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這本書幾年前看過，當得知本書作者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因為提出本書中闡述的主要理論，而獲得今年（2024）諾貝爾經濟學獎，余當即作了篇短文"中國學者更應該獲得今年經濟學諾獎"。隨後又拿起這本書再看了一遍，略有新的感悟。
國家為什麼失敗？我覺得，更妥當的應該是"社會為什麼成敗"。因為國家是否成敗，不就是那個國家裡的普通民眾活得好不好，幸不幸福？國家很光鮮，民眾很悲慘，那是談不上什麼成功的。
本書批駁了地理假說、文化假說和無知假說。這些假說其實隱隱約約的包含了人種的差別、文化的高低和自然環境的差別，認為是因為這些因素而造成了有些國家富裕而另一些國家貧窮。本書則堅定的認為，是制度決定了貧富。
本書指名道姓的說："地理假說是由生態學家和進化生物學家賈雷德*戴蒙德提出來的"。戴蒙德的著作很多，《賓士潰》和《槍炮、細菌和鋼鐵》讀來很有趣，給我啟發很大。然而戴蒙德對本書的評價卻是："愛上此書，可能出自三個原因。首先，它討論了當代世界各個國家國民所得的差距——這大概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問題；其次，它充滿引人入勝的故事，讀之可以使你成為在雞尾酒會上侃侃而談的雄辯之士——比如可以高談闊論波札那為什麼欣欣向榮而獅子山卻沒有。最後，這本書論述精妙，十分耐讀。諸位可能像我一樣，初讀不忍釋卷，一氣呵成；而後又會一讀再讀，反覆琢磨。"（封底）
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解釋是從15世紀開始的，因為他們認為在此之前各國家或地區的差別不太大，而從15世紀之後各國家出現的'分流'才需要解釋。"（第xy頁）
我以為，上述也對也不對。中國在15世紀以前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其經濟總值和人均產值及貿易額均是世界第一，甚至是其它國家和地區加起來的總和。那時的中國的幅員還只是今天中國大陸的中東部。12世紀北宋滅亡，南宋失去了中原地區（中國當時的中心地區），可南宋的經濟總值和貿易額仍然是大於全世界其它地區加起來的總和。
如何解釋這一問題？
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著名的"歷史已經終結"論，這個斷論問世後的幾十年歷史證明了這個結論的不可靠。但是福山提出一個國家成功與否，取決於強國家（政府）、法治和民主制度三個要素，這好像還是很有道理的。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堅定的認為，具有包容性（必定是民主的）制度才會使一個國家或地區持久保持繁榮。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列舉許多案例說明這個道理。尤其是剛果和獅子山的混亂與失敗。在我看來，剛果和獅子山當然是沒有包容性制度，但更明顯的是國家力量缺失，他們甚至還談不上任何法制，離民主制度更加遙遠。本書譯序中有一段話可能說明問題：本書"討論了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與長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但是只是給出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本書沒有給出進一步的討論。"
我的理解是，必須在有一個起碼的國家和法制（強制）力量或秩序的社會中，才談得上有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的差別。
自然地理環境、文化人種進化發育和知識程度的高低，也能決定一個人群的最初社會有沒有起碼的國家和法制秩序？沒有一個這樣起碼的社會秩序，是談不上什麼長期的經濟發展，更談不上什麼國家成敗。
在這個基礎上，制度的包容性還是汲取性，決定這個社會能不能長期的經濟發展。
宋朝尤其南宋的繁榮，應該是有正常的國家正常的社會秩序，有良好的自然地理環境，政治和經濟制度基本都是汲取性的，然有相對的寬鬆。而此刻，全世界都沒有包容性制度。
同樣的道理，二十世紀中期三十年大陸其它一切未變，極端壓榨的無空隙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汲取性制度——現代極權主義制度把中國從一個人均收入和人均生活水平都處世界中游地位的國家生生變成了全世界倒數幾位的國家。在這個極端的基礎上，七十年代末起，經濟制度略略放鬆，大陸就出現了三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其實，大陸也就只是寬鬆了經濟的制度管束，就能取得偌大成就。
讀此書簡中版的讀者大概都能感到，本書關於大陸的章節肯定刪去不少。但是從字裡行間讀者都能懂，如果政治上的汲取性制度不改，經濟上有限的放寬汲取性制度、或者說經濟上的包容性制度不能長久，一個國家的持久經濟發展非但不能，甚至會倒退。
本書舉了阿根廷的例子，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之前·，阿根廷屬世界富裕國家，阿根廷與法國是世界上自然地理環境最優越的國家。但之後逐漸淪落為不已開發國家，蓋因其在汲取性制度不斷惡性循環，當前米萊總統的包容性制度改革或許能開闢把阿根廷引出惡性循環之路？
