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1949年後近三十年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意識形態上的破產，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並失去了執政的合法性。鄧小平就曾在1980年對美籍華人朱傳矩先生說「我們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啊！」「我們必須向中國人民還債」。
然而，在意識形態破產後，造孽太深的中共是不可能有道義上的勇氣真正地改弦更張的，而只是在堅持政治高壓以維持其專制權力的同時，在文革以後，開始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法制方面的改良以圖自救，試圖通過經濟發展的方式來換取民眾的政治服從、從而維護一黨專制。這就是人們所稱的中共的政績合法性策略。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宣布改革開放方針，開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以向一定程度的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方法為被計劃經濟體制扭曲了的中國經濟鬆綁。但是隨著1989年江澤民的上台，中共的改良自救被他徹底葬送了。經濟體制改革完全停止，尚未啟動的政治改革從此完全消失了蹤影。
惡性循環中的執政困境
倉促上台、無權力基礎的江澤民正是遵循希特勒的教誨，以放手腐敗為策略，用共同犯罪來建立和捆綁自己的權力基礎的：變「發展是硬道理」的市場經濟改革為「官商主義」的經濟模式，以變官為商的方式迅速形成利益集團來得到貪官群體的擁護，而各級官員也都是理想缺失，沒有任何正義可言，迅速地造成了江氏腐敗體制權力上的膨脹和經錢上的暴發「奇觀」。就這樣，腐敗這個毒瘤不斷加劇，迅速瀰漫到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
與此同時，江氏腐敗體制的產生與漫延，不可避免地進一步深化了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危機；不想且不能改正錯誤而又要專制獨裁，堅持政治高壓、極端地維穩，也就成為惡性循環中的自然選擇了；鄧小平的「穩定壓倒一切」也被江澤民的「將一切政治不穩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所替代。在這一過程中，任何政治異見（包括被江澤民和中共認為有可能在將來成為挑戰力量的團體和個人）都受到了殘酷無情的極端迫害，政治體制被畸形扭曲，法律尊嚴被無情的踐踏，不受制約的專制權力不斷擴大，還不必要的消耗了大量的國力。
就這樣，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不但成為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唯一籌碼，而且成為江氏腐敗性體制的物質基礎。只有經濟持續增長才有可能給體制性腐敗繼續創造條件、提供方便；只有經濟持續增長才有可能給極端的維穩提供資金以及藉口。而且，以貪腐權力為中心的各個利益集團「雁過拔毛」的運作方式，以及極端維穩的經濟負荷，對中國經濟造成了剛性要求；一旦經濟增長不能保持在8%以上，首先受到衝擊的是實體經濟，經濟嚴重蕭條，失業大增，執政合法性不保。這就是剛性的「保八」政策的真正由來。
退無可退的「人造增長」
從事實上看，從中共應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不是由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過程中由於釋放了人的本性，在市場調節之下的自發現象，而是在一個仍然是經濟權高度集中的，由政府行政力量導控的「人造增長」。
這樣的「人造增長」在歷史上也不是沒有先例，前蘇聯戰後的高增長就與其頗為相似。從1950～1984年，前蘇聯國民所得和工業總產值分別增長了9.9倍和14倍，經濟增長速度快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從1951～1980年間，前蘇聯國民所得和工業總產值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是7.4%和8.7%，明顯高於同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4.0%和4.6%的發展速度。到1985年蘇聯工業總產值已達到美國的80%。從經濟實力看，這時的蘇聯已從取得政權初期的世界第五位、歐洲第四位，躍居為世界第二位、歐洲第一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超級大國。勃列日涅夫時期，民眾生活水平有較大提高。基本上無失業，政府提供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房租非常便宜，每月只需幾盧布，其中還包括了供熱費、電話費和水費。很多人都能外出渡假。物價普遍較低。但這一切，都建築在政治強制、超高積累和資源高消耗基礎之上。
與前蘇聯不同的是，中共政府放開了商品市場，同時引入了許多市場經濟的手段，如股市，一定程度上容許私人經濟，這往往給西方觀察家產生錯覺。但是比前蘇聯更甚的是放手腐敗後使得經濟被逼迫得不得不在高速上運轉，這就使政府的行為愈髮帶有短期性。
在2008年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許多國家的政府都通過財政或貨幣政策來調節經濟，使其儘量少的受衰退的影響。但是這些政策的使用都有一定的限度，因為許多政策在短期內可以刺激經濟增長，但是同時會有長遠的負面作用。比如大量發行貨幣，雖然可以一時間增加投資和消費，使經濟短期內不會回落，但是將由此產生政府赤字上升，通貨膨脹等難以駕馭的問題。作為對付危機的第一波反應，中共2008年11月的4萬億人民幣和2009年2月美國歐巴馬政府簽發的近8000億美元的救市資金旗鼓相當，可是中國經濟的總量不到美國的一半，而美國還是危機的發源地。按經濟總量的比例算，這種做法顯然是無視本國經濟體系健康的飲鴆止渴，但是在腐敗和維穩的需求之下，這樣的反應就可以理解了。
嚴格的說，這種剛性的高速增長不是中共的一貫的執政思路。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還只是一般意義上的以經濟增長換取執政合法性，並沒有走到必須年年保持高速增長的極端。是江澤民上台後，再一次突破了道德的底線，為了換取官員的支持而打開了腐敗的閘門，由此把中國經濟逼到了退無可退的地步。
而在這個所謂的「發展」過程中，江氏政權為了追逐物質利益而無視最基本的人性和良知，為了短期的表面繁榮摧毀了社會的物質和人文基礎，祭出了文明時代的野蠻「發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