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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故事僅僅拉開序幕。
如果只是調出北京、發落偏遠地區，宋波幾乎談不上災厄臨身。他頭上連一頂政治帽子都沒戴上。這一點點挫折，在那個年代實在太普通了。可是，正應了一句俗話：躲得過初一，躲不了十五。雖然頭上沒有戴著政治帽子，但一九五八年的往事卻如古代配軍額上的刺印，與宋波如影隨形，來一次運動，就要被人指指戳戳一番。一九五九年下半年，跟反右傾鬥爭同時，開展了「插紅旗拔白旗」運動。照例，又湧現不少運動積極分子。其中，有個剛從北京調來的人，政治覺悟與熱情，皆非尋常可比，揪住宋波不放，「舊話重提，舊帳重算」，非要從宋波身上挖出不為人知的更多秘密。這思路，來自如下一番推理：組織上只掌握秦兆陽的一封信，你宋波便只承認與秦兆陽通過一次信；那麼，假設連這封信組織上也沒掌握，你宋波肯定就根本不承認通過信——由此可知，你宋波能隱瞞就隱瞞，通信絕不會僅僅就這麼一次！
於是，「鬥起來沒完」，「大會小會熬得我筋疲力盡」。宋波的心理過程，讓我想起《水滸傳》裡的林沖。「風雪山神廟」之前，林教頭的心理是能忍就忍、一忍再忍、堅忍強忍，忍來忍去，終未忍住最後一次。宋波亦如此。出事以來，他垂眉低目，態度恭順，低調做人。這不單出於自我保護和周旋的意圖，也是內心確實感到害怕，希望用誠懇悔過換取寬恕。可是他所期待的情形非但毫無蹤跡，反倒愈益被人往死里整。尤其那個北京來的運動積極分子，聯合一批人，非逼他承認子虛烏有的事。這弄得他退無可退，再退，就會從懸崖上掉下去。他發現，有點崩潰的感覺，「簡直控制不住自己了」。然而，宋波究竟不是林教頭，不可能懷揣尖刃在終無可忍之際結果了那陸虞候；他的「控制不住」，是：
一天晚飯後，在大門口碰上了整我最厲害的某某，我撲上去抓住了他的衣領，問他：「你究竟要把我怎麼樣？」人越聚越多，他不吭聲，我把他狠勁一推，他倒退了幾步，就倒在地上了。
這一推，推出了塌天大禍。宋波已知不妙，第二天買了火車票，準備西逃新疆。就在他準備登車時，追捕者自天而降，當場五花大綁，押到省公安廳看守所。
年輕讀者或許會問：同事間口角，略動了動手，如何就被專政了呢？列位有所不知，在彼時看來，宋波推這一把，既非同事間口角，甚至也不被視為打架鬥毆之類刑事案件，而是一個「反革命政治事件」。單位黨組織給他的鑑定是：「思想反動，串通社會上的反黨分子進行反黨；對抗黨組織，行兇打人，畏罪潛逃。」法院便以這個為依據，判處宋波兩年徒刑，送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勞動改造。
如果說一九五八年宋波躲過「右派」帽子很有些幸運，那麼事實證明，這種幸運是靠不住的——抑或，根本不存在。「革命眼睛」明察秋毫，不會放過任何漏網之魚。因此，宋波雖然沒有隨秦兆陽一道成為「右派」，現在卻成為現行反革命罪犯。結果更糟。這個年僅二十七歲的年輕人，從此開始了煉獄一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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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勞改營後，他於一九六一年四月被派去「盆地西部」修大壩。這個盆地，當即著名的塔里木盆地。他們必須趕在七月之前建好大壩，以免洪水來臨時下游農場糧田被淹。苦役們主要工作是擔沙土。「戈壁灘上的太陽一天比一天厲害，灼熱的地氣真要把人烤乾。」苦役們脫光衣服，只穿一條褲衩。肩膀磨破了，鮮紅的肉翻露在外，「第二天重擔照樣往上壓」。上下、上下，一趟又一趟，日復一日，無始無終。大壩每天都在升高，苦役們也隨之每天消耗更大體力。在這種情況下，苦役之間還掀起「勞動競賽」——有人擺擂，有人攻擂，相互比試誰更不惜命。這是極端化的生存搏鬥，目的自然在於以「立功表現」從同類中勝出，早一點跳出苦海，較古羅馬角鬥場裡的競爭相去不遠。
那麼，苦役們又是靠什麼來維持如此強度的勞動甚至「競賽」的呢？宋波說：「每餐只有二克玉米面摻駱駝刺（戈壁灘上的一種野生植物）做成的澱粉饃。」這句話中「只有」和「二克」兩個詞，頗令我懷疑自己是否看錯了。「只有」，意味著所謂「食物」舍「澱粉饃」之外，概無其他。至於「二克」，日前曾見報上說，「我國人均攝鹽量大大超過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食鹽標準」，其中，吃鹽最多的是東北人，日均每人要吃十八克，攝鹽最低的廣東人，每人日均也有八克——如此說來，宋波們食用的饃所含玉米面，還遠遠不及現在一個中國人每日撒在菜里的鹽多。有句俗語：「我吃過的鹽比你吃過的米還多」，裡面運用了「誇張」的修辭方法。此刻我們發現，在宋波們的面前，如果有人也這樣說，居然沒有任何的誇張，完全是活生生的現實。