大陸則現在還在逐步展開這個惡性循環，但看其是折騰而直線往下，還是不折騰少折騰但還是沒救斜線慢慢下滑？
曾經有許多人都把阿根廷二十世紀的倒退，與日本經濟"停滯三十年"相提並論，我卻不以為然。
日本經濟的"停滯三十年"其實是調整三十年。就像英國經濟連續高速增長几個世紀，十九世紀後期開始被美德法日發展的速度追上，英國似"老邁"下去了。實際上英國近一百多年來，發展有快有慢，始終在世界發達富裕國家之列。因為英國與日本一樣，他們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始終是包容性的。
我原來沒注意到有種被稱為二元經濟。本書指出廢除種族隔離制度之前的南非和辛巴威是二元經濟。南非是非洲大陸最發達的國家，辛巴威自然資源與自然環境不算好，卻是英國眾多殖民地中相對富裕的一個。那裡的白人土著（出生在那裡且有世代在此出生的白人）雖然仍處少數，但白人人口達到相當規模。
種族隔離制度廢除之後，黑人多數民族掌權。兩個國家因為廢除種族隔離制度而不再受國際經濟制裁，然兩個國家的白人大量離開，使兩國經濟卻大幅下滑。辛巴威的經濟則面臨破產，原在辛巴威的白人因私人財產被無償剝奪幾乎全部離開。
本書告訴我們，種族隔離制度廢除前，這兩個國家是"二元經濟"。隔離線的另一端黑人區的經濟悲慘，是汲取性的制度。而種族隔離制度廢除後，這部分的汲取性制度擴大到整個已經廢除了種族隔離制度的全國。而白人種族主義者施行的種族隔離制度本身就是一種汲取性制度。
我要問的是，白人種族主義對他們自己隔離線內的白人區，施行的也是汲取性制度？作者沒有談到。在我看來，可能不是。無論南非還是辛巴威（南羅德西亞）白人區施行的都是英國制度。
作者給出一個案例，我過去不太清楚的。那就是非洲南部的波札那，貝專納從1966年獨立成為波札那，他們選擇建立包容性政治和經濟制度，獲得經濟長期增長。這說明黑色人種也能實行包容性制度。
綜上所述，我所以在那篇"中國學者更應該獲得今年經濟學諾獎"中把劉瑜和秦暉兩位也列入，是因為他們兩位列舉和分析了許多國家轉型成敗的案例。而楊小凱和張維迎則沒有過多分析那些案例。
恰到好處的建立形成包容性制度及其運轉
上述在某種意義上，我想探討本書"沒有進一步討論"而讀者必然會想到的問題，也就是本書批判的那些地理說文化說無知說，與包容性制度建立的關係。自然地理環境、文化人種進化發育和知識程度的高低都不是經濟長期增長的主要原因，但它或者是一個國家力量形成的必要因素，也或許是一個社會基本知識成就的必要條件。在歷史的每個關口，都有前因，卻不一定有同樣的結果。這裡面有太多的偶然性。
"政治制度包括但不限於成文的憲法，也不限於社會是否是民主社會，他們包括國家管理和治理社會的權力和能力。"（第29頁）
中國的國家管理能力和治理社會的權力與能力過於強大，二千年來窒息了個人權利，七十多年來連社會也被窒息了。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認為："包容性制度可能逆轉的事實證明，制度的演進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積累過程。"（第112頁）
那麼，中華民國三十八年的不太成功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的試驗，應也是一種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試驗，最後卻被逆轉。
按我的理解，包容性的制度提供了一個社會經濟長期增長的機會。在這樣一個制度環境下，社會自行發展，會經過一點點的積累，一步步的發展；一個個創新也能出現，一步又一步的發展。而沒有這個包容性的制度，積累和創新難以為繼，也不太可能出現。
一切的關鍵在於有否包容性政治制度。有包容性政治制度，無知有知、各種文明、不同自然地環境，都有可能慢慢的達到經濟長期增長的社會成功。
反過來的證明是，"無知假說仍然統治著西方決策層中的高層，集中研究如何創造繁榮。……通常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國際組織鼓吹，他們認為窮國的發展是由不良的經濟政策和制度造成的，接著就提出了一系列改方案，這些改進方案集中於像宏觀穩定的明智之舉，以及像縮減政府規模、浮動匯率和資本帳戶自由化到看上去很有吸引力的宏觀經濟目標，他們也集中了一些微觀經濟目標，如私有化、提高公共服務效率，大概還有關於如何通過強調反腐敗措施來改進政府自身職能的政策建議。儘管站在他們自己的角度上看，這些改革可能是明智的，但是他們沒有意識到政治制度的作用及其對決策施加的約束。國際機構通過威脅窮國採用更好政策和制度來刺激經濟增長的努力並不成功。"（第320頁）
這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和國際機構尤其是WTO對大陸的幫助的結果中，特別明顯。其意義還遠比上述深刻。
最後說個小故事。1876年，英商在上海建成中國第一條鐵路——吳淞鐵路。中國人從上到下從朝廷到鄉紳儒生到目不識丁的農夫同聲反對，說是驚了祖宗墳塋。翌年，清政府出銀買下鐵路拆毀。這成了歷史笑柄。
想不到，這樣的歷史笑柄在現代科技和現代資本主義鼻祖的英國，也發生過。
1589年，威廉*李發明了織襪機。可是伊莉莎白女王拒絕給予專利，理由是"它會使貧困的臣民失業，會讓他們淪為乞丐。"(第132頁)光榮革命之前的英國也是汲取性制度，對創造性破壞同樣心存擔心。
2024.11.
