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儘管仍稱「反黨集團」，但毛澤東為編者按語加寫的文字裡，卻點明胡風分子為「反革命」：「反革命的胡風分子同其它公開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樣，他們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權的復辟和革命政權的倒台的。」
5月，中共中央在毛澤東指示下，決定成立中央處理「胡風反革命案」五人小組，由中宣部長陸定一任組長，公安部長羅瑞卿任副組長。同年7月，中央五人小組擴大為中央十人小組，負責全國肅反運動的領導。中央機構和各級黨委也成立了相應組織。
6月1日，毛澤東發出指示，「通報各地黨委及中央各部門和國家機關各黨組，要他們注意所屬機關、學校、人民團（體）和部隊中調查和研究有無胡風分子，並按情況作適當處理」。據1980年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法院《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複查報告》，清查胡風分子運動共觸及2100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到1956年底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78人，其中劃為骨幹分子的23人。
6月3日，毛澤東再次發出指示：「各省市委和黨組必須認識這一斗爭的目的，不但在於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主要地是借著這一斗爭提高廣大群眾（主要是知識分子和幹部）的覺悟，揭露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國民黨特務分子，帝國主義的特務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動分子），進一步純潔革命隊伍」。——這可以視為一次交底，可注意者有二：其一，主要目的是「揭露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這是毛澤東早已預定的計劃；揭露胡風只是一種「借」助，也就是先有計劃，再找突破口的。其二，另一個目的，是要「提高廣大群眾（主要是知識分子和幹部）的覺悟」，實際就是要「敲山震虎」，借批判、嚴懲胡風分子，來警示知識分子和幹部（主要是幹部中的知識分子），促使他們進一步歸順就範，接受改造。
於是，就有了下一步的部署：「當鬥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時，就要公開號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動分子進行自我坦白，這種坦白，向小組會向大會向負責人去做或寫書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學學生和小學學生中不要去進行這種坦白的號召。」——這大概就標誌著肅反運動的開始。人們很容易就注意到，其指導思想和具體做法，都和當年延安的「搶救運動」同出一轍，這當然絕非偶然。不要中小學生坦白，其實也是接受了搶救運動的教訓。當然也有發展，比如在運動一開始就規定要打擊的「暗藏反革命」的數字：「大約有百分之五左右。」這樣的預定指標，是毛澤東慣用的手法，在此之前的「三反五反」運動，以後的「反右」運動都是這麼做的：先主觀定目標，定數目，再去抓敵人：這大概就是毛澤東的「主觀戰鬥精神」，而且發揮到了極致。
6月6日—8日，毛澤東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寫《按語》，有十七條之多（6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可注意者有四。其一，第一次公開將胡風集團定性為「以『文藝』為幌子的反革命的政治集團」。其二，對胡風和周揚等的長期論爭作出結論：否認和批駁「這不過是周揚和胡風爭領導權的個人之間的鬥爭」的說法，強調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自從漢朝的吳王劉濞發明了請誅晁錯（漢景帝的主要謀劃人物）以清君側的著名策略以來，不少的野心家奉為至寶，胡風集團也繼承了這一衣缽」。在毛澤東看來，胡風的矛頭是指向自己的，攻擊周揚等只是一種策略。其三，強化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的觀念：「切不可書生氣十足，把複雜的階級鬥爭看太簡單了」；「一大批胡風分子打入黨內取得黨員稱號這一件事，應當引起一切黨組織注意」；要「借著這一次驚心動魄的鬥爭，大大地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和政治敏感，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而使我們的革命專政大大地鞏固起來，以便將革命進行到底」。其四，再一次強調「我們批判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這一斗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同時，毛澤東為《人民日報》社論《必須從胡風事件吸取教訓》（6月10日發表）所加的文字，作出了「在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運動中，階級鬥爭更加尖銳」的判斷。這樣的由胡風事件引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尖銳」論，是毛澤東階級鬥爭治國，以後發動一系列政治運動的理論基礎，顯然具有超越胡風事件的嚴重意義。
