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後來搞清楚汪老先生是清白的。但是到了「反右」，政府一個勁兒地動員大家幫助共產黨，汪老先生實在沒有什麼話可說，礙著面子，就提了一句當初他的遭遇，說是如果能搞清楚再關人比先關人再搞清楚要好一點兒。政府正等著這句話，趕緊把汪老先生定了個「右派」。
後來我問過汪老先生：「您不覺著冤嗎？」
「我不在乎，我就是惦記著故宮裡的文物呢！」說的時候他還挺認真。
他確實是這麼個人。家裡的好些文物都捐給了故宮，可是到他要研究文物，希望借出來看一看的時候，人家的臉色就跟聽說這回長工資沒份兒了似的，甭提多難看。他也不在意，說是只要東西管好了，不給看就不給看吧。
聽說在文化部幹校的時候，別人正在批判他，正說到興頭上，他忽然不緊不慢地冒出一句：「完了沒有？」
「你這是什麼意思？」發言的人不樂意了。
「沒別的意思。我是說我那盆糖拌番茄的冰大概全化完了，」他說。
蘭大姐跟我說到這兒，免不得伸出大拇哥，道：「人家真是這個！」
知道汪老先生是這麼個人物之後，我就心悅誠服地跟著汪老先生學文物，他還介紹了好幾個老人給我。有時候，禮拜天看著他這麼大歲數的人跟我一起騎車，從東城到南城幾十里地的奔，為的就是給我找個師傅，真是於心不忍。
這麼著也就過了一陣子。毛澤東咽了氣，政府裡頭的頭頭腦腦們折騰了一陣子也就都消停了。虧政府還惦記著咱們這一撥人，就讓大傢伙考大學，省得老是嘴裡不乾不淨地罵街。於是我就進了考古研究所去讀書。警衛隊的隊長還真有點兒捨不得，說是早就看出來我是個苗子，算是警衛隊培養出來的吧。我笑說，要是您早就看出我來，那可就壞了。隊長不明白我說的是什麼，還以為我在開玩笑。這事兒只有我自己心裡明白。
離開故宮之後，我還經常回去瞧瞧。後來到德國學習，呆了幾年，回國之後，換到天安門邊上的歷史博物館工作，都屬國家文物局，與故宮算是「兄弟單位」，這就更方便了。特別是沿著錫慶門外的那一溜平房，是我當年住過的地方，每次到故宮，那是一定要去看看的。記得有一回，我順道路過錫慶門，便到宿舍去串個門。警衛隊新來的人還真知道我，說是聽隊長說起過。說罷便把洗澡票硬塞過來，一定要我去新蓋好的熱力洗澡房洗個澡。我洗完了，他一臉期待地望著我說：「怎麼樣？不亞於你在西德的水平吧？」
也別說，故宮這二年真是建設得不錯，也懂得文物值錢了。知道不能成天燒煤球爐子，那樣對古建築太危險，於是就從東郊熱電廠鋪進來熱力管道。這樣，人也沾了文物的光，大家不用一個禮拜就可以洗個熱水澡了。而且領導上還做了規定，各個宮殿裡，不是有頭有臉的人，一般都不讓進去細瞅，怕把地面給踩壞了。更要緊的是，搞文物的專家也跟文物似的，一個個地被政府出了土。別瞧全都灰頭土臉的，可人家專家見過世面，從來也不多說那沒用的話，就知道埋頭幹活。不像那些小一輩兒的年輕人，成天老有不順眼的事兒。
這樣一來二去也就到了「風波」那年。說也巧，我的辦公室的窗戶正對著天安門廣場，居高臨下。戒嚴部隊一進駐博物館，就在我的辦公室外面安營紮寨。走道上，樓梯邊全是鋪蓋，滿樓道都是荷槍實彈計程車兵，聽說後來還走了兩回火。我偷偷地跟當兵的打聽了一回，知道他們一時半會兒也走不了。和他們在一塊兒呆著，什麼活兒也幹不成。閒著也是閒著，我就琢磨著出國看看，好在基金會的獎學金倒是現成的。
出國到北美之前，我還最後參加了一次文物局的專家組會議。記得討論的一個題目是：好些農民看了《河殤》，都要藍色文明，不要黃色文明，把長城上的磚刨走壘豬圈去了。我這人還算有自知之明，在組裡我是歲數最小的，輪不到我插嘴。我來開會不是為了別的，是想再來看看那幾位一輩子和中國文物打交道的老人們，也算是辭個行。汪老先生聽說我要走，知道這次我拿的也是洛克菲勒基金會一個機構的錢，便說：「這個基金不錯，出去再學學也好。完了事還是趕緊回來，這兒還有多少事等著人做吶！」聽到這兒，我不禁眼眶一熱，倒了多少年的霉，受了多麼大的委屈，從來都不抱怨一聲，真是好人吶！
行前，還特意到故宮張院長家中辭行。因為他在「風波」中說了幾句不中聽的話而被罷了官，我這一走，也不知何時再能相見。後來到了美國，有友人給我捎來他的信，一向窮忙，也沒有回他。見網絡上有人說譚先生頂了他的缺，趕忙托人去打探他的下落，知道他仍然在讀書做學問，不問政事。我倒是覺得這比什麼都強。
快十年沒有回國了，多少人勸我回去瞧瞧，我可怎麼也打不起這份精神。直到前些日子，聽說北京城裡又開始大卸八塊地拆房，我這才動起心思來了，斷斷續續想起上面這些拉拉雜雜的往事，想起當初汪老先生送給我「錫慶門行走」的頭銜，覺著無論如何應該再去故宮瞧一回，看看護城河，看看乾清宮、太和殿，看看錫慶門。真是風水寶地哇，怨不得那麼多的人都惦記著它！
珍寶館售票處的蘭大姐沒準兒還在抱怨我：「那年在錫慶門站崗當巡查的那小子，要不是我給他介紹的汪老先生，他哪兒會有這麼出息！也不說來看看我，整個一個白眼狼！」
說走就走，要不然明天怎麼樣？
（1999華夏文摘cm9902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