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我考進了北大中文系。北大那時實行五年制，還有六年的專業。一開學，楊晦主任就在迎新大會上講，北大中文系不培養作家，這裡是培養學者的。當作家在我本不過一時興到之意，無可無不可，那就不當算了，當個學者也蠻好。新同學中不少人本來是非要當作家不可的，有的還發表過小說或詩歌，這時全傻了眼，過了好長時間才回過神來，不得已只好準備當學者。
我很順利地適應了這裡的學習生活。當時名師如雲，游國恩、王力、吳組緗、林庚、王瑤、彭蘭、朱德熙、吳小如、陳貽焮諸先生都給我們上課。吳小如先生一年級給我們講詩歌選和散文選，那些作品有若干是我先前讀過的，但聽他一講才知道這裡面還有許多奧妙，是我過去沒有弄清楚或者根本沒有想到的。稍後聽彭蘭、陳貽焮、趙齊平諸先生講文學史，風格各異，又得到多方面的啟迪。讀文學作品只是認得那些字能講出大意來遠遠不夠，這裡牽涉到文字、音韻、訓詁，要研究文章的作者和時代，義理、考據、辭章，各種學問，一樣也不能少。「學問是個無底洞啊」，我對這話有了新的體悟。那些年真的讀了不少書，讀得比較上路，同過去的囫圇吞棗亂讀一氣相比，頗有天壤之別。
北大特別自由，課外時間很多，圖書館裡書太多了。在一個位置比較偏的分館裡可以借到線裝書，一函只要一張卡，一次可以借出一堆來，記得有一回我去借《六十種曲》，特別帶了一個大網袋去，費很大力氣才運回三十二齋四樓的宿舍。星期天有各種講座，隨便聽，最是開人胸襟，益人神智。有一次聽圖書館梁思莊館長開的講座，才知道除了二十四史以外，還有「三通」以及擴大化的「九通」、「十通」，才知道什麼叫「引得」以及它的妙用，才知道想查某一方面的資料如何著手才能比較快地到手。北大的課可以隨便旁聽，我聽過幾次講版本、目錄、校勘的課，大開了眼界，得到一個基本的線索以後不再去旁聽，自己找書來看。我還到哲學系旁聽過名家為高年級開的課，不少地方聽不懂，提到的書沒有讀過或簡直沒有聽說過，兩節課聽下來，完全墜入雲霧。缺少先期知識準備則亂聽無益，後來我不再亂聽課了，一味聽講座，講座不要求聽眾有多少知識準備，容易懂，收穫大。做學問當然要多讀書，但讀書大有門道，過去其實尚未入門。知識的門類甚多，過去所知太窄，非大大擴展不可。
讀得多了，聽得多了，便發現同一作品、同一問題往往會有不同的分析不同的看法，有的相去甚遠，有的差別細微，各有各的道理，為了得一究竟，常常苦思冥想，半躺在未名湖邊草地上發呆。老師在課堂上也介紹一些學術界不同的意見，啟發我們去思考。我曾經在一份為《北大人》寫的小傳中回憶那時的情形道：
在母校時，宿舍里幾乎每晚都有清談，上自國家大事，下至雞毛蒜皮，無主題無旋律無所不談，重點自然在文學，而文學中又課內課外古今中外陽春白雪下里巴人無所不談，重點自然在課外。人人以未來的大學者自居，當仁不讓，振振有辭，放言無忌，動輒抬槓。抬完了，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洗腳睡覺，明天再談。爾後三十年間，此種魏晉式或五四式的盛會是沒有了，令人思之如失戀者。只有等到老同學聚會時，才能略略重溫舊夢，接著再談，可惜頭髮漸白，世故漸多，而且行色匆匆，不免是敘舊存問多於無邊際的純學術討論了。即使偶有討論，也溫文有餘，生氣不足，失去「火藥味」。幸而槓還可以抬得起來，嗓門一高，兒女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意外，來相探視，其實什麼也沒有發生，與當年相比，小巫而已。（《北大人》第三輯，華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