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西方各國"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勢力的崛起，以及由此激發的民粹主義情緒和激進言論的泛濫，更加刺激了中國"激進左派"的道德激情和"言論擴張"。國內"激進左派"的理論邏輯是往往把政策性和體制性的技術改革問題，轉化為"底層民眾受階級壓迫剝削"的"階級鬥爭問題"，煽動和刺激"底層民眾"的積怨和積憤，並一貫把自己"打扮"成"工農大眾"的利益代言人。甚至不惜倡言"階級階層革命"，運用"文化大革命的不斷革命理論"，為其民粹化言論和政治主張提供理論依據。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極右翼民粹主義"，當前中國的民粹主義，更多地表現為"極左翼民粹主義"，"激進左派"言論與激進民粹主義有著"觀點契合的私通暗道"，儼然成為中國民粹主義和民粹化行為的"理論底色"。這在大量"網絡民粹主義"的非理性言論中，有極其明顯的表現和佐證。底層民眾組織化的"理論代言"
民眾的組織化，是社會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的組織基礎，是民主社會成長和成熟的組織表現，也是民眾意見表達和利益聚合的組織仲介。法治化、制度化正常規範的民眾組織是社會矛盾和民眾糾紛的中間緩衝器，有利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調節與和諧，也是民主法治社會的自治基礎。但"激進左派"的民眾組織化取向，存在著理論動員和組織延伸的"邏輯陷阱"。不同於"老左派"之間的政策取向的"政策同盟"，也不同於"新左派"之間的學術取向的"學術同盟"，"激進左派"既無權力資源、也無學術資源可以"依憑"，只有把其理論指向和現實指向"下沉下移"。借力於底層民眾，動員於底層民眾。這既與"激進左派"的底層民眾代言人的身份定位相一致，也與其集聚民眾力量向各方施壓博弈的政治主張相一致，更是其激進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現實指向的"邏輯延伸"。近年來，"激進左派"代表人物，頻頻"深入學校、深入企業、深入基層"，通過各種學術論壇、宣講報告和群眾集會等方式，宣講其反官僚、反資本、反精英以及反美反日等極端言論。2017年，"激進左派"更是利用毛澤東誕辰124周年之際，深入湖南、山東、河南、陝西、河北等地，宣傳其一些極端激進的"極左言論"。"激進左派"期冀通過其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言論，把底層民眾組織化，形成可以隨時動員起來的組織化力量，隨時可以發動"階級革命"。"激進左派"的組織化現實指向，主要針對青年大學生、國有企業失業工人和城市農民工，這是現代城市化生活中最無力和最缺乏組織的龐大群體。這些人群為"激進左派"的組織化指向提供了極其豐厚的社會土壤和階層支持基礎，其中潛藏著"激進左派"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的某些"歷史合理性"，也是我們絕不可輕視其影響及潛能的根本原因。可以預見，如果失業就業的生活壓力持續加大、貧富差距長期客觀存在，"激進左派"的民粹主義言論的煽動會更有"市場"，其底層民眾組織化"理論代言"的角色和功能會更加凸顯。當然，"激進左派"有其發聲發言的憲法權利和自由，其"同情"底層民眾並為其"代言"的價值取向，也值得社會予以理解和尊重，其刺耳的言論和主張對政學兩界也有其警示價值。
但是，"激進左派"言論，存在嚴重的學理缺陷和"極化思維"，其理論推演中存在多重"邏輯缺陷"，其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刺激底層民眾的現實指向，其隨意詆毀學術對手主張為"漢奸言論"，其肆意擠壓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價值觀，其對學術規範和制度規則的蠻橫衝撞，日漸成為中國學術界的"公害"。而這一切，對於正在民主法治構建征途中的中國社會，是值得警惕和防範的"變異"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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