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李訥同聶元梓單獨談話的當天，井岡山紅衛兵和紅色造反聯軍的少數學生砸了由毛澤東題寫報頭的《新北大》校刊編輯部。聶元梓陪同李訥看了現場。據《聶元梓回憶錄》記載：「李訥到窗前看了情況，表示很氣憤。她對我說，你太軟弱了，這是反革命行動（當晚，李訥派中央文革辦事組人員調查現場，指示我們要抓人）。」（《聶元梓回憶錄》第173頁）次日，王力、關鋒在政協禮堂小會議室接見了聶元梓、孫蓬一等人（筆者也在場），了解砸校刊編輯部情況。會議開始時王力說：「昨天晚上聽了肖力講北大砸校刊的情況。中央文革聽了，很氣憤，也很關心，我們今天這裡開會，聽聽你們介紹情況。」會後，王力吩咐北大寫一份簡報。回校後由簡報組組長楊文嫻起草簡報，聶元梓等看過就上報了。
關於聶元梓奉命赴上海串連之事，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員王力在《王力反思錄》裡有較為詳細的記載，其小標題為：「聶元梓去上海的一段公案」——
「聶元梓的事是我經手的，我比較清楚。……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是把北京的群眾組織、學生、工人、機關幹部的造反派連在一起，通過聶元梓等人到上海串連，把北京同上海連成一片。江青找我，說主席的設想，組織個班子去上海，最早她想李訥（肖力）要去，聶元梓去，阮銘也去，搞個比較大的班子。聶元梓住在中央文革，叫她去負責籌備這個班子。李訥找到我，我介紹她見過聶元梓，陳伯達找到阮銘。這個北京和上海聯繫的組織，沒有牽扯到張春橋。江青說李訥去不去毛主席正在考慮，因為她正在搞農村文革的指示。後來江青又轉達毛主席指示，李訥不去，阮銘也不去，班子不要那麼大。聶元梓也不要代表北京的紅衛兵組織，只代表她自己和北大的群眾組織，用北大群眾組織的名義到上海。她不能打中央文革的旗號，完全作為北大聶元梓領導的群眾組織的身份到上海去做些觀察、聯絡工作，沒有說她的任務是把上海市委打倒。我給聶元梓說時再三叮囑這幾條，說是主席、中央文革的決定。她在上海的生活安排可由上海記者站照顧。」
王力還寫道：「現在歷史學家、紀實文學家說聶元梓和張春橋在上海秘密見面，搞什麼陰謀，聶元梓在上海的行動是張春橋策劃的，他倆怎麼說，作者都聽見了。這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張春橋對聶元梓非常反感，張春橋打電話給我，問怎麼回事？聶元梓為什麼打著中央文革旗號？為什麼有事不同我商量？我講了毛主席指示的幾條，我說沒有交代她有事去問張春橋，是因為張春橋要回來了。也沒有必要，因為她只是代表北大群眾組織去串聯。沒有叫她打著中央文革旗號。」
以上情況清楚地說明，文革初期聶元梓赴滬串連，確實大有來頭：奉毛澤東之旨行事。聶元梓等人自滬返京後，中央文革辦事組通知北大校文革辦公室：儘快將辦事組墊付的聶元梓等人赴滬的四張軟臥車票款送還他們，以便結帳。校文革辦公室負責人回答說：這四張軟臥車票是你們給買的，北大無法報銷，理應由你們負責。對方很快回話，說聶元梓等四人的編制不在中央文革而在北大，只能歸北大報銷，並連連催促北大報銷後儘快還錢。北大校文革辦公室要他們寫一個證明：四張軟臥車票系中央文革辦事組給買的，可以報銷。但對方予以拒絕。此事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最高領袖和江青等中央文革要人，既要派聶元梓以北大群眾組織的名義去上海支持當地的造反派，希圖「通過聶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聯，把北京同上海連成一片」（見《王力反思錄》第758頁），又要掩蓋聶元梓等人此行是奉旨行事，真可謂費盡心機。
根據當時的財務制度，只有行政13級以上的幹部方能乘坐軟臥。聶元梓是12級，報銷不成問題。但其他三人皆為一般教師和幹部，只能按硬臥報銷。差額如何處理就成了問題。彼時中央文革辦事組又頻頻催促還款，無奈，聶元梓只好自掏腰包補齊差額，還錢了事。
《記憶》2016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