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人的這些困窘，根本上都在於勞工權利保障和社會保障水平的低下、收入水平相較物價（尤其房子等剛需品價格）的微薄。這些國家社會的生產與建設者，並不能充分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
而這不僅讓工人自身陷於困窘，也不利於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拉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投資、出口、消費/內需，其中內部消費是絕大多數國家最重要的經濟動力，且最為根本和穩定。但由於中國工農等大眾收入偏低、社會保障不足，所以消費能力和願望也偏低，繼而影響經濟繁榮。只靠投資和出口拉動。也讓經濟不穩定和畸形。諾獎得主克魯格曼、美國財長耶倫等人，都曾疑惑過中國為何拒絕提高福利以刺激消費和改善經濟。
而中國之所以拒絕加強保障和提高福利以刺激消費、發展經濟，是因為其構建的「中國模式」是以「低人權優勢」為基底，儘可能壓榨平民和弱者、以低收入和零福利刺激人們拼命勞作換取溫飽。如果給予勞動者更多收入和保障，也就不再有「低人權優勢」。
若更進一步的揣測，中共也是希望以類似於古代秦國專制設計師商鞅的「疲民弱民辱民」之策，或按照現代政治經濟術語定義的「飢餓政治」，有意壓低國民所得和保障，削弱國民生存能力，以使國民長期生活在貧乏和不安定狀況下、沒有能力獨立和有尊嚴的生活，只能成為現代化下的某種形式的新式奴隸，必須通過依附體制、依賴強人、唯唯諾諾、謹小慎微、精緻利己，以維持基本生存，而無力表達不滿和反抗。
在「低人權優勢」為基本特徵的「中國模式」下，中國工人常年工作在「血汗工廠」中，沒有勞動者應有的尊嚴、保障，收入不抵貢獻。發生工傷事故，有時根本得不到賠償和善後，有時能夠得到一些補償但不足以彌補工人損失。一些工傷致殘的人更是喪失勞動能力、後半生都極為悽慘。這些都實實在在損害著工人的權利和利益。雖然最近十幾年，中國勞動仲裁機制和司法體制有了一些進步、規範化和實效性都有提高，但仍很有局限，且受益者主要是白領階層及其他正規企業的中層及以上人士，大多數勞動者難以通過正規渠道討得公道。
如果說在1980-1990年代，由於中國過於貧窮落後，也尚未完全進入現代市場經濟和融入全球化，過渡期間以強調效率、發展經濟為主，勞動者也急著滿足溫飽而無暇考慮更多權利，尚可理解。但進入21世紀，中國已全面現代化、國家日益富強，作為國家最主要貢獻者的工人（包括農民工），顯然應當更多更公平的分享勞動成果，而非繼續做「血汗工廠」的奴工。許多在「富士康」工廠代工蘋果手機的中國工人，卻買不起蘋果手機，這本身就是一種諷刺。而同時，美國工人工作不到一周，所得工資即可購買最新款的蘋果手機。
而所謂「福利養懶人」問題，在非國企的工人及國企的外包工人中，基本並不存在。或者說，中國工人的保障程度，還遠沒有到將「福利太高養懶人」加以重點考慮的水平。這就像對一個常年食不果腹、飢腸轆轆的人，不積極保障其進食救命，卻考慮其營養過剩會得肥胖症、糖分攝入過多會有糖尿病，顯然是脫離現實的杞人憂天，顛倒了事實、搞錯了重點，影響了當務之急的救助。
生活在「中國模式」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下的中國工人，遭受著中共權貴和官僚、本國資產階級、外國勢力和資本的多重壓迫，還遭受這些勢力所僱傭的打手及黑惡勢力的直接傷害，既有世界各國尤其開發中國家工人遭受壓迫的普遍性，也有在中國極權和叢林模式、名義上為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形左實右」政策迷惑、嚴密的專制壓迫和控制下被剝奪更多權利自由、被壓榨程度更重、反抗更難的特殊性。這同時意味著，中國工人有以結社和罷工等形式反抗的更大正義性。
中國工人抗爭面臨的困境和「軟肋」：專制體制、無組織與散沙化、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極端自由主義思潮
處在惡劣境況中的中國工人，發起過不少次的罷工和抗議活動。最近十年中，以2018年深圳佳士工人罷工、2022年底河南「富士康」等全國各地工人抵制「清零」政策與配合學生和市民「白紙運動」為典型。前者有數千工人、學生、毛派人士參與，後者參與的工人有數以萬計。但像這樣大規模且對全國都有一定影響的罷工，確實是少數。大多數罷工都只有數十至數百人，且往往只為具體的利益，而沒有政治性或長久的訴求。
中國工人難以抗爭，根本上當然是專制體制的壓制。中共嚴密控制和監視社會，對於工人運動更是嚴防死守。中共以工人運動起家，卻最害怕工人運動顛覆其統治。中共嚴禁任何形式的獨立工會出現，哪怕是鬆散的結社也不允許。近兩年，外賣騎手這一行業勞動者多次組織集體抗爭，一些騎手結成非正式的組織，為外賣員爭取權利，但很快被警方「破獲」，骨幹成員被拘捕。而前述的佳士工運和「富士康」罷工，工人組織也都被摧毀、主要人物被捕。
