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至1961年，貴州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說法不一。有人說餓死了120萬人，有人說餓死了150萬人。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曹樹基在《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一文中說：「貴州省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萬人，占災前1958年全省總人口1700萬的10.23%。」
1959年至1979年我在貴州省公安廳工作。據我的同事——一位在貴州省公安廳治安處做內勤、統計工作的同志提供的情況：根據全省各專署、自治州公安處、局治安科上報的數字彙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共餓死250多萬人，占全省災前總人口的14.7%。這是官方的統計數字，儘管各地、州、市、縣上報時縮了水，但這是當時唯一信得過的數據。
此數據，還得到1961年6月至1967年1月造反派奪權時為止當過貴州省公安廳治安處長的×××同志的證實。他1980年代後期到北京同我談過此事。他說：1959年至1961年全省共餓死250多萬人。1962年初，治安處根據各地公安機關治安科上報省公安廳治安處的材料，由治安處匯總，以中共貴州省公安廳黨組名義，向中共貴州省委遞交報告，後來得知省委上報中央時，只報了210萬人，瞞報了40多萬人，省委讓公安廳也以這個數上報公安部。
全國餓死人情況嚴重，數量多，占人口比例高的有四川、河南、安徽、甘肅、貴州、青海、河北、山東、湖南、廣西等省區，富庶之地的江蘇、浙江、廣東等省也餓死了不少人。造成如此嚴重餓死人情況，與各地封疆大吏緊跟不緊跟極「左」的政治路線有極大關係。比如，四川省的李井泉，河南省的吳芝圃，安徽省的曾希聖，河北省的劉子厚，貴州省的周林，甘肅省的張仲良，青海省的高峰，山東省的舒同等省委的第一把手，都緊跟毛澤東的腳步，跟得越緊，帶來的災難就越大，餓死的人就越多，這已經成了定律。
周林，貴州仁懷人，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書長，1950年6月任貴州省委常委，1956年7月任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長。周林在「大躍進」年代，高舉「三面紅旗」，在全省掀起了共產風、虛報浮誇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和生產瞎指揮風。「五風」肆虐，又以共產風為主，摧殘了廣大農民，破壞了農村生產力，這是造成大饑荒的直接原因，也是大饑荒年間的災難之一。據楊繼繩先生的專著記載：周林「創造了兩項影響全國的經驗。一個是關於糧食方面的經驗。」當時貴州一些地方出現大量浮腫病人和餓死人的情況，在這種極端困難的時候，「中共貴州省委在1959年8月27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了一份粉飾太平的簡報。簡報主要內容是：1.糧食問題，說糧食緊張情況，已經徹底得到解決」，「目前必須想盡一切辦法，抓緊糧食生產，確保秋收作物豐收」，「把糧食徵購列為黨委一個時期的中心任務」。2.市場問題：「上半年全省市場情況，總的講是穩定的，日用工業品的品種，數量有了顯著增加」，「商業工作還在進一步貫徹中央指示，反對右傾保守，政治掛帥，大搞群眾運動，抓緊收購和銷售……力爭市場進一步好轉，迎接國慶十周年」。這一簡報「毛澤東十分重視」，在1959年8月30日，以中共中央名義向全國轉發《貴州省委關於糧食和市場情況的簡報》，毛澤東作了長篇批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及反黨分子完全看不見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主流是什麼，他們抓起幾片雞毛蒜皮作為旗幟，就向偉大的黨和偉大的人民事業猖狂進攻，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近日我們收到很多省、市、區的報告，都是邪氣下降，正氣上升，捷報飛傳，聲勢大振，如同貴州一樣。」當時正值廬山會議之後，毛澤東這個批示，與反右傾鬥爭和糧食問題聯繫起來，誰要說糧食困難，誰就被扣上「猖狂進攻」的政治帽子，從而加劇了人民的飢餓和死亡。
「另一個是，有大批農民在飢餓線上掙扎，貴州省委於1960年2月16日至18日，召開地、州、市委第一書記會議，主要討論農村公共食堂問題。這個會不是解決食堂缺糧的問題，而是閉眼不看現實，向中共中央報告了《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的報告》，」報告稱：「我省農村公共食堂現有13萬多個。是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80%左右」。接著總結了5個特點：「鞏固地樹立了貧農、下中農的領導優勢；基層幹部和黨團員一律參加了食堂，和群眾打成一片……以人定量，節約歸己……食堂有了自己的生產，有了家底……有的已成為生產小隊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中心，形成一個大家庭。這些地方，人民公社得到鞏固……顯示了食堂的優越性和重要性，確是鞏固人民公社制度的主要陣地……為建設新村創造了前提條件。」貴州省委這一報告，毛澤東極為欣賞，他在1960年3月6日批示，以中共中央名義再一次下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他在批語中說：「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報告，寫得很好，現發給你們研究，一律仿照執行，不應有例外。」毛澤東還說「貴州這一篇食堂報告，是一個科學總結」。
1960年是大饑荒最為嚴重的一年，也是貴州餓死人最多的一年。當農民在飢餓和死亡線上掙扎的時候，貴州省卻送上這樣一份報告。這一批示，不僅害了貴州農民，也害了全國農民。
貴州省餓死人最多、最嚴重是1959年至1960年5月，當時，我正在省公安廳辦公室研究科工作，辦公室主任劉世傑同志指派我到遵義專區的湄潭縣和畢節專區的金沙縣，調查死人的問題。當年6月我來到遵義專署公安處，講明來意之後，專署副專員兼公安處長畢貴顯接待了我，一聽說我是來調查了解湄潭縣餓死人問題的，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視，他立即向中共遵義地委書記孟子明作了匯報，也引起了孟的高度關注，孟指派遵義地委辦公室一位副主任，公安處也派了兩位工作人員，我們四人前往湄潭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