康」及其他企業的勞動保障好，只是在兩個爛的比較早相對爛的較輕而已。
王志安以「月嫂」等舉例，認為「沒有鬥爭、沒有工會，也能提高收入」。這既以偏概全，也誇大月嫂等勞動者的收益。首先月嫂的工作較為特殊，其工作非常繁重、需要消耗大量體力精力，以及細心耐心，還要和屎尿屁之類污穢物打交道，收入高一些本就正常。以前「月嫂」收入較低是中國窮人多、不惜力氣不怕骯髒，所以服務價低廉。隨著社會發展，很多窮人也並不需要過於賤賣勞動和尊嚴，勞動選擇也更多，「月嫂」價格逐漸升高也是正常。且恰恰是其他勞動者的抗爭，工廠等地工資提高，人們有了更多選擇工作的機會，才讓「月嫂」的工資上漲。這也更反映整個工人階級、勞動階層團結或分別的爭取權利的重要、對勞動者整體的增益。
「月嫂」照顧孩子、孕婦、老人，本身也讓多數主人不太敢過於壓榨，以免「月嫂」不好好照顧家人，這本身也是一種「制衡」。而且「月嫂」和主人「鬥智鬥勇」、爭取待遇的情況也不少，著名網絡紅人羅玉鳳就曾講過她和其他農村婦女做家政人員時，遇到各種「奇葩」主人及與其鬥爭的故事。
王志安所說「自願交易無剝削」，也是無視不同身份者之間存在的權力、資源、話語權不對等，必然導致強者剝削弱者的現實。許多「自願」在根本上是社會結構性不平等所致，根本也是「被迫」而非真的「自願」。為生計所迫、受權貴威壓，即便沒有直接被限制自由和強迫勞動，仍然是一種被迫。雖然資本家和技術人員因其關鍵性作用，是應在人均上高一些收入，但具體高多少、各方合同的勞動收益如何分配、工人的勞動成果是否真的最大限度得到回報，這些顯然都需要詳細討論、博弈、妥協，才能得到一個較公平的結論和分配方式。如果放任勞資之間的不公平，那必然導致和加劇剝削壓榨。
王志安將美國工會及當下中國工人辛苦勞作、飽受壓榨問題，和中國國企工人貴族的消極怠工、腐敗墮落混為一談，以後者掩蓋前者，顯然是張冠李戴、以偏概全、以少數當多數，充滿謬誤。對不同身份工人的差異問題，我在本文其他章節段落已有敘述分析，在此就不再重複。
王志安還曾發推文，把中國共產黨及其現行政策和「共產主義」劃等號。這又是典型的謬誤。中共在建黨之初確有共產主義理想，1949年之前和毛時代也有極左的、共產主義色彩的言行，但自1978年鄧小平開啟「改革開放」至今，無論經濟上的市場經濟、官僚資本主義，還是政治上的一黨專制，都與「共產主義」無關，中共名義上當然還標榜「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但實質是權貴資本主義。從「共產主義」的弊端來測評中共執政的得失，如同以尺子稱重，或以天平測長度，完全搞錯了對象。
對於王志安以上看法及其他與工人問題有關的言論，本文各章節內容都或多或少涉及和做了評論，基本上比較全面的回答了他的疑問、駁斥了他的謬誤。
雖然王志安所說的一部分話，從另外角度看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一些話也值得人們反思和認真考慮，理解事情的多面性和複雜性。但王志安的觀點根本上顯然是親權貴、資本家、既得利益者，而蔑視勞工、弱勢群體、受剝削壓迫者的。即便一些有道理的話，也是片面的、講了一面而忽視另一面的。他所推崇的東西，與中共「低人權優勢」為基本特徵的「中國模式」合拍，違背社會進步和普世人權，根本上是應否定和批判的。
總結：工人罷工權與組織工會權利現實中必要、維權時必需、法理上固有而不可剝奪
在中國，中國工人階級為國家發展建設、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們卻普遍沒有得到與貢獻匹配的待遇，權利時常受到侵害。中國廣義的工人階層也是當今社會的主體人群，人數已超過了農民階層。中國工人的處境和選擇，某種程度也代表著中國人的境遇、決定著中國的命運。而中國若要結束專制和不公不義，實現自由民主和保障人權，也缺少不了對中國工人利益的考量、中國工人的參與和抗爭。
所以，無論從工人自身利益、對經濟社會的影響、實現自由民主的目標，以及參看其他國家工人抗爭及取得的成果之前例，工人擁有組織工會、罷工的權利，以及言論、新聞出版、組黨參政等自由，都是必須、必要、有益的。工人結社、組織工會、集體抗爭，也是對抗強大的資方甚至政府和國家機器的需要。
而且正如前文所說，罷工和組織工會，本就是勞動者固有的「天賦人權（自然權利）」，即便沒有各種功利性益處，也是應予保障而不可剝奪的。
總之，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以及其他各國，工人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都應當得到理解、尊重、支持，而非懷疑、鄙夷、批判。而中國無論毛時代還是「改革開放」以來，其工業體系與工人待遇都較為特殊、存在雙軌制、對待工人與其名義意識形態不符（甚至相反）的情況，不應不加仔細分辨的判定。基於錯誤的認識，也不可能給出正確合理的解決方案。
面對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模式」和「低人權優勢」對中國工人、農民、個體經營者等弱勢群體的剝削壓迫，人們更應支持中國工人等勞動者和弱勢群體的抗爭，對抗弱肉強食的、充滿不公不義的、導致人與人尊嚴、貧富、人權差距都很懸殊的「中國模式」，讓中國勞動階級不再是工廠的「人肉電池」和權貴的「韭菜」，真正有尊嚴、有人權的生活。勞動者有了充分的保障，也能更多消費、促進經濟良性循環，中國經濟也能更加可持續的發展、社會也會相對和諧。
2024年9月25日
作者王慶民為旅歐青年學者yi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