在那玉米面含量僅二克的「澱粉饃」的餵養下，宋波說，「過了不久，一些『反黨分子』就進了墳墓。」宋波幸而還是一個小伙子，所以熬了過來，沒有死掉。不過，當他離開那裡時，體力耗盡了，「風都可以把我吹倒」。新的勞改地管理者發現，確確實實已無法指望此人干任何重體力活，只好分派他去放駱駝。
新的勞改地，在塔里木盆地南部。它的環境，宋波僅以一言蔽之：「不但沒有鳥，連蒼蠅蚊子都不生。」然而卻有人——一九五五年開進來一批開荒造田的勞改犯；現在，宋波們步了前者後塵，成為這荒漠之地的新生力量。他們聽見接收的人這樣說：「你們既是來到這裡，就一切老老實實。到了這裡，沒有一個飛得了的！」這不是威脅，是對事實原原本本的陳述。
我們了解到的情況，全部來自宋波「文革」後與秦兆陽的通信。秦兆陽在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當代》上公布了其中的六封。公布時，秦兆陽做了刪節。這齣於對寫信人原意的尊重。關於訴說這些往事，宋波說那純粹是跟秦兆陽私人間的「談心」，他無意張揚，因此特別「鄭重說明」：「對我以上所述的事情，您不論用什麼形式寫什麼東西，都不要把它寫進去！」秦兆陽於是緊跟著用括號注釋說：「我只得作了刪節。」
也就是說，以上的宋波遭遇，是「刪節本」。而較諸「全本」，為什麼刪以及會怎樣刪，，倒也可依常理來推想。秦兆陽所以違背宋波意願將那些信刪削後公布出來，我想實在是無法抑制悲憤與不平，認為有必要讓人們認識生活中存在這樣的遭遇、這樣的醜惡。鑑於當時條件，原封不動展示出來並不現實，只能「窺一斑而知全豹」了；況且，這有利於保護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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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面為止，宋波一九五八年因一時衝動給秦兆陽寫一封信而改變自己一生的故事，只進行到第一個階段。雖然在這個階段，主人公的經歷已讓人不勝唏噓，不過考諸當日，又可以說屢見不鮮，晚近以來漸次載於書冊的大小「右派」、「反黨分子」或其親屬的回憶與講述，大同小異；例如和鳳鳴女士所著《經歷——我的一九五七》，裡面種種，便可與宋波故事相參佐。
宋波命運之奇，奇在後頭。
當年他獲刑兩年。兩年後，是釋放了重新成為普通公民，還是繼續被監督勞動改造，我們沒有看到說明。總之，他呆在原地沒動，一直到一九七一年三月都跟犯各種錯誤的壞分子為伍。這些人中，有位姓孫的老幹部，宋波與之同牧一個羊群，患難與共，「我們親如父子，感情很深」。後來，老幹部「解放」了。經他過問，宋波被調入一座煤礦採礦二隊當工人。
似乎有點時來運轉的意思。宋波在信中對秦兆陽激動地說：「老秦同志，您能理解我被下放到井下勞動的心情嗎？……再艱苦也比在××堵垻強百倍。而且井下工的糧食定量是五十一斤，能吃飽還有餘。」
說到這五十一斤口糧，二十五歲上因舊戀人檢舉而跌入深淵、如今年已四十一歲的宋波，一九七四年終於娶妻成家。妻子十分賢良，這是他的福氣。然而，妻子和兩個先後降生的孩子，全是黑戶（沒有戶口）。所謂五十一斤口糧「能吃飽還有餘」，僅限成家之前。改革開放前，城鎮居民口糧按戶口簿上人頭定量供給。就算有定量，也不夠吃——小的時候，我家即如此。不夠，怎辦？偷偷摸摸買「黑糧」——通常是農民把糧食挑進城，先藏在某處，然後挨家上門打聽誰要買——價格自然要高不少。這種活動當時有一罪名，叫「投機倒把」。宋波一家四口，只有五十一斤糧食，日子肯定過不下去；那點工資，便大半用於購買高價糧。這一點，領導不但不同情，不但不幫助，反倒當作整宋波的一個把柄——「審問我是不是搞糧食投機倒把」。
但總的來說，吃並不是宋波生活最黑暗的那部分。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八日通信中，宋波第一次透露自己現在身患「二期矽肺病」，說「基本上沒有藥能醫治」。我在網上查了查相關信息，以下是「百度百科」有關矽肺病詞條的解釋：
二氧化矽的粉塵俗稱矽塵，它是致病能力非常強（有一說最強）、對健康危害（最）大的粉塵。
矽肺是塵肺的一種，是嚴重的職業病。游離的二氧化矽粉塵通過呼吸道在人的肺泡上發生堆積，影響氣體交換，最後人的肺泡失去作用，肺組織全部纖維化。用老百姓的話說，肺變成一個土疙瘩。
目前，全世界沒有能夠治癒矽肺的特效藥，患了矽肺等於判了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