附
中國學者更應該獲得今年經濟學諾獎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近日揭曉，三位美國經濟學家獲獎者分別是達龍·阿傑姆奧盧、西蒙·詹森和詹姆斯·魯濱遜。
三位獲獎者主要研究制度如何形成並影響繁榮，他們認為，包容性制度能夠給每個人帶來長期利益，為經濟帶來持續性的繁榮；而榨取性制度只能給統治精英帶來短期利益，卻會抑制創新，限制經濟長期發展。
我本質上是贊同三位上述觀點，覺得他們的理論很有道理。
但是，如果從這個理論出發，我們很容易把制度的出發點、制度設計的目的放在促進經濟發展上。而這是不對的，且極容易走偏。制度的安排、設計以及發展的軌道，其出發點和目的以及發展進程永遠是改善民眾個人的權利和權利的保障。促進經濟發展只是順帶的，是結果之一。
一個經濟發展相對靜止的或發展很緩慢的社會，但有著個人權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制度下生活的民眾，其幸福指數不會低的。
就像近三十年前我不同意《中國人民銀行法》（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法》）的開頭，也就是央行的目的和它的任務。現行法律有兩個目的，促進經濟發展和維持貨幣穩定。
我認為前一個目標任務應該去掉。發展經濟是社會中各位的任務（在大陸主要是黨和政府的責任和任務），央行只負責貨幣穩定。在穩定的貨幣環境下，就創造了社會中各位努力的最好環境。
包容性的社會制度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但決定經濟繁榮有很多因素，有了包容性制度不一定能經濟繁榮，而榨取性制度則一定不能持久經濟繁榮。
我不諳英文。我覺得可能他們的意思跟我一樣的。只是我們這裡的翻譯，尤其是新聞撰寫稿讓我有點摸不著頭腦。
從阿傑姆奧盧和魯濱遜合著的《國家為什麼失敗》（大陸版，有刪節）中看，他們好像也只是分析現行的各國制度樣本，好像並沒有亂出主意，提出制度安排、設計的提議？
可能我有點狹隘民族主義情緒。我認為這項獎項也能給中國學者的。張維迎、劉瑜、秦暉和楊小凱提出這個觀點比美國人早。我以為，張維迎55%，劉瑜25%，秦暉（含其夫人金雁）和楊小凱各10%。
楊小凱早在世紀初就已提到這個意思，只是他不是專門就這個問題的研究，而是在一片"後發優勢"的呼嘯聲中，清醒的提出"後發劣勢"，制度的劣勢。楊小凱順帶提出了這個問題；劉瑜和秦暉（含其夫人金雁）都不是專業經濟學者，劉瑜分析了大量國家的樣本，從政治社會制度上比較各國包括經濟發展的成敗；秦暉金雁夫婦則分析比較了蘇東巨變之後的各國成敗；張維迎近二十年來一直在呼籲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非市場經濟國家裡的有良知的經濟學者，對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有切膚的感覺。在非包容性制度下，他們難以直白的切入這個與我們性命攸關的制度與發展的主題，他們不得不婉轉的表達。而這樣婉轉的表達也多半不能發出，因為這個話題與非包容性制度的建立者和維護者也是性命攸關的。
那些諾獎評委對非英文著作不熟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