6月12日，毛澤東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一書（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出版）寫《序言》和《按語》、《注文》，進一步指明「胡風和胡風分子確是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的代言人」，並對胡風問題的爭論，進一步作出總結：「作為一個集團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後，他們和我們的爭論已有多次了。他們的言論、行動，不但跟共產黨人不相同，跟廣大的黨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過是抓住了他們的大批真憑實據而已。」
「輿論一律論」下的裁決
最值得重視，應該認真研究的，是毛澤東在《按語》中提出的他的「輿論一律論」：「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反對強迫命令方法，堅持民主說服方法，那裡的空氣應當是自由的，『強迫人』是錯誤的」，「胡風所說的『強迫人』，是指強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們確是膽戰心驚，感到『小媳婦一樣，經常地怕挨打』，『咳一聲都有人錄音』。我們認為這也是極大的好事」，「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日」。在人民內部輿論一律又不一律，而對於敵人，「不但輿論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這其實就是毛澤東後來提出的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學說的雛形。從表面上看，似乎振振有詞；但其關鍵和實質，卻是如何劃分「敵人」和「人民」，由誰掌握劃分敵、我的權力？在毛澤東這裡，是十分清楚的：一切由黨，由黨的領袖與領導個人決定，也就是說，只要黨和領袖、領導認定是「敵人」，就可以剝奪自由，實行專政，「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在這方面，胡風案就是毛澤東親自樹立的一個樣板：毛澤東僅僅根據胡風們的私人信件，妄加推測，就指鹿為馬，宣布胡風和他的朋友為「反革命集團」，並立即逮捕入獄。從此，在毛澤東的中國，動用專政機關來解決政治、思想分歧的問題，實行文字獄，就成為合法與常態。隨著黨認定的「敵人」的範圍越來越大，主觀性與隨意性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就生活在「膽戰心驚」之中：時刻「感到『小媳婦一樣，經常怕挨打』，『咳一聲都有人錄音』」。但毛澤東說，他（當然是以「人民大眾」的名義）因此「開心」了，這正是他的目的和追求。經過整肅胡風的運動，毛澤東就終於建立了一個不斷製造文字獄的，剝奪知識分子，特別是堅持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的思想、言論自由，以至人身自由，實行「輿論一律」的思想、文化、文藝體制和秩序。胡風是這一體制和秩序的第一位殉難者，他的被捕入獄，是標誌著一個知識分子受難時代的開始的。
以後，毛澤東要做的，就是如何擴大戰果。於是，我們就看到了一個又一個的關於開展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運動的指示，由中央到底層，由地方到軍隊，等等。後來公安部長羅瑞卿報告，全國肅反運動中被審查的幹部達1800餘萬人，查出16萬反革命，9000餘嫌疑分子。事實上，絕大多數都是冤案，可謂後患無窮。
就這樣，胡風事件在毛澤東的直接干預、掌控下，由思想、文化、文藝的論爭，演變成一個肅清反革命的政治運動，以思想批判為起端，以逮捕入獄為結束。這其實也是毛澤東慣用的做法：當年延安整風就是從整頓思想作風，發展為到處抓特務的搶救運動，毛澤東不過是將他的「延安經驗」推廣到了全國。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3年發表時，由於受到搶救運動的影響，還加上了這樣的話：在文藝界黨員中，除了思想上沒有入黨的人以外，還有一批更壞的人，「就是組織上加入的也是日本黨，汪精衛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特務黨，但是他們隨後又鑽進了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組織，掛著『黨員』和『革命者』的招牌」。胡喬木說：「這些原來講話所沒有、同全文精神極不協調的不實之詞，在建國後把《講話》收入《毛澤東選集》時，完全刪除了。」但是，現在，我們在毛澤東關於胡風集團的《按語》中又看到了這樣的判斷：「過去說是一批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他們鑽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依然是「不實之詞」，思路前後一貫，就是視知識分子為敵對力量，不僅思想上是異端，而且總是懷疑他們在組織上也是異己，這樣的骨子裡的敵意，正是《講話》的基本精神，並沒有什麼不協調。
胡風們，周揚們，以及舒蕪，所有的左翼知識分子的不同派別，他們在相互博弈中，都指責對方「反黨」，而把最後的裁決權交給了毛澤東和黨中央。現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終於作出了裁決，使事情有了最後的結局，卻完全出乎他們所有的人的預料。胡風們覺得這是飛來橫禍自不消說。舒蕪在他晚年的回憶中說，5月11日《人民日報》在發表他整理的第一批材料時，曾要他去看清樣，一看自己原來寫的「小集團」現在改成「反黨集團」，還加了那樣嚴重的《按語》，就「捏了一把冷汗」。後來在三批材料合印成一冊時，又把題目再次追改成「胡風反革命集團」，舒蕪就難以接受了，「胡風成了反革命，我實在無法相信」，而且，這也牽涉到了自己：「這樣一來，我不是一個革命內部文藝思想上有錯誤而能檢討的人，成了一個從偽裝『革命』的反革命集團中『起義』過來的人，比『軍統』、『中統』的起義人員還要臭了。」舒蕪的這些追憶應該是真實的。得到毛澤東公開支持，因而應該是「勝利者」的周揚，據說也「吃了一驚」，接近他的人則有這樣的觀察：「我看他心情似乎有些亂，不像平常那麼鎮定。」還有人回憶，周揚和林默涵都多次表示：自己缺乏政治敏感，跟不上毛主席。有這樣的反應大概也符合周揚和林默涵的思想實際，毛澤東的政治想像力之豐富與出格，是任何人都趕不上的。
《炎黃春秋》2013年第4期
