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因姥爺的問題，文革中黨籍被掛了將近10年。她堅韌地挺著，一直工作在第一線，不服軟，不檢查。有一次被單位頭頭整得太慘，母親回來向父親訴苦。父親是個除了工作別的都很粗心的人，那表情似乎有點事不關己，總說一句話：「要降溫，你要降溫。」母親終於急了，當著我的面大叫：「你還知道什麼！你就知道管你自己，降什麼溫，他娘的……」
母親的組織生活是1977年恢復的。那天我記得很清楚，她從單位回來，第一句話咬著牙對父親說：「那姓曹的宣布恢復我組織生活了，今後我看他還能把我怎麼樣。」一種說不出的怨憤。
朋友林虹的父親當年在××部計劃司工作，1957年打成右派。1960年摘帽後，她父親從改造的地方回北京的火車票已經買好，行裝也收拾完畢，因情緒激動，竟引發心臟病猝逝。宣布平反是1979年的冬天或1980年初的某一天。那天林虹陪著媽媽來到父親生前所在單位的右安門招待所的一間辦公室，計劃司一位副司長和人事司一位處長宣讀了「改正」文件，內容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部（79×政字303號）
改正××同志右派問題的決定
本部計劃司黨支部：
根據中央(78)55號文件精神，對××同志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中的問題進行了複查。經研究，同意計劃司黨支部關於「改正××同志右派問題的報告」，撤銷原××部「對右派分子××右派定案結論」，並恢復名義，以消除影響。附改正結論報告二份，存部文書檔案和發給××的家屬，並望做好家屬的思想工作。
××部政治部（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
所附改正結論報告，全文如下：
關於改正××同志右派問題的報告
××部政治部：
××，男，現年五十八歲，湖南省湘潭縣人。家庭出身富裕中農，本人成分學生。一九五〇年參加工作，一九四九年加入共青團。一九五五年肅反時被清洗出團。原為××部計劃司十八級科員。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運動中劃為右派分子。一九六〇宣布摘掉其右派帽子，由於過於興奮，激動至死。
××同志在整風反右運動中劃為右派的主要依據是：
××說：「肅反時中央提出百分之五的口號是主觀臆測，因此下邊排隊湊數，不該鬥的鬥了，不該肅的肅了，徒傷感情，這個問題中央應檢查。」並認為「肅反採取群眾性運動，好處是公安部門省點事，壞處是形成以黨代政」，「肅反調查人員是捕風捉影，抱著主觀臆測的意圖，一定要找到某人政治尾巴，回來邀功受賞」。他說：「機關必須有一個較完整的紀律，不能隨便給一個人停職反省，不給工作權和勞動權，因此，我希望今後應有機關紀律，社會應有法制。」
××說：「忠恕之道是可貴的。」認為「黨沒有充分估計到知識分子的作用和進步，這包括他們的事業心和自尊心。」認為「士可殺不可辱」。並說黨對知識分子「不是當同志看待，而是多多少少當敵人處理，特別表現在肅反中」。說黨的幹部政策是「任人唯黨」，「無黨不長」。主張「肅反以後可以以才為主」。認為儲安平「黨天下」謬論是「打中了黨的要害」。認為「章乃器的言論基本上是正確的」。對反擊右派的文章則大罵「他媽的，愈看愈生氣」。
根據中共中央(1978)55號文件，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精神，經過複查，認為××同志在整風反右運動中主要是對肅反、審干、提級、評工資等有不同看法，所提意見帶有偏激、不滿情緒。他希望今後應有機關紀律，社會應有法制的意見，從現在看是正確的。他對儲安平「黨天下」的看法是錯誤的，但屬於思想認識問題，構不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應從正面進行教育。因此，我們認為，劃××同志右派是屬於錯劃的。對某某同志右派的政治結論，應予改正，並恢復名義，以消除影響。
以上報告當否，請批示。
××部計劃司黨支部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文件宣讀完畢，交到林虹媽媽的手上。林媽媽看上去很平靜，沒有哭。1957年林父錯劃時，林母才32歲，現在已是兩鬢斑白了。她用37塊錢的工資和一個人的愛，養活著兩個女兒。她等來了「改正」，卻已經沒有人了。「但是我注意到了，在接那張紙時，媽媽的手在哆嗦。」林虹當時哭了：「那張紙我看得很重，我覺得多少年來，終於一塊石頭落了地，終於有人想到我們了，我終於可以抬頭了。多少年了，現在我終於可以和別人談我爸爸了。以前，我絕口不和任何人談我的家。分工作我堅決不去我爸爸工作的系統，因為我知道，我沒有希望，無論多麼努力，單位也不會照顧你，我和那些現任幹部的子女永遠也不會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談朋友時，我有一種自私的想法，想找一個出身好的，不為別的，只為將來有了孩子，讓他填表時可以好過一些，別像我那樣自卑。我不求嫁個有錢的，從小我就沒錢，我相信都有兩隻手，生活不會有問題，只是將來如果有運動再來，別讓我孩子再遭罪。直到我們接到那張紙的時候，我都不敢相信中國不會再搞政治運動了。謝晉去世了，我大老遠去給他送行，只為感謝他當年拍了《牧馬人》、《天雲山傳奇》和《芙蓉鎮》，都是給右派平反的，至今還記得《芙蓉鎮》結尾那個瘋子喊著『運動嘍，運動嘍』，那麼瘮人。」