對以上問題，中外都有不少研究，我在此不再詳細展開。但另有一個阻礙中國工人抗爭的因素，是頗為值得提及的。那就是中國社會中，無論精英還是平民、建制派還是自由派，普遍秉承的主張弱肉強食、叢林法則、自我奮鬥，及崇尚極端個人主義、極端自由主義，而同時極度鄙夷平等公正、照顧弱勢、福利保障，這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的泛濫。
經歷毛澤東殘酷政治運動和激進共產主義政策的極左時代後，中國人在遭受創傷後變得對於左翼、社會主義、平等極為厭惡，不僅反感毛澤東和列寧史達林式極左極權，連帶也對主張以和平漸進方式改良社會、促進公平的中左翼社會民主主義、高福利、勞工運動與權利保障、女權與婦女權利保障等，「恨屋及烏」的厭惡和遠離。哪怕這兩種「左」有著天壤之別，但人們並不加以區分。
尤其是本應代表中國良心、批判黑暗、呼喚正義的中國自由派/政治反對派人士，大多數就是反對高福利、良好社會保障、勞工權利、罷工、組織工會權利的。他們認為這會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大鍋飯」、「絕對平均主義」，會損害勞動積極性，會損害勤勞者和富人的利益，變成「養懶人」。這些人還非常反對罷工，認為損害社會秩序、破壞經濟，更將工會視為「洪水猛獸」。
這些人在認知上也出現嚴重偏差和錯位。如今中國的問題顯然是社會不平等、工人和農民等弱勢群體急需得到保障，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更加重視公平，通過稅收調節貧富差距等。而他們卻還在強調「不養懶人」、自由放任、減少稅收。他們似乎看不到中共實際的政策與中共意識形態標榜的完全相反，總是拿中共名義標榜的左翼立場作為靶子，卻忽視現實中中共實行極右翼的權貴資本主義和壓榨工農的政策。這些人還混淆了國企工人貴族和非國企的民營經濟下的工人，以毛時代的工人及如今占中國工人少數的國企工人的待遇和怠工，遮掩了「改革開放」以來大多數中國工人工作辛苦、生計艱難的事實。
而這些中國自由派和反對派人士，也嚴重缺乏對於工業革命後國際工人處境變遷及工人運動史的了解，不知道在極左暴力革命之外，還有更具規模、更有影響力的非暴力的勞工抗爭、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和實踐，以鬥爭、妥協、改良為方式的階級調和與促進公正的進步路徑。他們沒有看到19世紀中葉尤其20世紀中葉以來，以和平方式為主的民權運動、平權運動、勞工運動取得了巨大成功、對人權和平民生活的極大改善，也沒有看到中國的問題並非極左共產主義，而恰恰是工人農民生活艱難，需要發起階級抗爭的事實。
文章開頭引述的王志安的反罷工反工會言論，不僅是他一個人的看法，也是中國許多自由派人士共同的觀點。而這又同時是中共官員和體制內精英的觀點，也是中共實際上在實行的政策。在反對勞工權利、反罷工、反工會問題上，中共政權和反共自由派，居然達成了高度一致。這不得不說是非常諷刺的事。
這樣的社會價值觀，尤其自由派精英的這些看法，不僅停留在個人觀念上，也實實在在影響了現實，阻礙了勞工權利的伸張和實現。因為他們的影響力，無論其發表反對工人運動的言論，還是拒絕參與和傳播中國工人反抗的活動，都顯著阻礙了中國的工人抗爭，也不利於反對中共專制和實現自由民主。
工運有利於維護勞工權利、促進經濟良性循環和社會和諧、推動自由民主
這也正是我寫下本文的原因。罷工和組織工會在內的工人運動和工人團結組織，對於工人階級維護權利非常重要。無論在民主國家還是專制國家，都不可能單憑法律保衛權利。法律的制定、解釋、實踐、修改，也都在於各方的博弈。
而二戰後歐美及許多亞非拉國家，工人運動有力維護了勞動階級的權利，也即維護了最大多數人的權利，且並沒有犧牲少數人的權利。如歐洲人民之所以在戰後過上「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保障下的生活，正是在於工人的抗爭，以及資本主義統治者擔心高舉工人權利旗幟的蘇聯紅色政權滲透，而對本國中下層勞動階層的妥協。勞工權利的改善，也直接和間接助推動了婦女、兒童、殘疾人、少數族裔、LGBT群體等弱勢者權利的改善。這些群體中的勞動者直接受益，而非勞動者也在勞工權利抗爭和受益過程中，得到了啟迪和幫助，由邊緣和受害，邁向平權。
歐美二戰後高度發展和繁榮的「黃金時代」1950-1970年代，與國際上風起雲湧的工人運動及社會福利迅速提高時期重合。而工運和工會衰落的1980-1990年代，恰是歐美貧富差距拉大、資本主義國家新的社會矛盾和新危機萌芽和逐漸惡化的時期。雖然歐美的興盛與危機並非全由勞工待遇和公民福利保障決定，但其起碼是一種原因、一個方面。
二戰後各國經濟能夠持續繁榮，還在於勞動階級為代表的中下層人士有了更多收入和保障，人們有了更強的消費能力和意願，勞動產品有了更多更穩定的銷量，形成了生產與消費的良性循環。以前因為產品積壓等原因導致的經濟危機減少、程度減輕。而勞動階層普遍有了錢、可以買消費品、享受生活，與富人之間的貧富差距也有所縮小、階級矛盾緩和，也就不願再冒著死亡、受傷、坐牢風險參與暴力革命或製造致命騷亂，社會也更加安定和諧、國際關係也更為和平。這恰恰避免了發生蘇聯、中國、東南亞等地殘酷革命的危險和潛在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