大莊比我大一歲，是獨子。他父親是「叛徒」，問題複雜，據說因他當年叛變還犧牲了同志。他被押整整11年，從1967年一直到1977年，出獄後仍然沒有結論。大莊說：「他出獄時，我根本都不認識他了。以前他回家就少，我長那麼大，很少叫他爸。他整天在外面忙，被抓前我都不知道，等我們家被抄，我天天挨揍，才知道他是叛徒。」1980年被平反時，宣布給他平反的人就是當年揭發他是叛徒的人。那人自己後來也被整，多少年沒得好，老了老了可能是良心發現，組織調查時，他承認揭發的事實很多都是猜測。大莊說：「平反時我挺高興，房子已經被人占了，又給了一套，但原來我住的那一小間沒收回，還給我留著。我跟我爹本來就認生，文革這些年我跟野狗似的到處亂跑，平反後不願意受人約束，所以我還住我那一小間。最實惠的是補發了工資，小兩萬塊錢，我媽早死了，錢都給了我，呵，我那時候真他媽叫闊。」
長期失去親情，所以也不渴望親情，在冰河剛解凍時期，像大莊這樣的人並不在少數。他們很少考慮自己遭難的父母究竟是否真有罪，因為他們弄不清楚，也沒有判別的能力。更可怕的是，他們不少人有著強烈的被扭曲的「是非感」。在無產階級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們相信黨和毛主席不會有錯，就是自己的親老子做了對黨和人民有害的事情，也應該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子女，所要做的，就是要和他們劃清界線，「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心靈的扭曲，價值觀的錯亂，造就了一批像大莊這樣和父親「認生」的孩子。一位朋友（女性）對我很委婉地提出的這個話題很敏感，立刻說：「你不用繞彎子，我知道你想問什麼，不就是當初對父母的態度嗎，當時我們能怎麼樣，他們被抓起來了，但我們還得活下去，不劃清界線能行嗎，不寫批判稿能行嗎，不當著眾人罵他們能行嗎，你不革命你能活嗎，不打死你才怪呢。等懂點事了，我還真從心裡冤恨他們，不是他們，我們能成那樣嗎，人不人鬼不鬼的。」
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指出：「除極少數堅持反動立場至今還沒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來遵守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地、富、反、壞分子，經過群眾評審，縣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給予人民公社社員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員，他們本人成分一律定為公社社員，與其他社員一樣待遇。凡入學、招工、參軍、入團、入黨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政治表現。」
貧下中農對這一決定的反應最開始是震驚，然後是不適應：多少年被他們踩在腳下的地主和地主崽子也成了正式社員，和貧下中農平起平坐，這對窮得只剩最後一點政治優越感的「正式社員」來說，是個不小的打擊。尤其是農村的基層幹部，他們對地富反壞分子和他們的家屬打罵慣了，看慣了他們恭順的樣子，忽然要給他們摘帽，給這些馴服的家奴們都脫掉賤籍，於心理，於實惠，都有不小的損失。
然而對於那些從一「解放」就被壓在十八層地獄，一壓就是30年的賤民們來說，那實在是久旱盼雲霓，急不可待。對知道已經上面有了精神而下面拖著不辦的基層幹部，他們的那種反彈情緒十分激烈。我的一個戰友，叫傳富。傳富有個比他小几個月的遠房表弟，叫有富，地主出身，就演了一出「拳打鎮關西」的鬧劇，差點被送進警局。
有富自小定下一門親，是鄰村一位富農的女兒。那時地主找富農，是門當戶對。小時他們同在一起上學，玩得也很好。長大後，這女孩兒出落得很漂亮，竟然被隊長的兒子看上了。三人在小學都是同學。隊長覺得，自家是貧農家庭，又是隊長，與富農家結親，那是女方高攀，根本不在意有富兩家原有的約定；再說，有富的定親，只是家長口頭承諾，這種「封建做法」，如今在「社會主義新農村」根本擺不上檯面，說有就有，說沒有就沒有。女孩兒的富農家長也想攀隊長這個高枝，有這棵大樹蔭蔽著女兒，有這麼個親家為自己遮風擋雨，那是既實惠又風光的事。
女兒很順利就出嫁了，但從此有富心裡就種下了仇恨。這事兩個村的年輕人都知道，但事後誰也沒再當回事。兩年後，地富摘帽的精神下來了，有富很快找茬把隊長打了一頓。不管怎麼說，隊長是長輩，這種以小犯上的事，除去「階級」因素，也有悖農村的公序良俗，不得人心。不過大家心裡都明白，有富出這口惡氣也情有可原。這一頓打得不輕，隊長趴了好幾天。幾天後，隊長大約也想明白了：大勢所趨，世道要變了。自己的兒子是個軟骨頭，個子矮，沒力氣，不是有富的對手，在娶兒媳的問題上自己也確有理虧之處，所以他沒聽一些人把有富送警局的撥弄，反倒最早把有富家的地主帽子給摘了。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十三期，2011-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